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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从来就不相信说话需要留有余地。
这一年？月，祖父病重。就在我日文班毕业后三个星期，他便与世长辞了。他逝世前，我到勿拉士巴沙路探望过他好多次。他跟养女住在这条街上。他的境遇使我很难过。这不仅是因为他疾病缠身，而且是因为他活着看到眼前的世界怎样崩溃和瓦解：英国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竟然栽在日本人手中。英国海军、英国船长以及他们严明的纪律、卓越的表现和海上霸权，都被样子古怪的日本人一举摧毁。他老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种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居然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达官贵人。当我眼看着他陷入昏迷状态的时候，我心里想，如果他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便离开人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祖父战前在新加坡这个英国殖民地建立起来的关系如今都失去了。不过，他倒有一个日本朋友，就在他去世后几天，父亲便登门造访。日本占领时期的困苦日子，使父亲变得认真严肃。他变得更有责任感。他在日本军部找到一份工作，负责管理石油供应。在他要求下，同时也是出于对我祖父的尊敬，祖父的朋友下田给我在这个日本人当道的新世界里，安插了一份工作。
战争爆发时，下田被英国人监禁起来，送到印度去。但是他在双方交换平民时回到新加坡，把战前的公司恢复过来。这就是下田公司。他把公司迁移到英国人留下的一个大型办事处，面对着莱佛士坊，这里正是贸易商行的黄金地带。我在下田公司担任书记，日常工作是誊写内部文件，同时负责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联系。我学习怎样写日文书信，并用复写纸留下书信的副本。我也照皮特曼氏的英文打字指南学习英文速写打字。
战争的持续造成纺织品不再是基本商品，货轮也很难找到。六个月之后，下田便面对纺织品供应短缺的难题。由于纺织品来源少，日本人成立了一个称为“组合”的行会，以控制纺织品的配给。这一来，下田不得不结束营业。他把职员遣散，心里头却老是愤愤不平。
下田公司关门后，我在莱佛士坊的另一边找到一份工作。这次是在一个控制米油糖盐等粮油和调味品以及烟草、香烟的“组合”担任书记兼打字员。我的薪金是以军用票支付的。这种日本钞票印有椰树和香蕉树的图案，后来便被称为“香蕉票”②由于票面上没有编号，因此逐月贬值。我的待遇折合实物，相当于10斤（大约15磅）白米，还有糖、油和香烟，以香烟最值钱。这些配给品比日本钞票好得多。因为随着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这些东西货源越来越少，购买时需付的“香蕉票”就越来越多了。
当上了编辑
我在这个“组合”里工作了八个月左右。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由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乔治·竹村主持面试。他长得又高又瘦，皮肤白皙，满口美国腔英语。在他手下工作的日本人都称他为Ji—oh—ji。他不穿日本军官的制服。原来他是日本军政府里的一个文官，有五颗蓝星的官阶，相当于大尉（上尉），他谈吐温和，倒是个正派人物。他对我的英语表示满意，决定聘用我。我感到高兴，总算找到一个英语能派上用场的地方了。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
傍晚时分，无线电信号不清晰。由于接收效果差，许多宇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不见宇影。我必须辨认这些字，并根据上下文，把缺的宇填上，就像猜字谜一样。接着，我把各个战线发来的电报分别整理成新闻稿，然后从国泰大厦顶层送到底层，由那里的工作人员修改后送去广播。我从1943年末开始工作，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工作了大约15个月。
这期间，我过着颇为反常的生活。我的工作从东京时间晚上七点（新加坡时间傍晚五点半）开始，一直到天亮。无线电接收效果要到东京时间午夜12点左右才会好起来，所以从晚上七点到午夜12点的第一班，工作虽辛苦，却可以早点回家睡觉。从午夜12点到第二天早晨九点这一段时间，工作分为两班，当中有两三个小时的休息。这个时段无线电接收效果比较好，所以较少为漏字或模糊不清的字伤脑筋，可是睡觉的时间却不正常。
然而比工作时间安排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工作时的心理影响。一连几个小时，我脑子里装满了战争的消息，而且都是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我胆敢跟外人谈起，将冒天大的危险。国泰大厦底层驻有一支宪兵队，每一个在“报道部”工作的雇员在宪兵队里都有一个档案。宪兵队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一个人不会泄漏消息。
