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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来到曹甸附近后，亲自侦察了解情况，并相继同陈毅‘粟裕‘叶飞‘黄克诚‘彭明治‘朱涤新等一起研究。大家的意见还是逐渐趋向一致，认为韩德勤就那么几千人，局促于曹甸‘车桥一带，西面是日军，东面是我们，谅他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就让他在那里耽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妨过一段时间再打。
最后，刘少奇同意了大家的意见，也认为仓促之间没有准备，再打也难以打好，不如把队伍先撤回各自的驻地，肃清土匪，进行根据地建设，准备迎接日军“扫荡”。他说，能把韩德勤消灭在曹甸当然更好，暂时留在那里问题也不大，苏北根据地已经建成，暂时不打，对我们的妨碍也不大。勉强去打，就会过多地消耗我们的力量。
曹甸战斗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曹甸战斗，实际是一次失败的战斗。
对曹甸的攻击没有奏效，原因很多。一九四二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斗时曾指出，曹甸战斗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口口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见黄克诚回忆录311页，编者注）
我个人认为，陈毅的看法是对的。对这次曹甸战斗，确实存在着轻敌思想。我们调集的部队共两万余人，而韩德勤实际上只有几千人，所以总认为攻下曹甸，消灭韩德勤是十拿九稳，以我们在攻城的准备工作上，过于简单草率。运河下来的水是切断了，但曹甸外壕的水并没有减少，说明外壕的水并不完全来自运河，我们对水源判断有误。又由于我们缺乏水网地区攻坚的经验和过水沟的器材，木板‘小船也极少，攻城的梯子也准备不足，没有一定数量的爆破材料，没有炮兵的配合，主攻方向突破的选择和确定，也缺乏仔细的侦察研究。我们一支队选择的突破方向，恰恰是最难攻的地方，所以一攻不动，再攻也不动，这场本来应该打好的仗，最后没有打好。
另外我还认为，当时因八路军和新四军刚刚会合，相互之间缺乏一定的了解，动作不够协调，而且内部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这也可能是打败仗的原因之一。
在这之后，韩德勤一直在曹甸坚持了两年多。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春，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调动新四军三师‘二师的部分主力，和四师相互配合，才一举全歼韩德勤所部，终于彻底扫除了国民党顽固派留置于苏北的这一抗战障碍。
十四‘盐城会议
曹甸战斗后，我一支队回驻盐城附近。一九四O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盐城召开 一次干部会议。到会的有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五纵队一支队队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等。会议历时三天，首先由刘少奇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中共中央一九四O年十一月一日关于建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
对国内外形势，刘少奇同志讲话的大意是，一九四O年夏秋以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十分严峻，德‘意法西斯在西方所取得的胜利，助长了日本的南进野心。现在，日本侵略者决心乘英‘美无力东顾之际，实行南进政策，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直接影响日本侵华的方针政策，也直接影响国民党的内外政策。
他指出，一方面，日本在中国的重点，将转为以打击敌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主，力求巩固其占领区。而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将暂时不作大规模的进攻。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看到日本决心实行南进政策和改变侵华方针后，必定会决心继续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调整其军事部署，包括加强华中兵力。蒋介石已密令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准备围歼皖南新四军，密令苏鲁战区的韩德勤进攻苏北新四军。
因此，华中的敌后抗战，将面临着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我党我军在华中斗争的特点，一切军事上‘工作上的计划，都必须根据这一特点来布置。
刘少奇同志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一九四O年十一月一日发出的关于建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学习华北的经验，抓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坚决实行“三三制”。根据地的各项政策，要以统一战线的原则为依据；要准备长期抗战，节省民力‘物力；要特别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要密切党群关系，严格军队纪律，并做好联络友军的工作；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刘少奇同志最后强调，对这个指示，一定要在苏北‘苏中贯彻落实。
