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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孩子。
爸爸是一个十分自我的人，他有自己的消遣方式，很少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在妈妈生了我以后，爸爸多了一个玩伴，平常不写东西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在床上乱滚，把我揉来揉去，或者一只手把我托在肩膀上，在大学的校园里散步，而妈妈却在家汗流浃背地干活。记忆中，我们家的衣服都是晚上洗的，一直到现在都是，因为妈妈白天要上班，而爸爸尽管在家，他也不会来洗衣服。
在我小时候记忆中最清楚的有两个情景：一是在晚饭前，妈妈的饭还没烧好，爸爸就在书房拉二胡，拉得如醉如痴。他的二胡拉得有多好呢？举个例子吧，我们家住在四楼，有一天三楼的叔叔上来问妈妈，二胡独奏的波长是多少。因为他在家听到二胡的声音，就打开电视来找，没找到，然后又打开收音机找，还是没找到，这才跑我们家来问的，把我们都笑死了，妈妈告诉三楼的叔叔说，是在我们家现场直播。记忆中，我就在音乐声中长大的，我想，我那么喜欢音乐，大概也缘于此；第二个情景是在冬天，也是傍晚，天下着大雪，妈妈还在烧饭，爸爸带着我在楼下堆雪人。爸爸堆的雪人与众不同，大学的老师们过来过去都会笑一笑，因为他堆的雪人是有性别的——他给雪人加了一个丰满的胸。
我那时不懂事，只觉得好难看，就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爸爸好丑噢，给雪人安了两个大奶。”
妈妈听了直笑，说：“随他高兴吧！”
长大了的我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对爸爸有了一定的理解——因为妈妈的关系，爸爸对女人特别崇敬。在他的作品中，女人都是正面人物，都是担负着教育男人的责任的。所以，堆雪人，他会下意识地堆一个女人。爸爸也好像特别有女人缘，不管在什么地方，女人们都愿意和他交往，在许多女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憨厚的大男孩，所以也都肯帮助他。难得的是，妈妈一点都不吃醋，她对帮助爸爸的女人一律笑脸相迎，并且还和人家做好朋友。
爸爸极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会逢迎。懂事时常见爸爸带着一身的疲惫回来，与妈妈大谈那些人和事，妈妈只要几句话就把他的那些人和事的关系理清了。爸爸有什么想不开的，或不明白的总是和妈妈商量。妈妈就像他的心理医生，不停地给他分析，给他把握。
1982年爸爸大学毕业，他的几十个同学进了省委省政府，其余的安排在各级人民政府的下属部门。爸爸那时想进省电视台，正好也有名额。爸爸请爷爷向他的当广播电视厅厅长的老朋友打听一下，这个名额是做什么的——爸爸害怕让他坐办公室，但爷爷不干，说是不能干涉别的单位的人事。爸爸没办法，就选择了省文化厅下属的一个刊物。去省文化厅人事处报到时遇到了文化厅长（这个厅长是女的）——她与爷爷是邻居，她怎么也不相信一心想往上爬的爷爷会有一个想做学问的儿子。后来那个刊物还专门派人去爸爸的学校了解爸爸的情况，说成绩那么好，又有家庭背景的人怎么会愿意来爬格子呢？他们恐怕爸爸是不是犯了什么事。
90年代爸爸做上了刊物的主编，他对安排他做主编的上司说：我只负责刊物质量，人事、经费什么的我不管。爸爸是这个时代的怪胎，许许多多的人就是为了掌握人事、经费权才挤破头地去做官的，可是他却将这些视为洪水猛兽。只负责刊物质量的爸爸日子更难过，他常常被手下人的小动作捉弄得心惊肉跳。直到来了深圳，爸爸只搞创作，不做其他，他才彻底安下心来。只搞创作的爸爸心态十分平和，过去的同事看到他，都说他变得年轻了。
二、一个戏迷
爸爸是一个戏迷。
奶奶说，刚解放时，他们家住在一个电影院的楼上，两三岁时，爸爸连楼都不会下，就会倒着爬楼梯跑到电影院去，一个小人儿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看电影，让许多见到的大人都啧啧称奇。后来他们家又搬到了省黄梅剧团的大院里，从此以后，在别的孩子满世界疯野的时候，爸爸却在黄梅剧团的排练大厅里看著名的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王少舫排戏。
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冯小刚念念不忘他的党校礼堂，在那个礼堂里，他看了许多许多的电影，从而开启了他对电影的兴趣。也许真是受到电影和戏剧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上小学时爸爸就能自编自导自演相声、小品、小戏。中学以后，爸爸爱上了写诗、写小说，起点还满高，总是能得到发表。
