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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秒钟，从而才使汽车失去控制的呢？”
基里洛夫耸了耸肩，回答说，他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作这样的设想。
“那么，那个过路人说他看见了伊万诺夫在同司机争夺方向盘，还听见了叫喊声，又该作如何解释呢？我传讯了那个过路人，这是他的证词。他对您也是这样讲的。”
“伊万诺夫并不否认他夺去了司机的方向盘。见证人讲的是可信的。”基里洛夫回答说。“至于伊万诺夫为什么这样作，我同他谈话时不可能彻底弄清楚，因为他当时还很虚弱。”
“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今天把他请来了。”费拉托夫说，然后又问：“公共汽车是离出事地点多少米刹车的？”
“根据行动组绘制的示意图，”基里洛夫指了指侦查员办公桌上的文件，“公共汽车距出事地点６２米。”
“这距离还很大嘛，按公共汽车和自卸汽车当时的速度，它们完全可以刹住，不会撞车。”
“对。”
“那伊万诺夫向您断言，说他夺方向盘是为了避免同公共汽车相撞，不是就没有根据了吗？”费拉托夫问。
“他们可能晚几秒钟相撞。”
“可实际上并没有相撞。我们现在很难说，如果两辆车继续开下去，究竟会不会相撞。可轧了女公民阿福尼娜是事实，而且轧死了。”
“对，是这样的。”
“我还要对您提一个问题，基里洛夫同志。您作为一个交通事故鉴定家同时又是见证人，您看女公民阿福尼那被轧是不是伊万诺夫转动了方向盘的结果？再准确一点：如果伊万诺夫不夺方向盘的话，阿福尼娜就不会被轧死，您说是吗？”
基里洛夫觉得很难回答。这实质上就是问他，阿福尼娜的死伊万诺夫要不要负责。
“我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他终于说。“这谁也不知道！可汽车是由于驾驶员死亡才失去了控制，这点是确实的。其根据是医学鉴定的结论。”
“司机是后来死的，”费拉托夫提醒道，“后来！转弯的时候司机还活着！”
“我问医生这个问题，”基里洛夫表示不同意，“案件档案里写得有。”他又指了指那些文件，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觉得自己的态度不像一个公正的见证人，倒像是伊万诺夫的辩护人。“医生说，出现脑溢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死亡之前，一般都先失去知觉。汽车失控的原因就在于此，说伊万诺夫的行为合理——即使他只是为了救自己，其根本也在于此。不错，他没有弄好，但这与其说是他的罪过，不如说是他的不幸。”
费拉托夫也感到了中尉所持的这种辩护者的立场，他不满地摇摇头，但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往门户边走去，并改用‘你’来称呼基里洛夫，好像正式谈话已到结束。
“就这样吧。我再同伊万诺夫谈谈。你坐在这儿听听，也许会听到什么新东西。”
伊万诺夫进来了，他用镇静的目光看了看屋里的两个人，向费拉托夫问了好，然后不等主人让坐便坐到了离办公桌稍远一点的一把椅子上。费拉托夫为这种他看来是不礼貌的行为皱了皱眉，但没有说什么，心想主人一般总是要先让坐的，他平时接待来访者也是这样。“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大学物理系学生，生于……”费拉托夫进行初次传讯的例行公事。
基里洛夫瞧着伊万诺夫那张显然已变得红润起来的脸，怎么也看不出它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可能是他具有某种内在的力量？”基里洛夫想。“对了，他是大学物理系学生。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总是在沉思。”
“维克多？瓦里耶维奇，”基里洛夫听到费拉托夫开始提问了，“请把出事前的情况讲一讲。”
“好的。不过您先接电话吧。”
基里洛夫敢发誓，伊万诺夫确实是先说这句话，然后电话铃才响的。费拉托夫听见这句话时也有点莫名其妙，他正准备就此责备伊万诺夫时，桌上的电话果然丁零零响了。费拉托夫更加吃惊了，他拿起听筒，打电话的是一个很熟的人，谈的是非常一般的公务。毫无疑问，这个人不可能把这次电话事先告诉伊万诺夫。因为，费拉托夫放下听筒以后，很注意地盯了伊万诺夫一眼。可是，正当他想问问伊万诺夫是从哪儿知道刚才会有人打电话来时，伊万诺夫却先作了回答。
“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谈。您不是要我讲讲车祸发生前的情况吗？我已经跟中尉讲过了。”伊万诺夫指了指基里洛夫。“不过我是可以再讲一讲。我能感觉到司机快死了。如果我不抓过方向盘，汽车就会加快速度，我们也就会同公共汽车撞上。我甚至能预料，如果撞上，公共汽车上哪些地方的乘客会被撞死。而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倒不会受很重的伤，因为我还来得及跳车。那样的话，我怎么也不会住医院了。”
