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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历史的拐点-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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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商鞅觉察到了赵良背后的势力。但是,即使按照赵良的建议去做,公子驷这些人就能善罢甘休吗?再说,自己毕竟让秦国强大起来了,新的国君恐怕也得顾及这一点吧。倔强的商鞅回答道:“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后悔。当初秦国多么落后,父子男女同室而居,是谁改变了这些陋习,是我。再说前些年,我指挥迁都咸阳,扩大了旧城,建成了比鲁国宫殿还要宏伟的宫殿,这些你都没看到吗?”
这一年,孝公因病去世。
公子驷继位当了国君,是为秦惠文王。蛰居多年的公子虔、公孙贾等人立即活跃起来,指控商鞅图谋造反。商鞅跑到魏国边界,被魏国拒绝入境,他又跑回自己的封地,仓促组织了一支小军队抵抗前来捉拿他的秦军,结果兵败被捕。秦惠文王判处商鞅车裂大刑,用几辆马车拽住手脚向不同方向奔驰,把他的身子拉裂成几大块。商鞅的家人也都被杀死。
魔术表演虽然落幕,但19年变法已经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制度基础,而且这些措施也收到了奇效。所以,秦惠文王杀商鞅报了私仇之后,从国家利益考虑,还是沿着惯性往前走。“商鞅死,秦法未败也。”除了后来秦庄襄王用商人吕不韦为相,停止排斥商人和游说之士的法令以外,其余也都相沿不变。这就最终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商鞅的“法西斯”行径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提到商鞅的魔术,都是全盘肯定,赞誉有加。这种情况在“*”中达到高峰。“*”后期,为了配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的政治需要,把商鞅抬到吓人的高度,甚至于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今天纪念商鞅,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商鞅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成就已如上述。但是,如果只用单一色调涂抹他,则有碍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毋庸讳言,商鞅的措施当中,也有一些很不足取。
古人与今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对于愉悦和痛苦的感觉有相通之处。商鞅实行“法西斯”连坐制,试问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中?
商鞅彻底压制任何不同意见,要全国人都变成哑巴。为了不让人说话,甚至将赞扬改革的人也发配到边远之地,岂不是一种病态?司马迁批评商鞅这种政治风格是“刻薄、少恩”。联想起早于他200年的郑国子产“不毁乡校”,支持舆论监督的改革,不禁令人感叹。商鞅的病态作为,对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四人帮”神化商鞅,就是例证。
商鞅主张愚民,不许老百姓听音乐,也不许自由迁徙。他说,假如人民愚昧,不追求知识,就会一心一意种地。商鞅烧诗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自由黄金时代开始沉没的先兆。后来发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国人思想空间几乎丧失。从长远效果来看,这是中国长期停滞不前,创造力贫弱,现代化进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商鞅变法中的税赋改革,主要是把按田亩征税改为按人口征税,并加重徭役和兵役负担。《商君书·垦令》说:“收取人口税,加重他们的徭役,那么懒惰的人就没办法了,必须尽力开荒种田。”
关于当时秦国人生活的状况,一直存在着不同说法。《中国秦汉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于商鞅改革之后秦国的赋税有一个计算,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当时实物剥削量(商鞅时期秦国还未使用钱)占农民总收入2/3,劳役至少占农民劳动时间的1/7,全部剥削量约占农民总劳动量的4/5。所以当时国家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但农民日子并不好过,不像“四人帮”在“评法批儒”中所宣传的那样,人民“发家致富”了。商鞅的目标,是为了实现霸业而建造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一点,他做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没多久就覆亡了,为什么?根本原因是人民承受不了秦朝统治集团残酷的压迫。
                  四面楚歌
《东周列国志》这样描写赵武灵王赵雍:
身长八尺四寸,龙颜鸟喙,广鬓虬髯,面黑有光,胸开三尺,气雄万夫,志吞四海。
《东周列国志》是小说而不是信史。再说赵武灵王并没有留下*集,他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有待考证。
