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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华还特别强调：我们六八五团在这次战斗中一定要打好，不能落后于其它兄弟部队，要打出红军主力部队的威风来。最后，他还要求我和政治处的几个股长，立即分别到各营去帮助进行战斗动员。
根据邓华指示，我于当晚到了二营，找到营长曾国华‘教导员刘振球，共同商量，然后集合全营指战员进行战前动员。为保证消息不被走露，我们在动员会前规定这次动员会上不准喊口号，不准有火光，不准鼓掌等。
接着，由我进行战前的政治动员。我首先把自己刚刚了解到的情况，向全营指战员作了传达，之后向他们提出了坚决打好这一仗的几点要求。然后，曾国华向全营指战员宣布了出发路线‘联络口号‘口令等。曾国华宣布完，部队立即出发。根据邓华的指示，我在这次战斗中随二营行动。
当天晚上，天下着倾盆大雨，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为了相互照应和联络，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把自己白色的洗脸手巾，绑在左手臂上作为联络信号。我们冒雨前进，个个淋得像个落汤鸡，全身都是泥巴，好在山路并不太难走，路面有碎石子，走起来还不算很滑。
我们整整走了一夜，到九月二十五日拂晓，终于在规定时间之内来到指定地点，在公路南侧的山背后埋伏了下来。等部队埋伏好了以后，我爬到山顶上往下观察，看到山下是一条深深的沟，沟两侧的山既高又陡。深沟里，一条从东北向西南的公路，直通平型关。那时只给团长‘副团长配备望远镜，我是政治部的副主任，没有望远镜，但从山顶也可以看见，公路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既没有人，也没有汽车，只是隐隐约约听到灵丘方向有炮声，证明板垣师团正在沿着这条公路前进。
我们在埋伏地点等了两个多小时，仍然没有见到日军的队伍，包括营里几个干部在内的许多人有点着急，担心我们会扑空。为此，曾国华跑到团里，去问杨得志和邓华敌人怎么还不来。杨得志叫他不要着急，要好好掌握队伍，特别是要把火力点布置好，掌握发突击的时机，准备一声令下，就开始攻击。杨得志还告诉曾国华，有什么事情，团部会派通讯员给各营传达，叫他以后不要再往团部跑。
等到八点左右，我们终于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汽车马达声，接着又隐隐约约在山下的公路上看见了汽车的影子。一会儿，就看见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过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惊叹：啊，这么多呀！看起来可能有一百多辆，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挂着一面太阳旗，一字长蛇阵的汽车后面，还跟着一大批马车。汽车车厢里，身上穿著黄大衣‘头上戴着钢盔‘手里拿着上了刺刀的枪的日军士兵，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坐着，每辆车有一个排的样子，约三十多人。日军的汽车一辆挨着一辆，走得很慢。
见到日军的这种阵势，我们又是第一次拦截车阵，不少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于是都来问：“汽车好打吗？”曾国华说：“好打，他们在车上没有准备，我们一打枪，他们就连车都下不来了。”大家一听高兴了，说：“是呀，我们突然一打，就能叫他们连下车都来不及。”
眼看着从我们面前过了几十辆车以后，林彪从指挥阵地上给杨得志来了电话，命令队伍出击。接到林彪的命令，团部立即吹起了冲锋号。顿时，我们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起开火，各个部队像猛虎一样冲下山去。我也随着二营冲下山去。
下山时，正好经过师的指挥阵地，我看到林彪正手拿着一个大望远镜，在那里边看边指挥队伍出击。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师指挥部离我们六八五团的指挥阵地并不远。
我们这猛一开火，立刻就把日军打得懵头转向，一时间弄不清是从哪里打来的枪。车是开不动了，他们慌慌张张地想从车上下来，有的就在车上向我们还击，下了车的，就凭借车辆向我们回击。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我们这迎头一击，很快就封闭了敌人前进的道路，把日军的一百多辆汽车和二百多辆马车，全部堵塞在公路中间四‘五里路的范围内，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
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我亲眼见到二营五连冲在最前面，连长曾宪生，指挥沉着，利用地形地物，一直冲到沟里的公路上，两只队伍搅在一起，都分不清了。日军想往上跑，而我们则从山上往下压。结果他们不少人就利用公路上的汽车和辎重作掩护，或用自己携带的铁锹，在公路两旁迅速为自己挖个单人掩体，单个作战。
