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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野战军的十二个纵队，从一到十二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共十二个军，外加特种兵纵队。我们二纵队被改编为三十九军，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军共同隶属于十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骅。我们二纵队的四师、五师、六师和独七师分别改称第一一五师、第一一六师、第一一七师和第一五二师。
随着十四兵团的组建，我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震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副司令员兼三十九军军长。这样，我便离开了三十九军，三十九军政治委员由原二纵队副司令员吴信泉接任。
队伍整编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起，第四野战军在林彪的率领下（罗荣桓因病留天津治疗），分多路由平、津地区南下，差不多每个军都分成了两路，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行程约两千公里。部队经河北、河南到达长江沿岸。五月三日，发起渡江战役，从汉口以东的团凤、武穴地区强渡长江，相继解放了武汉三镇，并在渡江战役中歼敌二十五万余人。之后，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继续进军江西、广东、广西各省，负责消灭华南的国民党军及白崇禧率领的桂系部队。
这次进军，实际上是又一次的长征，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向南方长征，走的都是大路，而且我们是胜者，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要走、要打，都由我们自己掌握。当然，有一点却与红军时期的长征一样，那就是这次南下同样是都依靠两条腿来走路。天气炎热，兼程南下，部队指战员都非常艰苦疲劳。
四野部队以东北、河北和山东籍的战士居多，初到南方，由于生活习惯和气候不同，指战员们不习惯南方的气候、水土，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特点，再加行军疲劳，日晒雨淋，酷暑，部队指战员普遍感到非常艰苦和疲劳。而且南方雨多、蚁虫多，后勤部门却来不及给每个人配发雨具和蚊帐。这样一来，疲劳加上淋雨和蚊虫叮咬，因病减员的数字相当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和以前长征时不同的是，这些病号都被收留到地方医院休养了，再也不会有因病掉队而牺牲的事情发生了。
尽管有这些困难，但广大干部、战士在“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的鼓舞下，士气非常高昂，一路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尊重沿途各地的党、政组织，注意和他们搞好关系。就这样，部队一鼓作气，一路挺进到了镇南关和海南岛。
令人遗憾的是，我由于一次意外事故，没能跟着部队一起行动因此没有经受这个锻炼。
队伍南下时，我被留在天津，等待组织十四兵团。我和刘震两家住在一起，当时刘震还兼任三十九军军长，不久，刘震走了，返回三十九军指挥部去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在天津等了一段时间。
趁着在天津逗留无事的期间，我与邓华、莫文骅等人先后参观了塘沽、大沽和天津市的一些工厂。当时天津市的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是我们新四军三师的老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我们几个人就去拜访了他，向他汇报了一些情况，并请他照顾一下我们留在天津的家属。他向我们交代了一些南下时应注意的事项，还请我们在天津一个名叫“古士林”的法国餐馆吃了一顿饭。
四月底，我接到命令，要我与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第十四兵团政委莫文骅，以及谢阜民、刘转连等一批调动工作的干部一起，从天津出发，去武汉就任。我们随即从天津出发，先坐火车经济南到徐州，然后在徐州换车直达开封。当时，四野司令员林彪、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和政治部主任谭政都在开封。林彪司令员告诉我们，四野司令部和中南军区司令部准备立即搬到武汉去，要我们先走，到武汉集中报到，接受任务。
按照林彪的指示，我们继续经郑州，到了漯河。那时的火车只能通到漯河，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改乘吉普，沿着四野的兵站线走，经上蔡、汝南、正阳，来到罗山以北的铜钟镇。走到铜钟镇时，正值天下大雨，河水暴涨，汽车过不了河，只好在镇上住下了。
不久，雨过天晴，大家都想去镇外玩一玩，看一看铜钟镇的风景，顺便拿上了鸟枪，想打几只斑鸠回来烧着吃。
这时天已近黄昏，走着走着，我看到一座寺庙的屋顶上，停着三只鸽子，就要警卫员把我的鸟枪拿过来。那是打天津时缴获的一支德国鸟枪，是三十九军后勤部政委于辉给我拿来的。我觉得这枪的确不错，就一直带在身边，并曾用它打过几次鸽子，都打到了。
