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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英雄末路之叹。
宰相韦执谊当然也有点慌，他想摸摸李纯到底是什么态度。四月中，他让陆质去做太子侍读，想模仿当初二王陪李诵下棋写字的模式，向李纯施加影响。
谁知陆质见了太子，刚议论朝政几句，就遭到李纯斥责：“陛下让先生为我讲经，为什么说其他事？”吓得陆质赶快退出去了。
最后摊牌（1）
五月，得知这些消息的二王刘柳决定绝地大反击，痛下杀手，企图一举谋夺宦官兵权，以便制服宦官。
宦官掌握军权的重大弊政，自肃宗时代就开始了，德宗更将其制度化。德宗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中央左右神策军（中央警卫部队）中尉（最高指挥官），宦官掌握军权制度从此确立，至唐朝灭亡终没有改变。此后，各地驻军为了获取特殊待遇，也请求隶属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都归宦官统帅，神策军扩大到15万人。这是宦官集团肆意妄为，左右朝政的根本。
中唐以后，宦官之所以敢于任意杀害皇帝和大臣，也是凭了这一条。其实，宦官们此时急切要拥立的李纯（唐宪宗），后来也是由于不中宦官的意，被宦官杀害了。
宦官手中掌握的神策军当时猖狂凶恶到什么地步呢？白居易《宿紫阁山北村》一诗作了形象具体的描绘。这首诗明白如话：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
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
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
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
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
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白居易是著名官员，见到神策军的附属机构的小卒子，也是两股战战，大气都不敢出。
王叔文力主改变这一极端黑暗的制度。为了夺取宦官兵权，他通过顺宗，任命老将范希朝担任左右神策军及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最高军政长官）。范希朝是当时最具威望的老将军，功勋卓著，人称战神。派范希朝接掌神策军，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同时，王叔文又委任韩泰为行军司马（军政长官助理），到军中协助范希朝统率神策军。这一来，实际权力就落在了韩泰手里。王叔文这一计谋，宦官当然看出来了。
二王刘柳想把军权从宦官手里夺回到政府手中，是一种制度进步，不能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样含混的话一笔抹杀。
这就要了宦官的命了。一些将领对俱文珍说：“范希朝统兵以后，就没你们的事了。”俱文珍暴跳如雷，决定拼了。他对宦官们说：“王叔文的阴谋如果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手里！”
宦官们马上秘密通知各地将领，不要听范希朝的，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范希朝带领韩泰到奉天（陕西乾县）视察军队，军队将领竟然没有一个出来见的。战神碰到宦官大权也不灵了。韩泰见到这种情况，大惊失色，飞马回来报告王叔文。王叔文无计可施，叹气说：“这怎么办哪？”
此时，宦官们突然以顺宗名义下发了一个文件，文件中虽然明确了王叔文仍继续担任度支、盐铁副使，但削去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如果没有这一职务，就不能到翰林院议政，更无由入宫。显然，这个文件并非出自顺宗本意，而是宦官自己做主发下来的。
这是宦官准备对顺宗下毒手的一个前奏。要想谋害顺宗，当然是越秘密越好，尤其不能让王叔文知道丝毫风声。因此，取消王叔文自由进入皇宫的权力就十分重要。
王看出了这里面的风险，非常着急，四处活动，多次要求恢复王叔文的学士职务。最后，总算争取到王叔文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设在宫内）一次。不过，翰林学士之职却永远失去了。
六月，又一严峻考验来到。剑南西川（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想扩大地盘，派副使刘辟携重金出差到长安，要求朝廷把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四川绵阳）和山南西道（陕西汉中）这三个地盘都划给他，并传话给王叔文说，如果批准，定当厚报；如果不准，必将报复。
韦皋口气为何如此之大？原来，唐朝中后期，不少节度使（藩镇）仗着兵强马壮，天高皇帝远，割据独立，子袭父职，坐地为王，甚至公开向中央政府宣战，自立为皇帝。韦皋就是强势藩镇的代表。
最后摊牌（2）
王叔文虽然身处逆境，但他断然拒绝了韦皋这一非分要求，并准备处死刘辟。韦执谊露了点口风，刘辟听说，腿快逃走。
除此之外，王叔文还建议顺宗下诏免去浙西（从江苏苏州到浙江杭州一带）观察使（地方军政长官，低于节度使，高于州刺史）李兼任的诸道盐铁转运使（全国盐铁运输长官）职务，以震慑各地节度使。
