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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前进两‘三天以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我们终于到达陕北的吴起镇，胜利完成了整整一年的长征，完成了红军这次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
吴起镇是个小镇子，地处黄土高原，石头较少，镇上大都是用土砖垒起来的房子。另外，还有一些窑洞，街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也没有卖东西的，但却看到了墙上写有“红军胜利万岁”‘“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等标语。看到这些标语，我们不禁喜泪交加，我们明白终于到达了陕北根据地，即将与陕北红军会师。虽说吴起镇只是根据地的边缘，是一个“赤”“白”交界，你来我往的地区，到处都是断垣残壁，人烟稀少，但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却是：我们终于到家了！
经过吴起镇，我们来到二道川住下，准备在那里休息几天再往前走。就在这时，“马家军“约四‘五个团的骑兵队伍，已尾追我们到达了头道川，并在那里袭击了我们的后续部队，抓走了我们的一些人。支队领导赶紧组织部队，准备进行反击。
我们二团的部队首先赶到阵地。上级就命令我们沿梁上进入头道川，堵截敌人，掩护整个部队进入根据地。骑兵在山上行动不便，只能沿着沟跑，所以我们居高临下，守住了阵地。
之后，二团的部队往前去了，我与邓华在山梁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一股敌人突然从后面摸了上来，等我们发现这个情况时，他们已经上了山梁。我们的身边已没有了自己的部队，只有几个警卫员和通讯员，想从容撤走都来不及了。我们拔腿就跑，一连翻过两个川，并在两个山梁之间来回奔跑，终于从敌人的间隙之间冲了出来。幸亏当时我们年轻，跑得快，而骑兵在山上又无用武之地。接着，我们的部队很快就把敌人挡住了。邓华的一个叫刘家才的警卫员，把一支二十响的驳克枪丢给了人家。回来后邓华处罚了他，把他调离了团部，但整个部队没有受到什么其它的损失。
由于尾随在后面的这些“马家军”对我们的威胁越来越大，在中共中央机关和支队部都到达了吴起镇以后，毛泽东下决心要砍掉这条尾巴。十月二十日，陕甘支队一纵队的一团‘二团‘四团‘五团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先将马家军的四个骑兵团诱入洛河河谷地带，我们一阵猛烈攻击，就将敌人打得落荒而逃。经此一战，“马家军”的骑兵队伍就退回了甘肃，从此再也不敢向陕北进犯了。
这一仗，我们一纵队共俘获“马家军”三‘四百人，还得到了四‘五百匹马和几百条枪，仅我们二团就缴获了一百多支枪和上百匹马。我们团长‘政委等团里的主要领导和各营营长都换上了好马。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写了一首诗来表扬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打完这一仗，部队稍事休整，就沿着洛河东岸继续向东南前进。路经保安西部时，看到洛河西岸山上有个寨子，驻有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好几百人。这个寨子就像江西宁都的翠微峰一样，是国民党长期留在陕北根据地的一个据点。由于这个寨子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因此陕北红军一直没有把寨子里的敌人消灭掉。我们路经洛河东岸时，纵队部通知我们先不要管它，因此我们也没有去动那个山寨。
部队又继续往前走了五‘六天，来到了套洞地区。部队奉命在这里停下来进行休整。这里已经是陕北根据地了，人家也较多，再也不愁没有粮食吃了。在经历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以后，我们到这时才更加感受到，只要有了根据地，什么都能有办法。
通过介绍我们得知，在一九三四年，以刘志丹为司令员，谢子长‘高岗为红军政委的红二十六军创建了这个陕北根据地，包括了二十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一九三五年五月，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在陕北的李家岔会师，刘志丹任前敌总指挥。九月，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的率领下，自豫西来到陕西安定与陕北红军会合。不久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组成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司令员，刘志丹任副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据说毛泽东是在哈达铺的邮局找到国民党的一些旧报纸，才从报纸上知道陕北有一大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刘志丹和徐海东也都在那里，这才下决心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来到陕北的。
不过，当时我们在下面的同志并没有见到十五军团的同志，因为他们住在洛川的那一边，相隔还比较远。只是领导同志之间保持着接触。
