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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都不笨，我就是不想老是那么重复地写作业、做题目。大人们根本没从我们的立场考虑问题，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单元测验，次次都弄个100分，多乏味啊！从小到大，我就烦这些，平时测验，我几下就写好交上去，懂了不就行了？只有到大考，我就会十分认真，前几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就开心了。
我不到楼下去玩，也不到小朋友家玩，更不邀请小朋友来家玩。我喜欢一个人幻想、瞎想，我把我的许多想法述之文字，所以我的作文写得好，我也很会讲故事，我一边讲还一边编，我也很能唱歌，唱歌能抒发我胸中的憋闷。
二、真想做个“坏”小孩
生命中第一次被人用敌意的目光注视的是我的邻居——比我大两岁的隔壁姐姐。隔壁姐姐好像天生的就对我有一种敌意。也许是因为各自妈妈的生活观的不同，影响了两个同龄小孩之间的交流。
我的妈妈一举一动都要表现出一种大家子气，而隔壁姐姐的妈妈上大学前是一个农村孩子，很不会料理家务，家里乱糟糟的，被子不叠、桌子不抹、地下到处是灰尘。而我的家呢，总是被妈妈收拾得一尘不染。我的身上永远是干干净净的漂亮衣服，头上扎着蝴蝶结，脚上蹬着小皮鞋，什么时候都打扮得像一个洋娃娃似的。
每天每天，爸爸或妈妈从幼儿园把我接回来，就把我留在楼下，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隔壁姐姐总是和一群小朋友在做游戏，我就想加入进去。别的小朋友都很欢迎我，可是隔壁姐姐就是不欢迎，隔壁姐姐总是说：“别跟她玩，别跟她玩！”然后领着小朋友们跑开去，把我一个人撂在那里。与隔壁姐姐做邻居的三年，从幼儿园回来我一直是一个人默默地玩耍。更多的时候，我会坐在小椅子上看娃娃画报，或者听歌曲。
在我上学后，我不会砸沙袋，跳皮筋很臭，因为这些游戏都要有人来配合，我从来没有试过与小朋友们一起玩。跳皮筋和砸沙袋是分两派竞争的游戏，我不会，和谁做一家，谁就会输，谁也不愿和我做一家。爸爸忙着他的创作，妈妈忙着她的学生工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我惟一会玩的是踢毽子，因为踢毽子只要一个人单练就可以了。
可是你相信吗，老师有时也搞不懂我，因为我经常给他们惹事。和男孩打架，逃学去抓蝌蚪，上数学课看小人书（小学的狗屁数学课本简直是弱智）。我事情不断却也从来没有想过停止生事。每每被父母捉回去教训一顿，我也无所谓。和父母的那层玻璃墙壁，越隔越厚。回家，真的越来越恐怖了。
那一阵电视里正在播放美国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家”，那里面一家有几个小孩，爷爷带着他们幸福极了。而我们那个时代，电话还没普及，人一进了家门，就像进到了一个盒子里，一个字：闷。
我感到不能闲着，一闲下来，我就不得不思想，而思想是件痛苦的事，因为我有精神自由但没有行动自由。回到家里我就只能做作业，作业一定要在六点半之前做完，否则不准看六点半的鞠萍姐姐。晚饭后，再看一会电视，晚上九点半，我就得上床睡觉，躺到床上后，妈妈开始拉长音调数数，说你也不相信，妈妈数到十，我就睡着了。有时候，我咬着牙抗拒，心里对自己说：不睡，就不睡！就在自己的默默地念叨中我还是睡着了。
生活教会了我去思考，但思考却没有教会我怎样生活。
从小，我就没有和人群生活在一起，父母在我的身上投入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记忆中，我的全部星期天就是上舞蹈班、歌唱班、围棋班、绘画班，不管上哪个班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我变得很“优秀”，引来很多羡慕的眼球。在大学附小，讲故事我拿了一等奖，照片贴在大学图书馆的阅报栏里；唱歌我拿了省政府奖；我画的画发表在小学生杂志上；省电视台和大学电视台经常可以看到我在表演；1991年我在少年宫围棋队下棋，有一次聂卫平叔叔和王汝南叔叔来看望我们，我给他们献了花。后来，在全国各大报纸上，聂卫平叔叔与小棋手下棋的照片，内中扎小辫的小女孩就是我。我优秀吧？可是我不快乐，尽管有许多家长都叫他的孩子向我学习。
其实，我只是个很平常的小女孩，我不会用“平庸”两个字来形容我，但我真的很平常。只因为别的父母没有像我的父母那样花那么多工夫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罢了。过去几年才出一个明星，现在一年出几百个明星。以前世界上只有七个智者，如今很难找到七个人不自认为是智者。在一个小学校里做一个小名人，真的令人汗颜，哪里还能沾沾自喜呢？
那时候我很羡慕身边的许多小孩，特别渴望做一个“坏”小孩。我不想过父母给我安排的生活，我想到大学的空旷的四百米大操场上去疯、去野，在草地上打滚。我看到捡垃圾的小孩一双小脚在沙子里踩来踩去，我也想这样做，那细溜溜的小沙子从指头缝里淌下来，一定舒服极了。
有一次我是穿着鞋袜进到沙堆里的，细密的沙子塞满了我的鞋腔，令我走起路来滑来滑去、脚步沉重快乐极了。不过，那天的结尾很不好，我被妈妈捉了回去，全身衣服鞋袜脱下来，妈妈洗了很长时间，我的小屁股还印上了妈妈的手印。我更不要穿着整齐的童装老老实实地坐在小板凳上做“看谁是个木头人”的游戏，我还想左手拿着冰棍、右手抓着甘蔗，左吮一下、右咬一下，汁水顺着小胳膊往下——嘀嗒嘀嗒。
