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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以后的主要任务，罗荣桓指出，第一要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要恢复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恢复地方政权，恢复地方武装部队，恢复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组织。第二是要继续处理好因“肃托”扩大化而还留下来的问题，给所有受迫害的同志平反。山东分局准备再派人来帮助湖西区党委处理“肃托”问题，进一步把“肃托”事件调查清楚。
罗政委接着说：“第三是今后支队部不要再离开这个地区了，支队部和二‘三大队留在湖西坚持斗争，把四大队交给我，仍由梁兴初‘王凤鸣率领，跟我走，渡过微山湖，到微山湖以东，陇海路以北的地区活动。队伍直接归师部指挥，你们可以同他们联系，但指挥权属师部。你们要赶紧把队伍疏散开，在整个湖西地区扩大宣传，宣传“肃托“是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只是党内极少数人造成的，目前正在清查纠正中，要力争尽快地恢复党的影响。第四是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是‘肃托’问题的直接责任者，已无法再主持区党委的工作。我无权委任你们哪一个人继任区党委书记，因为这是要由山东分局决定的事，但是我可以代表山东分局指定吴法宪暂时帮助湖西区党委的工作。这些问题，我也已经向区党委交代清楚了，今后湖西地区的工作，主要要依靠苏鲁豫支队的帮助，区党委开会，要请你吴法宪到会。”
工作安排完毕以后，第二天，罗政委就走了。我和彭明治等一直送他到谷亭，就在那里向他告别。他要经谷亭‘南阳，直奔微山湖。梁兴初已于先几天到达微山湖东边准备船只，组织掩护迎接罗政委东渡。后来，梁兴初率领的四大队一直在微山湖东的邹县‘滕县一带活动。至于在活动时是继续沿用苏鲁豫支队四大队的名义，还是师部又另外授与了什么番号，我就不清楚了。
送走罗荣桓以后，我和彭明治‘郭成柱等经过研究，决定按照罗政委的交代，首先把两个大队撒出去，把二大队撒向沛县‘砀山‘ 铜山一带，三大队撒向鱼台‘金乡‘单县一带。支队部带领警卫营驻谷亭，要区党委也一起转移到谷亭。
然后，我们立即开展罗政委布置的工作。我们召开了营长‘教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把这次湖西“肃托”的全过程向他们交代清楚，说明这次湖西“肃托”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只是王须仁一个，这个人已被逮捕‘关押，查明情况后，已被处决。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王凤鸣，他已随四大队离开了湖西。对这次错误，山东分局还准备作进一步的调查处理。现在，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党，做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恢复党的影响。
第一步先做区党委的工作，把区党委的干部都集中起来，这时白子明‘郭影秋‘李贞乾‘郝中士等一批区党委和区党委部长都已被释放出来，要他们先出来工作，继续办公，纳入正轨。区党委工作仍由白子明主持，他一边检查，一边工作，重大问题由区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同时强调加强内部团结，不要互相埋怨，要团结一致，先执行罗荣桓政委的指示，要把湖西地区恢复过来，至于那些没搞清的问题，要相信党组织以后一定会逐渐搞清楚的。
第二步，恢复地方政权，重新建立鱼台‘金乡县政府，以及丰县‘沛县‘铜山的几个区政府政权，并恢复了各地的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对“肃托”中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被捕的一律释放，被打伤的养伤，伤愈后恢复工作，被杀的追认他们为烈士，安抚其家属，开除了党籍的恢复党籍。同时，向广大群众公开道歉认错，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第三步，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出警告，同他们公开谈判，指出他们的错误，告诫他们不要利用我们“肃托”的错误，公开的孤立我们，侵占我们的地区，限制我们的发展，并把我们挤走。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功绩是磨灭不了的，希望他们不要忘了一年多来，我们对他们的支援和帮助，迅速退回原来的地区，把侵占了的地区还给我们，继续共同抗日，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王歪鼻子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当时他们都同意了，都退回到了原来的地区。这个时候，双方虽然还没有发生磨擦，但对立情绪已经明显增加了。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这以后，丰县的黄子珏‘黄体润，沛县的冯子固，砀山的窦雪岩，单县的刘耀庭，都明显的同我们疏远了，态度完全变了，处处戒备我们，不同我们接触。我们也向部队指战员，地方党和政权作了交代，要防止顽固派对我们的挑衅。
第四步，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恢复党的影响。当时春节已过，春耕即将开始，我们便组织部队帮助群众积肥‘翻地，准备种子，给麦子浇返青水。我们还特别注意抓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逐渐挽回影响。