在套洞地区休整时，上级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第一‘我们已经整整走了一年，历经十一个省，没有休息，部队相当疲劳，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好好休整，恢复体力。第二‘加紧整训，增强政治‘军事素质，提高军事技术，提高政治觉悟，准备同陕北红十五军共同迎接新战斗，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第三‘调查了解陕北人民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爱护他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陕北根据地扎下根来，同红十五军团一起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使之成为全国抗日的前进基地。第四‘向红十五军团学习，发展和巩固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友谊，搞好和他们的关系，协同作战。第五‘当时蒋介石正在部署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争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另外在休整期间，我们还进行了一项重要工作，整编部队。根据军委命令，陕甘支队一纵队和三纵队（即原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为中央红军一军团，原一纵队纵队部和三纵队纵队部的一部分合并为一军团军团部。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副军团长陈光，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军团下面恢复师的建制，由原来一纵队的一团和三纵队的十三团，加上新组建的三团编为红一师，师长陈庚，政委扬成武，副师长扬得志，参谋长耿彪，政治部主任谭政。原一纵队的二团‘四团‘五团编为红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副师长李天佑，参谋长钟学高，政治部主任邓华。原三纵队的十团‘十一团和十二团，组建成为红四师，好象师长由陈光兼，政委彭雪枫，这个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当时的名字还是叫吴文玉，被任命为红二师二团的政委，接替了邓华的工作。团长是李英华，参谋长是胡发坚。邓华被调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部队整编后，每个团都有一千多人。如我们二团整编后有七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警卫排，其它团的兵力也和我们差不多，有的还更多一点。
在军事训练方面，当时红一军团教育科长陈奇涵和副科长孙毅专门来我们师坐镇帮助。他们在军事训练上很有经验，天天从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一直到军容‘风纪等各个方面，对部队进行全面训练。这是我们自离开江西以来，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正规训练，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同时，我们对部队还进行了政治教育。重点是总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经验，使大家理解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目的是让大家明白，在经历了长征这一重大考验以后，我们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将无所畏惧。
陕北根据地的群众对我们非常热情，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积极给我们腾房子，打扫卫生，帮我们烧水‘做饭。行军时，他们主动给我们带路，帮我们挑担子，并牵着驴子‘推着小车帮我们送东西。伤病员也有了寄托的地方。大家都非常感动。我们队伍一到驻地，地方政府就为我们准备好了粮草。只要头天同当地村长联系好，队伍一出发，带路的人和帮助运东西的马‘车就都来了，过去我们是一边行军一边开展扩兵工作，现在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动员补充兵源，总而言之，到了陕北后，我们许多事情都可以依靠有关组织和地方政府去搞。我们逐渐同陕北人民真正打成了一片，军民亲如一家。
陕北人民做的这一切，也促使我们更加尊重地方政府，爱护人民群众。经过调查我们了解到，陕北人民的风俗习惯有一些和南方不一样。比如说对商店主人的称呼，在南方我们一般尊称人家为老板或老板娘，但在陕北这样叫就不行，因为这里只有开妓院的人，才称之为老板，对别的买卖人应当尊称为掌柜。再有，我们在南方到了宿营地，就下人家的门板，对人说，借个板子睡睡觉，但在北方这样就不行，一说这话，一些年轻妇女就都跑了，会以为你要对她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呢！还有，陕北窑洞的门上都吊着一个铃，你要进去，就要先拉响这个铃。虽然他们窑洞的门都是敞开的，可如果你不拉响那个铃，不经许可就跑到里面去，人家会不高兴。另外，陕北的窗户纸都是糊在外面的，这个纸不能随便碰破，碰破了他也会不高兴。
另外，陕北地区水源贫乏，没有水井，人们吃的大都是河里的水，他们的窑洞大都建在山沿上，但水在沟里。挑水就要从沿上下到沟里去，或是人挑，或是用驴子驮，这一上一下，要走好几里路，很辛苦。了解到这些风俗习惯之后，我们就及时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对我们好，我们就应当更加爱护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我们就让大家多帮助老百姓挑水，每天都要注意把他们的水缸挑得满满的。
这个时期，部队的政治机关发动广大指战员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宣传党中央‘宣传中央红军‘宣传长征的胜利‘宣传发展和巩固陕北根据地的意义。部队还经常派人到群众中去检查纪律，征求群众对部队的意见。我们还经常以连为单位与各个村子开联欢会，战士们自己演点小节目，并与群众一起搞活动，做游戏，打篮球。地方的青年学生也不时跑到部队来打篮球。可以说，军民之间真正是鱼水情深，关系十分融洽。
有了根据地，粮食‘蔬菜‘肉类等都有根据地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