那些单兵作战的日本兵非常顽强，拼命抵抗，你不过去，他不开枪，你一过去，他就开枪。为消灭他们，我们只好分散开来，用手榴弹‘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去打。就这样，这场混战一直打到中午时分，枪声才基本停止。此时，活着的敌人已没剩下几个。
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还真厉害，日本兵都是被我们打死的，一个投降的也没有，以前我们打国民党军队，一打就俘虏多少，这次却一个也没有俘虏到，都是一个一个地拼刺刀，我们一个坑一个坑地搜索前进。
这一仗，我们同日军基本上是打了一场哑吧仗，双方都是闷声不响地拼刺刀‘拼手榴弹，一直到把包围起来的日军全都消灭。因为我们和日本人之间的语言不通，打起仗来，只听见他们哇啦哇啦乱叫，不知道他们究竟讲的是什么。同样，我们喊“缴枪不杀”，他们也听不懂，再加上枪声‘炮声‘手榴弹声搅在一起，喊什么都听不清。
战斗结束后大家分析，这次战斗之所以没能抓来一个俘虏，除日本帝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欺骗教育外，语言不通，无法开展攻心战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敌人基本被消灭后，我跟随着二营在战场上搜索残敌。这时，聂荣臻突然来到了公路上，见到我就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你负责找人把汽车上的东西，全都搬到我们来的那个沟里去。”
我表示当时执行这一任务有困难，因为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部队正在搜索残存的敌人，抽不出人来。聂荣臻就说：“那你就叫机关的同志和伙夫来搬，另外到附近村子里去找一些老百姓来帮着搬，无论是枪支‘弹药‘物资‘衣服‘食品‘罐头等等，统统都要搬走，然后等待命令，放火把汽车都烧了，我们要这些汽车没有用，开不走。”我说：“好，执行命令！”他又强调说：“这个地段就归你负责了，要快。”
我立即派通讯员先去找来团政治处的人，派他们到处去动员‘集合人员来搬东西，不到两个小时就把汽车里的东西都搬完了。
正在这个时候，天上来了一架日军的飞机。也许是因为闹不清情况，分不清敌我，这架飞机既没有扫射，也没有扔炸弹，只是绕了几个圈，侦察一下就走了。
等敌人飞机走后，我就带领几个人把汽车都给烧了。烧汽车很简单，用刺刀把油箱一捅，划根火柴，马上就能把汽车烧成了一片火海。那些马车我们没有烧，因为正好利用它们来拉缴获的东西。
我们从车上搬下的东西还真不少，堆在那里有一大堆，其中有三八式步枪和轻‘重机枪，有一箱一箱的弹药，还有日本大衣‘钢盔‘鞋等等。吃的东西中，数饼干最多，都是用塑料袋包装得好好的。牛肉罐头也不少，大的有几十斤重，中的有五‘六斤重，最小的也有一‘两斤重，一个大罐头就够一班人吃的。还有糖，东西还真不少。
到下午两三点钟，东西搬完了，枪声也不响了，队伍撤回到了山上，准备着日军的增援部队来到。上山不久，就听说由于六八七团的堵截，日军的增援部队没有能够过来。平型关战斗胜利结束。
打完仗开饭时，几乎全团战士都美滋滋的吃了一顿饼干加牛肉罐头。大家一边吃还一边高兴地说：以前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现在这个日本的运输大队长也不错嘛！当时吃不完的就交给了各个连队管生活的司务长，司务长可忙开了，动员大家把东西搬上马车就往附近的村子里撤，一路上就像长蛇阵似的，真够热闹。缴获的枪就由战士们分头背上，准备换装。
当天下午，我们清理战场，掩埋牺牲同志的尸体，及时把伤员运往后方医院，进一步搜检战利品。这时我们看到一些死了的日本兵，身上都带有护身符，是求神保佑他们不死。可这些护身符并没能保佑他们，最后他们还是无谓地死在这侵华战场上，家中的妻儿老小依然日夜盼望他们能回国团聚，真是可悲又可叹。
平型关一战，我们共消灭了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有说消灭了三千多，我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缴获步枪一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挺，马车二百余辆，烧毁汽车一百余辆。
这一仗打下来，我们的伤亡也很大，仅六八五团就伤亡二百多，其中以二营五连伤亡为最重。五连因为是冲在最前面，拼刺刀也拼得最厉害，最后共伤亡了六‘七十个，一个连差不多损失了多一半。最令人痛惜的是五连连长曾宪生，他在同敌人肉搏中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曾宪生是一个著名的战斗英雄，壮烈牺牲时才二十多岁，真是英勇顽强。
也有经不起考验的人。平型关战斗之前，就发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时任一一五师参谋长的周昆，奉命去洛阳国民党政府第一战区领取一一五师的第一次军饷，这个周昆竟然见利忘义，将领到的三万银元贪为已有，携款私逃，脱离部队，成了一名可耻的逃兵。以后周昆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