注：
①早年华族单身劳工的宿舍或集体居住的地方。“估俚”是方言“劳工”的意思，“间”是房子。
②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和马来亚期间，由日本军政府发行，在新马一带流通的钞票。因票面上有香蕉图案而被称为香蕉票。
第六章 心惊胆颤过日子
离职前一天，我在国泰大厦乘电梯下楼时，那位自从相识后跟我很要好的电梯管理员偷偷儿地提醒我要小心，因为我在日本宪兵队办事处的档案已经被取了出来，当局对我特别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起他们的注意呢？
从1943年末开始，粮食越来越缺乏。日本海军在中途岛之役和珊瑚海之役中，损失惨重。他们已经丧失了制海权。日本的船只屡遭同盟国的潜水艇击沉。就连白米的传统出口地泰国也无法把米销到新加坡。究其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不愿意向泰国人买米，就是因为他们没法子把米运到新加坡来。
我们只好把霉烂、虫蛀的陈米同马来亚出产的白米掺在一起煮着吃，而且还得找替代品以补不足。我母亲就像许多人的母亲一样，充分利用我们所能取得的一点玉蜀黍和粟米，以及我们平时连碰也不想碰的蔬菜，如番薯和木薯的嫩叶，加进椰浆煮成菜肴，吃起来倒是很可口。这些食物看起来量很多，却没有什么营养，难怪我和弟弟饭后一小时，肚子又饿了。肉类简直成了奢侈品。牛肉羊肉很少见，猪肉比较容易买到。我们可以自己养鸡，可是谈何容易，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吃剩的东西可以作饲料。
在日本占领时期，我母亲足智多谋的天赋受到严峻的考验。由于通货膨胀，我和父亲与弟弟金耀的薪水合起来还是微不足道，她便开始搞各种各样的生意。她出身于海峡土生华人家庭，自小学会烹饪和烘烤。首先她做糕来卖。不久面粉和牛油缺货，她就改用木薯粉、米粉、硕莪粉、椰浆和椰糖作原料。她也用鲜奶制成炼奶。她是一个烹饪能手。后来我当总理时，她为了打发时间，便给外国人的眷属，包括外国使节的夫人教有关海峡土生华人的烹饪法。接着她出版了《李夫人食谱》一书，这本书直到她逝世后销路还很好。
市面上样样东西都供应不足。汽车从道路上消失了，只剩下日本军方和平民要员的汽车还在行驶。少数本地人虽有汽车，却买不到汽油。的士改装后用木炭和木柴驱动。脚踏车的外胎和内胎不久也用尽，本地制造商只得生产实心的硬胎。用硬胎骑起来，车子颠得很厉害，但总比骑在钢圈上好得多。
到1944年初，我的脚踏车已经靠硬胎转动了，可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由于汽车、罗厘和巴士很少，在路上骑脚踏车可以通行无阻。纺织品也很缺乏，于是我们把窗帘和桌布改制成长裤和衬衫。穿短裤也有好处，不但能节省布料，而且穿起来很凉快。当时，电力供应不足，风扇哪里用得上？所有进口货都变得很宝贵。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买卖赚大钱的暴发户和日本军官的欢迎。酿酒厂在本地纷纷设立，生产本地的白兰地、威士忌，以及用米、木薯、番薯或粟米酿制的华人爱喝的各色杂酒。有些很不错，有些很难喝，有些喝了会中毒。
这期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1944年年中，严重的程度使我不能再靠薪水过活了。解决办法倒有一个。虽然我平时得到米、油、食物和香烟的配给，但是到黑市去做经纪人却能有较好的额外收入，而且赚钱也比较容易。由于市面上存积的战前英国药品一天天减少，这方面的黑市买卖显得很活跃，最珍贵的药品要算是英国梅与贝克公司制造的“磺胺氮苯693”了。其他有利可图的东西就是尊尼沃克威士忌和轩尼诗白兰地等名酒，还有密封的50支罐装英国香烟、首饰、地产和海峡殖民地货币。
黑市经纪人的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谐街和莱佛士坊附近的珠烈街。1944年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学习怎样囤积各种物品，尤其是价格低廉的小首饰。买下后，搁上几个星期再卖出去，价格肯定会上涨。如果你有好的关系，钱是很容易赚的。一方面，你会看到过去的中产阶层人士，为了活命不得不把祖传宝物拿出来变卖。我母亲认识不少过去富贵人家的太太小姐，她们在新加坡粮食日益匮缺的时候，需要变卖首饰和房地产。像我这样的经纪人，就会把这些东西卖给另一些人。这些人希望把东西卖给急于把香蕉票转换成较有长久价值的东西的日本平民，或是把它们送给负责发出合同的日本军官。
生存的关键往往在于偶然的机遇。这期间我开始经营一种生意，它改变了我一生的历程。我在从事黑市买卖时，遇到莱佛士学院的理科毕业生杨玉麟。战前他在华侨保险公司任职，这家公司设在珠烈街的华厦。我和杨玉麟经常到谐街一家由客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