中尉和侦查员都吃惊地望着伊万诺夫。他的语调充满自信，于是基里洛夫不由得又像刚才那样琢磨起来：他的样子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费拉托夫脸上吃惊的表情则很快就消失了，又变成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因为他似乎想起来了，他在这间办公室里曾多次听到过这些不足信的话，而他作为一个侦查员，其任务就是要去伪存真。因此，他以那已经成了职业习惯的倔犟劲儿，重新又把审问的主动夺回到自己手里。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请把您那长长的、我还没全弄懂的解释分开来谈。首先请回答我，您根据什么断定司机快死了？”
“那我又根据什么告诉您刚才那次电话呢？”伊万诺夫以问代答。
“我不知道。”费拉托夫仍然很镇静。“可是某种偶然性，对吗？那这样吧，您就把这两件事给我解释一下。”
“很难解释。就算我不过是能感觉到任何运动的逻辑而已。”
伊万诺夫不作声了；费拉托夫现在则已不急于提下一个问题，虽然他并不打算改变预定的谈话步骤。
“好吧，既然您很难解释，那我们就认为您无法解释。”好像是为了阻止伊万诺夫正要表示的抗议，侦查员立刻又接着讲：“请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您断言，说如果您不抓过方向盘，不改变他的方向，自卸汽车就会加快速度并撞到公共汽车上？”
伊万诺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因为发动机的声音已经变大了。汽车已经开始加速。并且，它可能撞上公共汽车这一点，我还感觉到了。”
“您回答的前一部分是可以解释通的，”费拉托夫表示同意地点点头，“司机失去知觉以后，绷紧的或者是松驰下来的脚的重量就会落到油门踏板上，也就会增加发动机的转速。这一点我能接受。可您回答的后一部分……说您能说出在您所预料的撞车事件中，公共汽车上的哪些乘客会被撞死……对不起，这简直是玄学了！”
“电话，”伊万诺夫突然说，“马上就响……”
电话铃果然又响了。费拉托夫拿起听筒，显然很不高兴地答着话，同时又不得不掩盖自己吃惊的心情。谁知电话是妻子打来的，问他什么时候回家，费拉托夫只好把语气缓和下来。接完电话后，他不再怀疑伊万诺夫猜中电话是什么预谋了。他放下听筒，对伊万诺夫说：“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您确实对电话铃有预感。这点我承认。”
“不只是对电话铃。”
“怎么，您是要我们相信您预感到有自卸汽车会同公共汽车相撞吗？可是根据交通事故鉴定专家的看法，撞车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能预感到任何开始的运动会得到什么结果。电话铃声是电流以及磁场运动的结果。这一运动是在电铃锤撞击铃盖以前开始的。我能感觉到这一运动。同样，我也能感觉到大脑中的生物电流。所以当时我准确地知道司机快死了。”
费拉托夫不相信地摇摇头；基里洛夫却前倾着身子，聚精会神地瞧着伊万诺夫。
“那也没什么，”费拉托夫一边说一边翻着面前的档案夹，“我们从您学校里得到了您的鉴定，上面说您‘善于思考，具有准确的物理上的直觉，能迅速掌握学习材料，有卓越的数学才能……’等等，等等。总之，是把您作为一个好的物理系学生来夸奖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您对于物理现象的磁场和电波也具有这种直觉，是吧？”
基里洛夫看见伊万诺夫淡淡一笑。
“可是我们，”费拉托夫继续说，“我们研究的不是看不见的电波，而是明显可见的事物：自卸汽车没有同公共汽车相撞，也不可能同它相撞。您说可能相撞，却拿不出证据。”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伊万诺夫说，“我可以用简单而又看得见的方式证明自己有预知运动结果的能力。”
费拉托夫耸耸肩，似乎是允许伊万诺夫试一试。伊万诺夫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５戈比的硬币递给费拉托夫。
“把硬币抛出去。只要您事先告诉我您是怎样拿着它的，是鹰朝上还是字朝上，我就可以准确地预先告诉您它落下来的情况。”
费拉托夫暗暗责备自己竟同意和这样一个人玩“鹰与字”的游戏，这个人眼看就快成为审讯对象了。尽管如此，他却无法抑止自己的好奇心，很想看看这个简单的试验的结果究竟如何。他见基里洛夫的兴趣也不亚于他，于是便接过硬币，并在抛出去以前对伊万诺夫说：“据我所知，如果抛很多次，硬币落地后是鹰朝上还是字朝上，其或然率是完全相同的，都是百分之五十。您猜中的或然率，大概也不会比这大。”
“我能百分之百地预先说中。手里的硬币哪面朝上？”
“鹰朝上。”
“抛吧！”
硬币被抛向空中，翻滚着往上飞去，在硬币落地之前，伊万诺夫便说：“鹰。”说罢若无其事地扭过头去，那样子，好像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