警卫员把枪拿来之后，推上了子弹。我一看，嘿！里面装的是个打老虎用的大号子弹，就把子弹里的火药倒了一些出来，再装上去。遗憾的是我没有注意到枪筒子里都是土，因为紧急赶路，一路上都顾不及把枪擦干净，我负伤以后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靠在土墙上瞄准鸽子，一扣板机，轰隆一声，枪就炸了，把我左手的大姆指炸飞了，中指和食指各炸掉了一节。当时，大量的流血，加上十指连心的疼痛，使我昏了过去。是我自己犯了个大错误，突然之间出现了这样的灾难。
一看这种情况，邓华‘莫文骅‘谢阜民和刘转连他们赶紧就跑过来招呼我，把我扶起来。帮我用手帕把伤处一扎，然后叫警卫员从旁边的村子里弄来了一个竹床，让我睡上。邓华‘莫文骅他们几个亲自动手，把我抬到铜钟镇一个地主的家中。当时，这个地主全家都已逃跑，只有一个母亲带着个小女孩在家。
然后，邓华‘莫文骅他们就在镇上到处给我找医生，可就是找不着。本来，镇上驻着地方军区一个独立团的团部，但部队已经出发剿匪去了。就在邓华他们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说来也巧，这个独立团的医生回来了。他请假回家探亲，正好在那天回来，准备去追赶部队，邓华他们就找到了他。那位医生立即就用大量的酒精给我消了毒，并重新为我包扎好伤口，同时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血清。
独立团的医生告诉我们，对我的伤势来说，这些处理只是一些临时性的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地彻底治疗，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又是一件巧事，恰恰在这时候，三十九军的南下队伍正好路过这个地区。邓华和莫文骅带着我的警卫员，连夜找到了一一五师副师长黄经耀和师卫生部长石光华。黄经耀听说我受了伤以后，当即要石光华带领医生‘护士连夜赶到铜钟镇，为我做手术。
那天，大概是晚上十二点钟开始做的手术。手术一开始，石光华就给我吃了麻药。这是我第一次尝到麻药的滋味。一直到清晨手术完毕，我还没有清醒，就一直睡在当作手术台的竹床上。
邓华‘莫文骅他们为了我一夜都没有合眼，整夜都在为我奔波‘忙碌。想起他们当年以老红军战士之情照顾我，至今令我激动。我只能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我深深的感激之情！
很快，十四兵团副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信泉都知道我负了伤。他们说，让我一个人在那里不行，不安全，又从一一五师给我派来了一个一百七十多人的连队，专门为我警戒，保护我的安全。他们还决定，把石光华部长和医生‘护士都留下，专门为我继续治疗伤口。可见刘震‘吴信泉‘黄经耀‘石光华等同志对我爱护关怀备至。战争年代的那种同志之情‘战友之情，真是没法比！
第二天，邓华‘莫文骅‘刘转连和谢阜民等看到我已经有了警卫部队，又有医生在我面前，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就离开了铜钟，继续向武汉前进。他们在临走时还向开封发了个电报，把我受伤的事，报告了四野的林彪司令员‘萧克和赵尔陆参谋长，当时他们都还在开封。莫文骅是我们十四兵团的政委，更加关心我，后来又给我派来一个组织干事王春本给我当秘书，到武汉后，照顾我的生活。
林彪得知我受伤后，又指示四野后勤部给我派来了一个技术比较高超的日本医生。这位日本医生在铜钟住了两天，看见我的伤口已经基本上被控制住，没有什么大事，加上又有医务人员在我跟前守护，就告辞回去了。这时，四野领导机关已开始向武汉转移，所以那个日本医生临走时，劝我再休息几天后就转到汉口去继续养伤。
我在铜钟整整住了十天。我痛定思痛，心情一直非常沉重，情绪很不好。我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四野的领导，回想我自参军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的大小战斗，很侥幸，没有负过一次伤，这次我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用枪打鸟，自己把自己的左手拇指给打掉了，真是无法向组织上交代。后来又听说，四野已经向中央军委打了报告，并通报全军，批评我违犯了纪律，说是吴法宪用枪打鸟，把手炸坏了，要大家注意，以后不要随便用枪打鸟。我听说之后，更加感到内疚和难过。
十天以后，石光华看我的伤势比较平稳，就准备护送我去汉口。临行前，我要刘震和吴信泉派来的那个警卫连回一一五师报到，只要石光华和一‘两个医护人员护送我到汉口。然后，我带着几个警卫员分乘一辆吉普、一辆中卡，从铜锣出发，经罗山、宣化店、三河口、黄陂、滠口到了汉口。当时正值雨季，公路上都是泥巴，遍地泥泞，很不好走，我们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到了汉口。
一到汉口，我立即去见林彪。见到林彪，真觉得不好意思。林彪司令员看了看我的手问道：“痛不痛”？我说：“不痛”。林总说：“什么不痛，十指连心哪！好一点没有？”我说：“好了一点。”林彪司令员又说：“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了，就在汉口住下，找医生治疗，好好休养三个月再说，别的事，你就先不要管了，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
接着，我又去见了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兼武汉军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