听妈妈说，爸爸上了大学后依然日以继夜地写作，他给人家留的联系地址是妈妈的办公室，所以，他们班的同学很少看到他的退稿，都以为他很牛。后来由于一部中篇小说，使得爸爸对写小说产生了畏惧，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写小说了。那是爸爸还在化肥厂工作的时候（70年代中期），他们厂的污染很严重。爸爸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对兄弟如何搞技术改造，最后治理了污染。稿子给到编辑部，编辑认为很有基础，也很有新意。但要他在里面加一个阶级敌人搞破坏的内容（这是那个年代的特色）。爸爸就按照编辑的意思改啊，改啊，反复修改，从在工厂工作一直改到上大学还在改，加在小说里的搞破坏的敌人总是不伦不类，最后小说流产，爸爸也不再写小说了。
80年代后，电视文艺和戏剧繁荣起来，爸爸转而写电视剧和戏剧，没想到写一个成一个，最后一发不可收拾，连连获国家大奖。
还在老家的时候，大概是1992年吧，爸爸写了一个京剧本《李鸿章》，拿到省里去，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几次讨论，最后因为吃不准对这个人物的历史评价而最终下马。那时候，省艺校的耘叔叔经常到我们家来，来了以后，就和爸爸讨论李鸿章。他们坐在小饭桌边，吃着妈妈给他们做的小菜，喝着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都到了忘我的境界。接着，爸爸又写了李鸿章的20集电视连续剧，省电视台决定投拍，还在报纸上作了公布。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拍成，爸爸只好把剧本拿到《上海戏剧》上发表了。聊以自慰的是，京剧本《李鸿章》1993年由天津京剧团排演，并参加了天津市当年的艺术节。
10年后，也就是2003年6月，《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爸爸扼腕叹息，每天晚上电视一开播，他就会说：“10年，10年啊，10年前我就写了它啊，唉！”那一段时间，爸爸特别激动，每天在外面散步几个小时。中央台的电视还没播完，以前老到我们家的耘叔叔从我们老家专程赶到深圳——他现在是省京剧团的团长了。他对爸爸说：“《李鸿章》上马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团决定排你的话剧本《招商轮船之战》，请你把它尽快改成京剧本。”
耘叔叔讲的这个话剧本是爸爸妈妈在1994年合写的（那时我们还没来深圳）、由广东佛山向全国招聘剧本的参赛本，这个剧本当时获全国第一名，剧本招聘作为新生事物在全国许多报纸都有登载，爸爸妈妈还得了两万块钱的奖金。但是，尽管得奖，对剧本的评价很高，最终，这个戏还是没有排出来。现在，耘叔叔说要排，爸爸真是高兴啊。他们两个又像过去一样，喝着酒，讨论着剧本。耘叔叔记性真好，他至今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京剧本《李鸿章》的唱词，由此看来，他也是个戏迷。
2003年夏天，《招商轮船之战》的京剧本改好交出去，到了年底，又传来消息，说这个剧还是面临着下马。
如今，爸爸也算是一个戏剧专家了，报纸上称他是“得奖专业户”。前年他回母校参加毕业20周年的活动，母校的校长专门介绍了他，称他是“做学问做得卓有成效的同学”。校长说得没错，爸爸现在是“文化部优秀专家”、“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但是，爸爸同时还是一个“不识好歹”的人。平时，他沉默寡言。可是当讨论到他的作品时，他就像一个爸爸护一个孩子似的与对方争论。不管他的长幼、也不管他的身份。妈妈常常说他：人家北京来的、省市的领导说什么，你好歹听着，何必据理力争呢？
他根本不予理睬，反说妈妈：你不懂，这是艺术！
妈妈又说：你这个样子会使有的人反感的，你会变得很孤立。
爸爸说：我又不是人大代表要拉选票，我就是一个写戏的。
你还别说，真的还有人欣赏爸爸的性格，说他单纯、可爱。
三、一个神情恍惚的人
英格利。褒曼说：“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健康和一个不好的记性。”这句话也适合爸爸，他的身体是真的棒。从我记事起，他就是坚持锻炼，早锻炼、晚散步，每天还会在运动器材上练一练，年过半百的人，没有一点点肚腩，还有滚来滚去的疙瘩肉。他的头发乌黑，与妈妈形成鲜明的对照——妈妈是两鬓斑白。爸爸与他的同龄人在一起时，人家都说他是小靓仔。
说起爸爸的记性，妈妈常常对爸爸说：要是哪天你成了名人，给你写传时，都是现成的材料，不用艺术加工。
举几个例子吧。那还是我小时候，有一次，他骑车到幼儿园接我，回家的时候，他把我放在前面的大梁上坐着，当时可能我太小了吧，我竟然坐不住，半路上我从大梁上滑到地下去了。可是不知道爸爸在想什么，他把我完全忘了，我掉到地下他浑然不觉，我喊他，他也没听见。等到他骑车骑到我们家楼下时，发现孩子没了，这才回头去找，而此刻的我呢，正站在路边上哭呢！
至于掉东西那就是数不胜数，爸爸会把妈妈给他的出差费全部掉光，让人家给他买回程票。有一次他到上海出差，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被另一个房客掳走了，急得他躲在旅馆里打电话，让朋友给他送衣服。还有，坐火车趴在桌上睡着了，手表被人家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