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以后，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了，情况开始得到好转。党和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有了一定的恢复。
这个时期敌伪的“扫荡”次数减少了，只有砀山和金乡的敌人出来过一次，转了一圈，经过五‘六天后，就又回到了据点里。在这次敌人的“扫荡”中，国民党的县大队同我们一起，与敌伪打了一些小仗。在这次“扫荡”中我们没有什么损失，但在前一段“肃托”期间，一部分“抗日沟”因下雨而垮塌了，没有及时得到修整。这时我们又加紧动员群众抢修，以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新的“扫荡”
一九四O年二月，罗荣桓政委派山东分局保卫部长刘居英来到湖西，直接调查和处理“肃托”问题，并负责指导湖西区党委的工作。刘居英在湖西期间，住在我们支队部，由我们负责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向他详细汇报了“肃托”善后工作情况。
我向他建议说：“你没来以前，罗荣桓政委要我兼管一下区党委的工作，现在你来了，是不是就请你直接主持区党委的工作，以后区党委的活动我就不再参与，以便集中精力照顾部队工作。”刘居英表示同意，于是我便脱离了区党委的工作。
刘居英在湖西一共待了两个多月，一直到四月份才返回鲁南的山东分局。
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军区来电报说，准备在鲁南师部召开高级会议，要我与彭明治两人中去一个参加会议。彭明治看了电报说：“我去参加会议，你还要照顾区党委的工作，担子很重，还是你留在湖西主持工作。”我同意了。
到了二月下旬的一天，在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彭明治和一一五师保卫部长朱涤新一起回来了。当时我还以为朱涤新是来检查工作的，彭明治在一边也不吭声。后来我问彭明治，朱涤新来干什么，彭明治这才告诉我，朱涤新是来当政委的。他还说：“罗荣桓政委要我转告你，同你说一下，因你曾对罗政委表示过，不愿意当政治委员，愿意当政治部主任，所以这是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决定的。”
听了彭明治的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很不高兴。我想我是曾经对罗荣桓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愿意带着部队单独出去活动，又得当个政治委员太不容易，担子太重。但领导真的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又使我感到十分伤心。虽然我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欢迎，但内心不痛快。
当天晚上，我给罗荣桓政委发了一份电报，说朱涤新政委已经到职，请求调动我的工作。我因一时感情冲动，还写了一些很生气的话。我写道：“罗政委你当时在湖西，并没有同我谈要调动我的工作，相反还表扬了我，现在突然之间就把我降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为什么？请回答。”当时我这些话说得很“冲”，也很不冷静。但罗政委的涵养好，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给我回电报。
第一份电报没有得到回音，我就又给罗荣桓发了一份电报。我在电报中说：“我现在已到了政治部，支队部的工作我已向朱涤新政委交待清楚，希望尽快把我调离苏鲁豫支队。我要求离开苏鲁豫支队，是因为我好象已犯了什么严重错误，可组织上又什么也没跟我谈，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动。”
同样，第二份电报也没有接到复电。见此情况，三天后我就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当时同区委住在一起，于是区党委的一些同志就天天来找我。这样，我就又开始插手过问一些区党委的工作。
我到了政治部后，朱涤新专门来找我。他对我说：“我来，是罗政委要我来的。我当时说情况不熟，罗政委说没有关系，一些工作还是要吴法宪来做，区党委的工作也还是要吴法宪帮助抓，你只是在总的方面多管一下。这样我才来了。”
我说：“那好。”因为这件事不怪朱涤新，我对朱涤新没有成见，不愿意使他太难堪。我只是对罗荣桓有点意见，认为他不该在决定前不找我谈一谈。
但不久之后我也想通了，服从组织决定，必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嘛，无所谓，可上可下嘛！加之以后朱涤新凡事都同我商量‘同我研究，彭明治他们也像过去一样地尊重我，我的思想也就逐渐地稳定了下来。
九‘南下苏北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队的策略，改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日军逐渐将其主要的兵力，用来打击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以巩固其占领区，并把自己的打击重点放在了华北。针对日军的这一策略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以巩固为主，在巩固中求发展；而在华中和华南，则以发展为主，在发展中求巩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间，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