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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皇帝机要秘书），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由翰林学士担负这么重大的革新使命，自然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失败也就理所当然。”
假如这种逻辑成立，那么同样是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宋代，贵为宰相的王安石发动改革为什么也会失败？而唐代诸多太监连翰林学士这个名分都没有，废立7个皇帝都能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唐两个奇人
王叔文（735～806）和王（？～805）堪称唐朝一对奇人。
两人都是浙江人。王是杭州人，唐德宗李适（742～805）末年任翰林待诏（尚未安排正式官职称待诏），写得一手好书法，被德宗派去教太子李诵（761～806）写字。至今，一些文物拍卖会还有王的书法传世。王叔文是绍兴人，原任苏州司功（苏州地区辅佐官员），下得一手好棋，经人推荐进入东宫，教李诵下棋。
恰好，李诵也爱琴棋书画，师生相得益彰，其乐融融。
王这个人，《旧唐书》说他“貌寝陋”。人长得丑，但他心思活络，幽默诙谐，喜好杂耍，颇讨李诵喜欢。
王叔文是整天蹙着眉头，庄重严肃，智谋突出。刘禹锡在《子刘子自传》中说王叔文“能以口辩移人”，口才极佳。
二王性格恰好互补。王常常哄太子玩，而王叔文则“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李诵与王处得最亲热，对王叔文更敬重。
因缘际会的是，二王心思很大。两人不但洞彻时局，而且颇有文武谋略。特别是王叔文，政治才能更为突出。李诵对父亲种种作为也很不以为然——德宗心胸狭仄，贪婪成性，重用宦官，纵容藩镇，加重了唐朝危机。对此，40多岁的李诵忧心如焚。
就身边事而言，李诵最难过的是宫市和五坊小儿等弊政。
宫市是皇宫采购，宦官买东西不按规矩付款，少付多拿。后来，连少付也不愿意付了。宦官们干脆在长安东西两市安排了几百名白望。所谓白望，就是站在市场上左右张望，见到好东西就说皇宫需要，白白拿走。白望就是白拿。还有许多小偷窃贼也扮成“白望”，真假莫辨。因此，东西两市的店家们见到“白望”出动，吓得纷纷闭门谢市，长安日渐萧条了。
与刘禹锡同岁的白居易实在气不过，曾冒风险写了《卖炭翁》一诗揭露宫市黑幕，沉痛至极。这首诗多年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读者想必对宫市已经有所了解。
五坊则是饲养5种动物的地方，称为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这是宫中专门捕捉动物供皇家玩乐的处所。五坊小儿（唐朝对宫中服役的人多称为小儿）简直就是一批流氓，倚仗皇宫权势，故意将网张在人家门口或者井口。有人走近，就诬称惊动了朝廷需要的鸟雀，一阵痛打，直至拿钱来才肯罢休。
事情还远不止于此。五坊小儿没事到外边闲逛，进饭馆吃饭不给钱。不但不给钱，还在饭馆里留下一筐毒蛇，叫店主好好饲养。店家无奈，赔钱赔礼，千求万求，这帮恶人才肯把蛇筐带走。
一次，李诵与王叔文等人聊到宫市弊害，痛恨不已。他说：“此事弊端太大，我想进言，要求罢免宫市。”大家都赞成，独王叔文一言不发。
李诵等众人走后，问王叔文：“先生刚才一言不发，是为什么？”
王叔文说：“本朝规定，太子要好好学习，侍膳问安，不要多过问朝政。评头品足多了，会引起疑心。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买人心，那怎么解释？”
李诵听了连连点头。原来，德宗猜忌心强，常常不计后果轻举妄动。先前就曾发生一件大事。那是德宗登基不久的贞元三年（787），曾因宫里一件案子，差点废了李诵的太子地位。李诵一度企图自杀，幸亏宰相李泌拼死力谏才保住太子地位。李诵想起往事，不禁后怕。从此，李诵对王叔文格外器重。
王叔文在没掌权时倒还沉得住气，掌了权之后就变了一个人，干什么事都急切万分，此为后话。
李诵与王叔文、王“二王”相处十几年，除了琴棋书画之外，日常议题，大都是继位之后如何改革政治弊端。一个小小影子内阁大体成形了。
新锐干将——刘禹锡和柳宗元（1）
当然，影子内阁并非只有二王。为了实现预定目标，二王在朝廷里先后物色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知名人士，最著名的当推刘禹锡、柳宗元，所以后人又称改革集团为“二王刘柳”。二王对刘禹锡更为欣赏，密谋将来掌握大权之后，让刘禹锡担任宰相。