有些东西看起来和说出来不一样，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又有距离。
陶渊明乌纱一掼，跑到终南山下采菊花，起码那一块地是他的，菊花有得采。现在是文明社会，那交通便达之处，人家要种菜种瓜；那无人去的地方成了自然保护区，是畜牲们的天下。稍不留意，重者住监轻者罚款。
所以想归想做归做，生在这个80年代，又被不容分说地定位为独生子女，心中有一百个不满，也只好放下一颗不平衡的心去接受现实。
三、最怕被他们干涉
从小到大，不管我做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会来过问，一定要我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并且要求我做得最好。比如参加讲故事比赛，我把故事背熟了上去说不就行了？可他们不，他们一遍一遍地让我在家练习，还做动作，尽管我每次都能得奖，可我不高兴，我有种被逼的感觉。
有一天区里的老师来学校选人参加歌唱比赛，他挑到了我。他说他要弄一个二重唱。告不告诉妈妈呢？我的围棋班还在上呢。那样会影响学习吧？
不告诉看来不行，我们家就没有什么事她不管的，包括爸爸的创作计划，都要和她商量。回到家后我告诉妈妈了，奇怪的是她只是笑笑，然后让我好好干。我有一种厌恶的感觉，难道是她的意思？是她和老师串通好的？最讨厌最讨厌这样，哼，老师也虚伪，还装模作样找了好多小朋友来试音，还假装挑人，没劲。
那天下午回到学校的时候看出来不是妈妈的主意，原来音乐老师和区里的那个负责人都不认识妈妈。好开心！
和我做搭配的是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我唱高音她唱低音。她唱得很流畅，我急了，为什么我唱得没有她唱得好？唱得不好老师会不会不给我唱了？不过老师说我唱得有感觉，还很有灵气。
妈妈知道后又来插手了，不过，这一回我不是很反感。她从她的学生那里拿来的一些流行歌曲的磁带很给了我启发。妈妈总是有一群奇奇怪怪的很喜欢说话的学生，那些大学生就是与众不同，而读高中的松哥哥模样像个小痞子。
那时，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憧憬。我曾经想，将来等我到了大学，一定会比他们过得更精彩。现在，我的梦醒了，大学没什么神秘的，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上课上得我老是打瞌睡。开展的活动，也不如我妈妈的那些学生。妈妈他们一个系排“长征组歌”，各个声部都十分到位，也不降调，大型管弦乐队配合，架子鼓打起来振奋人心，那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演出啊。
父母是那种非常非常正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十分理性，时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做什么事都会从理论上认识它。
我记得，那天父母对流行歌曲的起源讨论了半天，流行歌曲为什么能流行，流行歌曲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他们说，改革开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无病呻吟的歌也算是另一朵花吧。我在心里说，早些年你们的生活痛苦不堪时，还打肿脸充胖子地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呢，现在孩子的生活真的幸福了，你们又说人家“无病呻吟”，那么虚伪。
对于唱歌，父母说：我们不反对，可以作为业余爱好，可是不能走这条唱歌的路，进了演艺圈就是进入了名利场，到时候会身不由己的。
在他们的眼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对于书读得不多的人，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人家。我们家几次搬家，书占了所搬东西的一半。每次在不得不舍弃一些书时，他们都心痛得要命，恐怕把我丢了，他们大概也没那么难过。
我承认我有时偏激，甚至还有点“另类”。难道他们当年就不“另类”吗？爸爸当年因“走白专道路”被挂牌子游街，1973年，妈妈因对一本“封、资、修”的书的“理解”，而被剥夺了一次读工农兵大学的机会。他们的行为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反动”了吧？而我们现在对先锋时尚的东西推崇，也不应该是什么大错吧？能存在，能流行，就有它合理的部分。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要做一个优秀的人（不是音乐）。我想，大概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被这样告诫过，如此下去，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思想什么时候才能开禁？我有时真的有点讨厌那些喜欢把一切的人和事往一个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