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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祸事就从此发端，这也是元载没料到的。
唐代宗：“我们父子有饭吃了！”（1）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到代宗广德元年（763）的安史之乱，持续8年，拦腰斩断了大唐黄金盛世。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民不聊生，经济彻底摧毁。
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764），京城米价飙升到每斗1000文。据《通典·食货七》载，大乱之前的开元十三年（725），每斗米才13文，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一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应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
更恐怖的是，皇宫警卫部队一度断军粮饿肚子，竟想造反。急得代宗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坐立不安。幸亏江南未经战火，唯一的希望，就是以长江中下游的物产接济京师。
于是，唐朝恢复经济的命运就寄托在漕运（水路运输）上了。代宗急切下旨，要宰相元载解决粮食漕运问题，元载推荐不久前刚被罢免宰相职务的刘晏担此重任。代宗立即任命50岁的刘晏任御史大夫（监察部长），兼安徽、河南以东税赋、运输及粮储的最高经济负责人。
都城长安附近地区产的粮食，远不能满足当时京城上百万人口和大量驻军需要。如何把粮食运到京城，是一件重要大事。用马车牛车陆路运输，不但载重低而且牲口也要消耗，而一艘大型木帆船能运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粮食。因此，漕运成为重中之重，不然皇帝也要饿死。幸好隋朝开发大运河，为唐代漕运创造了条件。
当时漕运过程复杂之极，先是组织几千艘船只，把长江中下游产的粮食经长江运到扬州集中，再从扬州经运河进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河，再进入黄河，入黄河之后西上，经三门峡之险，再转入渭河，最终到达长安，水路蜿蜒超过三千里。
刘晏受命危难，脚踏实地，亲自沿着漕运路线，从江苏到安徽，再赴河南，最后到陕西，细致考察一遭。
映入刘晏眼帘的，是安史之乱之后的惨状。兵乱以来，很久没有整治河道了，到处泥沙淤积，河床堵塞，千里河道变成了浅水滩，水路运输犹如旱地行船。再有就是百姓死伤流亡过半，人工奇缺。三是盗贼蜂起，沿河两岸到处是匪徒巢穴。四是沿岸驻军多为骄兵悍将，粮米经过，马上截留。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漕运谈何容易？河道两岸，到处都流传着一个说法：一斗钱运一斗米。运输成本已经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刘晏心里沉重至极，他在写给元载的报告中说，洛阳附近“百户无一存”，宜阳、荥阳一带，五百里之内，居民不过千户，整个地区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也看不见炊烟，简直是一个“兽游鬼哭”的世界。正如杜甫创作于此时的《无家别》所云：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在这种情况下，漕运当然无法正常进行。
刘晏在报告中把困难向元载和盘托出，请求全力支持。《资治通鉴》说，元载“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
刘晏得到元载全力支持，自代宗广德二年（764）开始，在解决漕运问题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他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
他首先是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哪里有困难，刘晏就出现在哪里，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终于顺利通航。
在运输方案设计上，刘晏有两个突破。一是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二是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他认为，漕运全程过长，不同地域的地貌、水道、安全、人文因素差别极大。过去一只船从头运到尾，历经风险，到达目的地时，粮食还剩八成就算优等了。改为分段接运之后，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为了降低风险，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送，一站接一站，到达目的地时，100万斗米没有1斗损失。至于将散装大米改为袋装，更是一个减少消耗的创举。