李是个贪官。他兼任盐铁转运使，专断“榷酒漕运”，把盐铁之利收入自己口袋。有人向朝廷举报，他竟把举报者活埋。
韦皋果然来报复了。他与宦官通气之后，以顺宗身体不支为名，竟然上书要求顺宗靠边站，让太子亲政。看来，光是当了皇帝还不行，还要有“势”。顺宗虽然还是皇帝，但他的“势”失去了。
韦皋犹嫌不足，还要进一步惩戒皇帝。他单独给太子李纯写了一封信，告皇帝的状。信中说：“当今皇上把大权交给王叔文、王，这些人任意胡行，唐朝基业要毁在他们手里，希望太子努力斥逐群小。”
不少节度使对二王既恨又怕，现在有人出头，正中他们下怀。于是，荆南（湖北荆州）节度使裴均、河东（山西运城）节度使严绶这两人相继跟进，也上书朝廷请求太子执政。一时间，宦官势力和藩镇势力合在一起，在朝内外互相呼应，造成了极大压力。
打击接踵而来。这个时候，另一位*宰相贾耽因与王叔文、韦执谊政见不合，称病撂挑子回家了。革新集团日益孤立。
艰危之际，改革派内部出现裂痕。有个叫羊士谔的人指责革新运动，王叔文要杀他，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气得不得了。其实韦执谊的用意，是为了缓解改革者与众多朝官的紧张。韦执谊派人向王叔文解释说：“我并不是违背约定，只是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但王叔文不能容忍，甚至想杀掉韦执谊。王、韦交恶，决策中心和执行系统脱节，也给宦官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缝隙。
此际，韦执谊的老丈人杜黄裳倒是出了个主意，让韦执宜率百官主动请太子监国。细一想，杜黄裳可谓老谋深算。但是韦执谊不但拒绝了这个提议，还把老丈人训了一通。其实，韦执谊失算了，如果这样做，可能还有机会在李纯那里多少争取一点空间，至少日后反攻倒算也不会过甚。
就在韦皋奏请顺宗让位的同时，王叔文母亲病危。按规矩，他要离职照顾母亲尽孝。王叔文感到大事不妙。他临行之前，开了个豪华宴会，请诸位学士、李忠言，以及仇家俱文珍、刘光琦等共饮，企图缓和关系，但话不投机，宴会不欢而散。
六月二十日，王叔文因母亲去世被迫离职守丧，决策指挥中心事实上瓦解。
王慌了，走马灯似的到宦官那里说情，谋求让王叔文回来复职，当然吃了闭门羹。王大为恐惧，急火攻心，一时竟中风躺倒，失去了活动能力。
宦官的清算
七月二十八日，顺宗在宦官及藩镇持续压迫下，被迫同意太子监国。二十九日，把军国政事全部交给太子处理。八月四日，顺宗下诏禅让，宣布将这一年改年号为永贞，自称太上皇，决定九日太子正式登基。
离李纯正式即位还差3天，宦官就急得不行了，开始清算。
八月六日，诏书下，贬王叔文为渝州（重庆）司户（辅佐官员）。王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辅佐官员）。这一天，顺宗还是名义上的皇帝，顺宗怎么能下诏书痛贬王叔文和王呢？这说明顺宗已完全被宦官掌控。
王本来就中风了，在万念俱灰中，挣扎着到贬所，没几天就病死了。
八月九日，27岁的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
十一月，贬韦执谊为崖州（广东琼山）司马，韩泰为虔州（江西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湖南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广东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湖南郴州）司马，是为“八司马”。
其实，宪宗在九月份曾颁布一个诏书，除韦执谊暂时未动之外，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被贬到外地任刺史。但朝官们都说贬得太轻，于是加重处分，到十一月，刘、柳等人再加上韦执谊共8人都贬为司马，再降一级。韦执谊为什么比二王贬得晚呢？一是朝廷知道他平常与王叔文意见不合，二是他的岳父杜黄裳深受宪宗赏识担任了宰相，因此处理稍宽。
当时，改革派的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回，逃过一劫。
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日，顺宗李诵去世，终年46岁。他实际只当了6个多月皇帝。这一年，宪宗下诏命令54岁的王叔文自杀。永贞革新彻底失败。
有关顺宗的死因，众说纷纭。当时一位作家李谅写了一篇传奇《辛公平上仙》，影射皇帝被宦官杀害，还描写了细节。顺宗死时，李谅就在京师，他的文章给这一历史事件留下了一种较为可信的解读。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和柳宗元的《寄许京兆孟容书》等文章，也暗示顺宗生命终结于宦官之手。
韩愈的刻薄和白居易的厚道（1）
舒芜为《韩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作序说：“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躁急偏狭，无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别热衷利禄，无恬退之心。他的诗篇当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偏狭的表现。他在诗中，一再公开地以富贵利禄教子，在儿子面前吹嘘自己的交游如何光显，就是热衷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