刘、柳两人是光耀千古的大文学家、思想家。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祖籍河南洛阳，生于苏州。21岁到23岁连登三科。贞元九年（793），21岁中进士。同年又考中博学宏词科（每次仅取三五人，韩愈考3次都没考上）。贞元十一年（795），23岁应吏部取士科考试合格。刘禹锡诗名满天下，与白居易齐名。白居易称刘禹锡为“诗豪”，对刘禹锡极为倾服，称自己写诗不敢与刘禹锡争锋。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盖乐天（白居易）平日之蕲求（追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臻（达到）其理想之境界也。”刘禹锡很多诗句，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及《陋室铭》等散文，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刘禹锡曾任管理太子图书的小官，又任淮南节度使（扬州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杜佑的掌书记（秘书），后于贞元十八年（802）调任京兆府（首都地区）渭南县（陕西渭南县）主簿（相当于县委办公室主任）。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山西永济县，生于西安，比刘禹锡小一岁，亦为贞元九年（793）进士，后又考中博学宏词科。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当时文坛评价他的文章是“精警绝伦、灿若珠贝”。柳宗元学问渊博，韩愈称赞说：“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柳子厚墓志铭》）。当时长安的政治、文化沙龙，柳宗元一到，便光彩照人；柳宗元一开口，满座皆惊服。一时间，公卿政要都想让他当自己的门生；青年才俊都以认识柳宗元为荣。柳宗元的政论、哲学论文、史学论文和散文的代表作，都是唐代290年的巅峰。柳宗元担任过国家图书馆管理员和编辑，后调任京兆府蓝田县（陕西蓝田县）县尉（县公安局长）。
贞元十九年（803），31岁的刘禹锡从渭南县主簿的位子上直调中央，担任监察御史（相当于中央监察部处级官员）。30岁的柳宗元从蓝田县尉任上调任监察御史里行（见习，与御史职权相同，薪水少一点）。
两人来到中央，和韩愈正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35岁的韩愈中进士比刘、柳早一年，任监察御史也比两人早一点。三位文豪很快成了朋友，一起讨论文学，亦为一大乐事。韩愈后来写长诗《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也说：“同官尽才俊，偏善刘与柳。”
但是刘、柳两人到任不久，韩愈突遭重挫。原因是韩愈上书抨击宫市弊端，揭露京兆尹（首都一把手）李实的罪恶，并且要求减免老百姓租税，结果触怒德宗，被贬为广东阳山县县令。韩愈一度怀疑刘、柳两人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为刘、柳当时深受太子信任，在朝廷里很红，说话有影响力。另外，刘、柳在县里工作时，是李实的下级，李实也很器重他们两人，所以韩愈产生了怀疑。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误解。韩愈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没有后台。刘、柳两人目睹韩愈此番遭际，暗暗庆幸自己能够得到太子李诵的信任，都觉得这个后台够硬，从此益发充满憧憬，真个是“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于是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激情与抱负，积极参与二王的秘密政治谋划。
韩愈后来写《顺宗实录》说，王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二王看中的其他干部还有凌准、韩泰、韩晔、陈谏、程异、陆质、吕温、李景俭等。这些30岁左右的才俊，基本是御史台（监察部）和六部衙门小官，他们在吏治、军事、财经等方面各有所长。
凌准是史学家，著有《汉后春秋》。陆质是经学家，著有《春秋微指》。韩泰、韩晔、吕温也深研先秦经典，并有经学著作。陈谏曾跟随刘晏工作，是理财家。柳宗元称韩泰“厉庄端毅，高朗振迈”。风度翩翩，又严肃端庄。但这些青年才俊有个特点，就是除了韩晔之外，大都出身低微。
新锐干将——刘禹锡和柳宗元（2）
韩晔是宰相韩休、韩幌的家族后代。在德宗时期出任宰相的韩幌还是大画家，其名作《五牛图》流传至今。
王叔文和王就是寒门了。刘禹锡的父亲刘绪是给地方官当幕僚的，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做到殿中侍御史（处级监察官员）。凌准等人也没有显赫家世。这个特点，使他们与朝中显贵产生了天然隔阂。勋老贵族蔑视他们，称他们是“躁进之徒”。
革新集团还需要在资历较深的要员中寻求支持。李诵和王叔文的目光瞄准了德宗十分欣赏的才子韦执谊。韦执谊出身世家大族，少有才名，考取进士之后任右拾遗（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翰林学士、吏部郎中（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部长助理）。韦执谊从20多岁起就因文采斐然受到德宗宠爱，出入皇宫，充当顾问，是德宗晚年最信任的六大红人之一。
有一次，在德宗生日宴会上，李诵敬献佛像作为贺礼。德宗非常高兴，当场下令韦执谊为这个佛像写赞语，并且让李诵赐给韦执谊贵重的丝织物作为稿酬。韦执谊得到李诵赏赐之后，特地前往东宫拜谢。李诵郑重地向韦执谊推荐王叔文，称赞王叔文是个伟才。韦执谊知道李诵将要登基执政，哪敢怠慢？从此与王叔文结交，日益密切。
顺宗登基
不幸的是，就在德宗生命渐近尾声之际，李诵身体状况突然急剧恶化。贞元二十年（804），就在登基前夕，李诵中风躺倒，体力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