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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自杀、跳水失误、触电和踢足球受伤；因此出现了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为不断提供国家控制的尸体而进行的恢复死刑的努力，在法庭上败了阵。自愿供献器官纲领的实施也不太令人满意，因为大部分供献器官者都是死刑罪犯。他们签名供献器官，是为了获得提前从狱中释放：一叶肺减刑５年，一只肾减刑３年，等等。在这一条款下，获释的囚犯并不受郊区居民的欢迎。与此同时，对器官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事实上，如果不迅速采用某种措施，许多长者就要死亡。于是，４个党的参议员联盟冒着为数不多的偏袒青年的参议员阻碍议事的威胁，强迫上院采纳了器官征募法。这一立法在众议院很容易地获得通过，因为在众议院中谁也不理会需要投票表决的法案条文，而且，关于这个法案，人们曾经传说，如果得到通过，那么只要有政治吸引力的任何过了６５岁的人，都可以指望多活二、三十年。对一个众议员来说，这意味着转眼之间可以连任１０届到１５届。当然，法院提出了反对，可是那有什么用呢？最高法院的１１名法官的平均年龄是７８岁。他们是世间凡人，终不免一死。他们需要我们的血肉。假使他们现在抛弃了器官征募法，那他们就是签署了自己的死命状子。
我在大学当了一年的反器官征募运动主席。我们是躯体神圣联盟在国内组织的第６个或第７个地方分会，是名副其实的积极分子。主要活动是在器官征募委员会办公室前面来回游行，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
卫护肾的机能
和：
躯体是人的堡垒
以及：
征募器官的权力即毁灭生命的权力
可是，我从来没有采取过像用炸弹炸掉器官移植中心啦，或者劫持冷藏卡车啦等暴力行动。和平鼓动，这就是我们的格言。一次，有两个成员想让我们转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方针，我便做了两个小时的即席发言，申明采取稳健行动的理由。不消说，我一达到了条件，便被征募了。
“我理解你对征募所抱的敌对情绪，”我的大学顾问说，“为交出躯体上的重要器官而感到不安，当然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你应当考虑到它所带来的补偿的有科条件。一旦你献出了一个器官，你就会列入６－Ａ等级，成为优先受植者，并且永远载入６．Ａ花名册。你当然懂得，这意味着即使你个人和职业上其他资历并不符合标准（比方说，你的前程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而沦为体力劳动者），一旦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有权利享受器官移植。一般说来，如果你得了心脏病。你不会首先得到惠顾的，但是，你的优先受植者的地位将解救你。你将得到再生，我的孩子。”
我指出了这件事所固有的谬误。随着应征者人数的增加——这将会囊括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最后，每个人都由于供献器官而取得８－Ａ优先受植者的地位，优先受植者一语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又有什么用呢？献过器官者的健康恶化时，每个人都会把赌注押在器官移植权利上面，这终将导致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到时候，他们为了在６－Ａ等级中决定谁先谁后，不得不根据个人以及职业上的成就来排顺序。我们就又会回到现在的地位了。
肾脏同种异体移植前和移植后头４个月内，接受抗淋巴细胞球蛋白（ＡＬＧ）疗法的患者的病程。供献器官者是患者的兄长。没有出现早期排斥反应。手术后４０天开始强的松治疗。球蛋白治疗停止后，不知不觉地突然出现了后期排斥反应。对这一反应进行了类固醇治疗，剂量在维持量内缓慢增加。这种治疗，在２０例接受ＡＬＧ治疗的家族内植片受植患者中，仅有２例推迟了并发症的发生。在对其后的病例观察中，其比率之低大致相同。（原载《妇产科学》１２６期，１９６８年，第１０２３页，经准许摘引如上。）