陈毅也在会上讲了话。他着重阐述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与策略，强调要孤立日军，消灭伪军，缩小敌占区，扩大和巩固苏北‘苏中根据地。同时，要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针对国民党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应实行一面团结‘一面进行反顽斗争的革命的两个政策。在反顽斗争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苏北地区，要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韩德勤，争取团结李明扬‘李长江一道抗日。
会议最后，刘少奇宣布，由新四军一师负责苏中根据地的建设‘由八路军五纵队负责苏北根据地的建设，并指定粟裕负责苏中的一元化领导‘黄克诚负责盐阜区和淮海区的一元化领导。同时，他代表中原局，指定了各个部队的驻地范围：指定五纵队一支队住盐城，并担任保卫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任务；二支队驻阜宁的东坎‘东沟‘益林一带；纵队部和三支队住淮海区。他指出，五纵队和一师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准备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成立苏北区党委。另外，他还要求一师和五纵队的政治部，除抓好部队的建设外，重点要放在协助开展苏北‘苏中的政权工作和地方党的建设工作上。
以上就是当时这一会议的主要内容，在讨论中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但一些详细情况，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后所召集的第一次会议。
第六章‘抗日战争（二）新四军三师
一‘建设新四军三师政治部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蓄意制造了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一月二十五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了。将我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全军共七个师，一个独立支队，计九万余人。我八路军五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原八路军第五纵队的第一‘二‘三支队依次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的第七‘八‘九旅。
盐城会议结束后，黄克诚因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要继续留在盐城一段时间，就要我不用再管一支队的事情，尽快到纵队部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我当即离开盐城，赶到阜宁县益林镇的纵队部。不久，军委来了调令，把纵队参谋长韩振纪调到军部另行分配工作，把政治部副主任邓逸凡调到军政治部任秘书长。这样，就剩下了我带领着三师的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等直属机关驻在阜宁。一月下旬，黄克诚同志从盐城回来了，就开始和我一起调整并充实三师的各级领导机构，要我重点负责建设政治部。
我首先是要健全政治部的机构。当时政治中下面不设二级部，都设科。经我提议，调来了沈铁兵任组织科长，调王恨为宣传科长，调王央公为政工科长。给我还配备了一个秘书，起初是跟了我多年的张秀坷，后来是廖一帆。他们两个都是大学生，都会日语，对我的帮助都很大。
接着，我开始抓办刊物，编教材，指导三师各旅及盐阜‘淮海两分区的工作。由于当时还不具备办报纸的条件，黄克诚同志提出，要政治部先办个杂志，定名《先锋》，半月一期。黄克诚同志还专门请陈毅题写了刊名。为办杂志，黄克诚同志下令抽调七旅政治部的李恩求同志来师政治部，专门主持杂志的编辑工作。
为办杂志，又必须建设起一个印刷厂，要解决纸张‘印刷机械和印刷工人问题。为此，李恩求同志在驻地附近到处搜集，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秘密地办起了一个小型印刷厂。这个印刷厂很小，主要着眼于一旦出现敌情，便于打埋伏，或是搬动。
《先锋》杂志主要是负责上下情况的交流，转截上面的东西，包括延安党中央‘十八集团军总部‘中原局‘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另外，转截延安新华社的时事通讯，同时发表三师军政委员会‘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和司令部‘政治部负责人的指示及文章。再就是部队工作的经验交流，通讯和一些小文艺。
就这样，《先锋》杂志很快就办起来了。我们又通过地方根据地的联络站，很快地建立起了一条完整的发行路线，使杂志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投送到各个部队。
在创办《先锋》的同时，我们决定让朱鸿同志负责整个部队的教育工作，负责主编部队的各种教材。
这是当时三师政治部的两项主要工作，一个是办杂志，一个是编写教材。
这时，三师直属总支书记丁仲提出，他们也要办一个师直单位的油印小报，黄克诚同意了他们的请示求。于是，又从各部队调来了几个刻制蜡版的人，出版了一个油印的师直小报。出版日期三天‘五天的不定。
在当时三师的直属机构中，司令部的各科是健全的，供给部也是健全的，由刘炳华任供给部长。相对而言，由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