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知道,诸多古典小说描写武士,大都套用这些词汇。古人写文章的缺点之一,是不顾及细节,只图省事,《东周列国志》中赵雍的外貌便是个例子。
不过,龙颜其实并不好看。按柏杨的说法,“跟虾米差不多”。鸟喙呢,大概是嘴部向前突出。晚上见到这样一个人,你也许吓得半死。这副尊容,也未必是小说作者愿意见到的。
首府设在邯郸的赵国,是公元前403年从春秋时期的晋国分出来的一个国家。同时从晋国分出来的还有魏、韩两国。赵、魏、韩原是晋国的三家贵族。三家坐大了,根本不把晋国国君放在眼里,斗来斗去,晋国的国君竟然要去朝拜三家贵族。
到公元前403年,奄奄一息的大家长——东周周威烈王发挥最后一点作用和余热,在接受三家大笔贿赂之后,干脆封三家贵族的族长为国君,于是三个新国出现了,晋国淡出历史。
史学界多数意见认为,从“三家分晋”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就进入了战国时代,直至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为止。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就从公元前403年写起。
赵雍于公元前326年登基,是赵国第六任国君。
赵雍闲不住,身体也棒,喜欢深入基层调研,体验风俗民情。好在赵国并不太大,大体上是今天河北中南部到山西东部,以及山东西部这一片地方。按地盘来说,赵雍的管辖权限,相当于今日的省委书记。赵雍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跑了一圈,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原来70多年前赵国建国之初,是三国中最强大的,魏、韩都差一点。后来南面的魏国重用李悝、吴起,实行变法,逐渐强大,实力超过了赵国,并多次攻赵。赵国西南是摩擦不断的韩国,西边是虎视眈眈的强秦,东边则是强邻齐国。齐国经常攻打赵国,还怂恿小国中山国从东面骚扰赵国。赵国北面是时战时和的燕国,西北则是林胡、楼烦等胡人部落。胡人部落是游牧民族,不时袭击赵国,掠夺民众、粮食、牲口和土地。
当时人称赵国是“四战之国”,意思是环绕赵国的都是战争。
赵雍望着国家残缺的边境,想起前几代赵国君主耽误的时间,心情越来越沉重,实在不敢再往下想了。
                  “西服”的优势
从“战国”这个称谓不难猜出,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国之间关系的主旋律就是战争。天天战,月月战,年年战。正如唐代诗人王维所作《夷门歌》:
七雄雄雌犹未分,
攻城杀将何纷纷。
秦兵益围邯郸急,
魏王不救平原君。
翻开战国的古史记载,每一页都是兵戈相向、攻城略地,每一页都是血肉横飞、肝脑涂地。
这就是赵国面临的最大压力。比如中山国的国土从东面深深插进赵国国土,几乎将赵国裂为两块。这个小国丝毫不把赵国放在眼里,经常袭击赵国,使赵国如鲠在喉。赵国如果想在诸侯中确立大国地位,首先要平定中山。
公元前307年,赵雍正是怀着这个雄心,亲率大军进攻中山。出乎赵雍意料的是,赵国的兵车和步兵很快被中山军队击败。赵国不但损兵折将,连边境一些重镇也被中山占领。赵雍垂头丧气,连小小的中山都对付不了,遑论其他?
谈起战争中各国战略以及兵器的优劣,赵国诸大臣滔滔不绝者比比皆是。但是,赵雍偏偏把目光牢牢盯住了与赵国交战并不多的西胡——地处赵国西北的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很令大臣不解。林胡、楼烦等部落,没有和赵国打过大仗,属于“打一把就跑”的鼠窃狗偷之辈,因此很为赵国大臣看不起。
其实这正是赵雍的过人之处。
赵雍看中了胡人什么呢?胡人和赵国军队作战,都是骑在马上。胡人身穿短衣长裤,总之是一身短打扮,动作灵活,上马下马十分方便,开弓射箭运用自如,往来奔跑也很迅速。
赵国就不然了。赵国军队的武器比胡人精良,但绝大多数是步兵和兵车混合编制的队伍。官兵都是身穿长袍,甲靠笨重,结扎繁琐。这样的服饰很有威仪,检阅的时候耐看。但要想骑马打仗,就不便了。
当时中原各大国都是以“带甲”的步兵和兵车为主,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骑兵则很少很少,最多也不过五六千骑。
战国时的兵车,既不是今天的坦克,也不是罗马帝国的两轮一马式的“驰车”,而是四个轮子,用一匹马或两匹马、一头牛或两头牛拉的方形车。车上面站着两排兵。
进攻时千车启动,黄沙滚滚,势如排山倒海。防御时则成为一个营垒。这是兵车的优势。但是,一遇到胡人的骑兵部队,毛病就暴露出来。兵车笨重,运转困难。追击时像一群乌龟,心急如火,却无论如何追不上骑兵。还没追几步,敌人早已无影无踪。退却时也像一群乌龟,只有身陷重围,被动挨打的份。还有,兵车只适宜在平坦地方作战,地形稍微复杂一点,有个沟坎什么的,就全完蛋,更不用说翻山越岭。而骑兵呢,攻势迅猛,运转自如,速进速退,动静也轻,一般的小山小河不在话下。
再说步兵。众多步卒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无须论证。以人的两条腿,要想跑过马,那是妄想。因此,说到捕捉战机,长途奔袭,速战速决,只好甘拜下风。
赵雍对此考虑了很久,颇想采纳胡人的骑射战术,进行军事改革。要想学习骑射,首先必须抛弃长袍,像胡人一样短装打扮。短装打扮不但骑射自如,就是在劳动与生活中也很方便。但是,中原各大国是看重礼仪的国家,服装乃礼仪的重要标志,能说改就改吗?
                  李鸿章怎样看服装改革
赵雍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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