于是，今天我准时到了器官移植厅，进行身体检查。我的几位朋友认为我前去报到是一种失策。他们说，如果你想抵制，那就应该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上进行抵制。用纯粹理想的（和意识形态的）话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话是对的。等着让他们说：“我们需要你的肾脏，年轻人。”到那时候，如果我最终选择了抵制这一条路的话，我就可以抵制。（我为什么左右摇摆呢？难道我不是完全相信整个器官征募制度是不公平的吗？我不晓得是否公平。我甚至确定不了我是否在摇摆不定。前去报到体检并不当真就是出卖给这一制度。）我终于去了。他们用手叩叩这里。用Ｘ光照照那里，又瞧瞧别的地方。请张开嘴巴。请弯腰。请咳嗽。请伸出左臂。他们叫我在一套诊断机前面走过，我站在那里等着红灯闪光——歪一歪，走吧！——然而，像预料的那样，我的健康情况完好，合乎应征条件。之后，我见到凯特，我们手拉手在公园里漫步，观看落日的余晖，商量着一旦下达了召令，而且真的下达召令时，我该怎么办。真的？那是痴心妄想，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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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引以自豪的另一件事情，是不成双器官的自愿捐献计划。这与征募毫无关系。征募——起码到目前为止——只是征用成双的器官，即献出之后不会危及生命的器官。过去２０年以来，随便走进美国哪一家医院，签署一张简单的让渡书，就可以让外科大夫给你开刀。眼睛、肺脏、心脏、肠子、胰腺、肝脏——任何器官，你全都可以给他们。这种办法常常称为较为单纯时代的自杀。特别是在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它遭到了社会的反对。现在我们劳动力过剩了，尽管从本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而取代劳动力的机械化装置和过程的发展，却相当迅速，甚至成几次幂地发展。因此，这种自愿全部捐献被认为是对社会最有效的功绩。它把年轻的健康躯体从劳动大军中除去，同时还保证了年长的政治家主要器官的供应不会相对减少。当然你要自愿捐献的话，那你必定是发了疯，可是在我们社会里，从来不缺少疯子。
如果凭了某种侥幸，你在２１岁的时候并没有被征募，那你就安全了。人们告诉我，确有一些人进出过罗网。现在在全部征募库中，我们的人数超过了需要移植的患者。可是比率在迅速地变化。相对来说，征募立法还是比较新的立法。不久，他们就会使合格的应征者库趋于枯竭，那时又怎么办呢？如今出生率低下；潜在的应征者数目有限。死亡率则更加低下；而对器官的需求则是无休无止的。如果我要活下去，那我只能给你一只肾；可是，由于你不断地活下去，可能不只需要一次肾移植。一些受植者可能需要五六副肾和肺，直到他们最后活到１７０岁左右，再也没有希望进行修补为止。又由于器官捐献者在生命后期也开始征用器官，对２１岁以下的人群的压力甚至会更大。需要移植者的人数将超过能够捐献器官的人数，应征者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宰割。然后呢？唔，他们就把应征年龄降低到１７岁，或者１６岁，甚至降到１４岁。即使如此，那也只是短期的解决办法。捐献的器官迟早会不够分配的。
我是留下来呢，逃跑呢，还是到法院申诉呢？时间快没有了。再过几周，召令肯定会下达的。我不由地觉得脊梁骨上有一种难耐的感觉，似乎什么人在一声不响地锯我的肾脏。
同类相食。本世纪初，古人类学家在北京东南２５英里龙骨山的周口店，发掘了一个洞穴，发现了北京人的颅骨化石。头盖骨是从底部断裂下来的。这使得龙骨山发掘工作指挥弗兰兹·魏登里希推测，北京人是食人肉者。北京人杀掉同类，从头盖骨底部的开口把受害者的脑浆吸出来，烧熟了享宴一番——现场还有炉子和木炭——然后把头盖骨当做战利品放在洞穴中。吃敌人的肉来吸收他的技艺、力量、知识、成就和美德。
人类花了５０万年的时间，才从同类相食的习性中挣扎出来。然而我们并没有丢掉往昔的渴求，对吗？吞噬那些比你年轻、健壮、敏捷的人，以图有所收益，依然是心安理得的。我们仅仅是改进了技术而已。因此，他们现在生吃我们，那些老家伙，他们把我们吞下去，吞下一个器官又一个悸动着的器官。这难道算是改善？
起码来说，北京人还是把肉煮熟了来吃的。
在我们美好的新社会里，大家都平等地分享医学成果。那些身立功勋的年长公民，不必虑及他们的美德和声望将只会以冰冷的墓穴作为报答——我们一直在赞美着墓穴。所有的人对于器官征募都非常高兴——当然，几个扫兴的被征募者例外。
棘手的是优先权问题。谁得到贮存的器官呢？他们有一套精心炮制的系统，以便规定各种等级。假如利用一台大的计算机进行抽签，就能保证绝对的、神奇的公正。你用优秀的工作成绩获得拯救，职业上的成绩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善行，使你获得沿阶梯把你推上去，一直达到最高优先等级，达到４－Ｇ或者更高的分数。毋庸置疑，分级系统是不偏不倚的，也是公正地分级的。可是，这种分级究竟是合理的吗？它为什么人的需求服务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１９４３年，北非的美国军事人员，缺乏新发明的药物青霉素。有两部分士兵需要用它治疗：在战斗中负伤而感染的士兵和生性病的士兵。一名低级医官出于显然的道德原则，决定负伤的英雄比放纵自己的梅毒患者更需要治疗。但是，责任医官否决了他的决定。他说，如果治疗性病患者，那他们会更快地恢复健康投入战斗。此外，倘若他们得不到治疗，他们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