在运输工具方面，刘晏经过缜密研究，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江苏仪征）开设10个船厂，建造2000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每艘船给1000缗（缗，穿铜钱的绳子，每缗1000文），用以支付材料和人工。有人质疑说，每艘船500缗足够了，投资那么多，不是浪费国家开支吗？刘晏说，办大事的不能在小地方克扣，应该选用上等原材料，并且让工匠们不愁衣食，这样造出来的船才能坚固耐用。如果处处卡钱，船的质量不好，麻烦就大了。果然，到后来宪宗、懿宗时期不断压低造船经费，物料次等，工钱极低，造出来的船薄脆易坏，漕运渐渐就废了。
唐代宗：“我们父子有饭吃了！”（2）
再说漕运最后一关三门峡。这里水流湍急，常常浪激船翻。刘晏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还研究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减少纤夫伤亡事故。每船配备30人拉纤，5人撑篙，解决了船只通行的技术难题。
在人力使用上，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用制。利用盐税雇工，减轻对农民的征调劳役。这样一来，就充分保证了漕运所需的人工。漕工则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堵塞了可能发生的跑冒滴漏。
由于综合治理措施得力，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彻底解决了关中粮荒。关中即使遇到灾害，物价也不至于飞涨了。
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他派警卫部队带着乐队到长安东渭桥迎接刘晏，元载和文武百官亲迎救命粮，向刘晏转达代宗的问候：“你真是我的贤相萧何！”
闪着金光的自由盐粒
漕运需要大量经费，每年用度几十万缗，钱从哪里来？
难不住刘晏。他还兼任盐铁使（管理盐、铁、茶的专卖），这位经济大家在食盐专卖方面展开改革，既方便了百姓，又提供了巨大财源。
唐初对盐的税收不太重视，安史之乱发生后，朝廷财政困难，一个名叫第五琦的高官开始推行食盐政府专卖制。办法是，所有盐户都到政府注册，由政府确定生产计划，生产的盐全部由政府购买，私自卖盐给商人的，抓起来坐牢。然后，政府官员把盐运到各地，由政府开店把盐卖给民众。总之，官产、官运、官销，各级盐吏大包大揽。政府这样做，虽然筹措了部分资金，但是产生了三大弊端。
一是各级官员上下勾结，贪污*，这是官商一体的通病。二是政府直接从事商业，效率奇低，百姓大吃苦头。比如销售点少，不管老百姓远近。再比如盐多卖不出去，硬把盐摊派到老百姓头上，盐少又不见踪影了。三是由于上述种种弊端，税收难以持续增加。
刘晏把官产、官运、官销改为民产、官收、商运、商销，这就变成间接专卖制。他撤销了很多基层监管生产的小吏和冗员，百姓生产食盐的环节放开，但生产的盐仍由政府统一收购，储存在盐场里，然后向商人批发。商人买到了盐，自由运往各地自行销售，不受限制。这样，产、运、销三环节全部由私人进行，国家只从购销的差价中获得税收，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刘晏还奏请罢免了各州县设置的对食盐的“过境税”，使食盐的生产和流通蓬勃发展。
另外，在距离产盐区较远的地方，刘晏下令设立常平盐仓，平时备盐，应对盐荒，避免盐商囤积居奇，哄抬盐价。他在主要产盐区设立13个巡院，在其他地区设立10个盐监，专办盐务，负责调研和执法。另外还在各交通要道设立几千个盐仓，储备食盐，哪个地方盐脱销，可以就近调运供应。
由于他的措施适应市场需求，唐朝盐税从第五琦时期的60万贯急剧上升到600多万贯，税收增加10倍，超过唐朝所有税收的一半。漕运经费、宫廷费用、军费、官员工资，都仰仗盐利所给。
刘晏创设的食盐间接专卖制，为以后各个朝代采用。从五代到宋，直至明清，虽有部分变动，但实质上一直是这个办法。
市场之神
刘晏在各地都设立了巡院，作为经济信息基地，并以高报酬招募大批善于奔走的信息员（当时叫“疾足”或“驶足”），传递经济信息。为此，还在巡院和京师之间设立了专门的驿站，负责接应信息员。此前，邮递由富人把持，送信算服徭役。穷人在服徭役期间送信，邮递效率很低。由巡院、驿站以及专业疾足送信，是刘晏对唐中期通信制度的改革。
各地生产态势、物资余缺、物价变化、气候异常、市场心理等等信息，都要通过疾足上报，以便采取措施，调剂余缺。刘晏据此发布命令，再由疾足传回各地执行，以保持供求平衡，物价稳定。
古代交通不便，不少地方和京城距离遥远，再“疾”的“足”，往返也要十天半个月。遇到粮食收获季节或灾害突然发生，政府买进卖出机不可失，怎么办呢？
刘晏自有奇招。
他责成交通方便的产粮州县，统计出最近几十年粮食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的历史数据。然后，把收购价格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为5等，把收购数量按从多到少的顺序也排为5等，这样产生了两排数字。这些数字上报议定之后，就作为各地政府收购粮食的依据，以便及时收购。
具体做法是，价格最贵的一等价格的粮食（高价），按收购量最少的第五等数量收购（少收）；反之，价格最低的第五等价格的粮食（低价），按收购量最多的第一等数量收购（多收）。第二等价格按第四等数量收购，第三等价格按第三等数量收购，第四等价格按第二等数量收购。收购要抢时机，不必等候批示。这样一来，在那些粮价低贱的地区，就能够把粮食尽量多收购到手。
这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模型在经济上的应用，有如后来华罗庚运用数学模型创立的“优选法”、“统筹法”。
这个在经验基础上产生的解决问题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