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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还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说着，叶群就哭了起来。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反过来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老干部，现在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老干部都被打倒了，整了这么多人。还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干部统统整光吗？他们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谬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把全国搞乱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叶群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她一定会将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这时，毛泽东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叶群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毛泽东听后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一些情况不知道，也不行。这样，今后的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叶群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叶群便一步登天。当然，这是有江青作为先例的。在那以后，叶群就与江青一起，一直出席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召集的中央常委会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这两个夫人一直参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从此越发不可收拾。
叶群还告诉我，就在二月十八日的晚上，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她列席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大发了一通脾气，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陈毅等四位老帅和李富春等三位副总理。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稳哪，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还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的组长吧，把江青、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出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他还特别挖苦谭震林说：“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六十五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黨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六十五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
毛泽东最后表示：“这件事情，我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就退场走了。
以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几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批判。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因有了毛泽东撑腰，神气十足，猛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给他们扣了很多的大帽子。
后来，毛泽东又点名让周恩来带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到正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我参加了这个会议。第一个作检讨的是陈毅。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在一些场合说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重要指示，不断地改造自己。
第二个发言的是谭震林，他非常沉闷、抑郁，脸色非常难看。他说自己对“文化大革命”说了一些错话，请大家批评。
第三个发言的是徐向前。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学习不认真，工作不得力，对“文化大革命”也说了一些错话。另外，他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也不称职，虽然对军队院校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大，军队仍然受到冲击。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其他老帅和副总理没有发言。周恩来最后说：“以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一些错话，向军委扩大会议作自我批评。希望到会的同志接受教训，很好地学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讲完，就让大家发言。由于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一个人发言。于是，会议就这样冷冷清清地散场了。
不久，江青等人就把这件事情捅到了社会上，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北京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一时间，炮轰、火烧的标语，贴遍了北京的街头。
四月下旬，造反派开始围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他们的家也遭到了围困。这些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搞的，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也都知道这些情况，但没有人发出指示为李富春等人解围。从这以后，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就很少在分开场合中露面了。接着，中直机关党委又组织几位老帅、副总理宿舍的党支部成员，对他们进行批斗。据说，这种方法是康生和江青想出来，由江青请示毛泽东决定的，其目的就在于不让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舒舒服服地过这一关，把他们搞得精疲力竭。
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批判以后，毛泽东还是对他们不放心，特别是老帅们，因为他们在军队中有一定影响。我知道一件事。一九六七年一月，当时空军副司令王秉璋，被造反派们揪住，先是将他用汽车押着在北京市转圈游行示众，以后又把他关押起来。一个多月后，王秉璋得了肝炎，身体不行了。他的妻子史导来找我，要求我把王秉璋的情况报告给林彪。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叶群，请叶群报告林彪。林彪得知此事，就要叶群报告毛泽东说，七机部是重要部门，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这个意见，这样就把王秉璋放了出来。
这时，毛泽东就想起了几位老帅，不知道在批判了他们以后，这几个人会不会在背地里有什么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毛泽东想知道他们住在西山究竟在干些什么，就想派人去暗地里察看一下。
毛泽东先找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让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乘机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帅们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帅们在干些什么，说了些什么，都有那些活动，有没有串联？刘素媛还告诉叶群，毛泽东要王秉璋注意经常了解一点情况，并且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后来，叶群就带着她的女儿林豆豆来到王秉璋的家，把毛泽东的意思告诉了他，向他布置了这个任务。后来，林豆豆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后来，王秉璋通过我转给毛泽东的报告至少有两个。我还记得，这两个报告都是用记录本的纸写成的。在报告里，王秉璋把他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大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起散步、谈话什么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两个报告都说，老帅们在受到批评以后，接受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一致认为这个运动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了很大的作用。两个报告都是这样的内容。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曾经批转给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人传阅。不久，毛泽东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这些老帅们。所以，王秉璋实际上是为老帅们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这两个报告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几位老帅的作用，使他们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到他的住所开了一个“团结会”。当晚，周恩来拟订了一个参加“五一”劳动节首都庆祝大会的领导人员名单，这个名单里就有李富春等人。毛泽东批准后，第二天他们全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在报纸上露面是个标志，只要参加了重大活动并且在报纸上一露面，就意味着“站出来”了；一旦在报纸上没有了名字，就意味着可能被打倒了。
以后，毛泽东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一九六七年八月，经毛泽东提议，李先念被吸收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后来，又吸收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参加了毛主席召集的中央党委碰头会议。不过，这些老帅和副总理虽然参加了会议，但却极少发言，显得十分严肃和谨慎。另外，毛泽东几次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时，这些老同志也都参加 接见，而且位置的安排都比较靠前。
但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底，叶剑英在北京西山的宿舍再一次被围，参加围困的人有数千人之多，主要是外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和军事科学院的造反派。这些人分乘七十多辆汽车，来到西山中央军委的驻地安营扎寨，树起了数十面红旗，日夜轮流呼喊口号，要叶剑英出面回答问题。林彪很快就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但一直没有动静。一直到五月三日，毛泽东才委托黄永胜代表他去西山做工作，命令围困叶剑英家的学生和造反派各自撤回原单位。经过黄永胜两个多小时的说服工作，那些学生和造反派才逐渐撤离西山，事情才告一段落。
接着，林彪又向毛泽东建议，应停止老帅们家里的党支部对他们的批判。林彪认为，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也认为，搞了一段时间后，应当适可而止了。于是，林彪就委托黄永胜和我代表毛泽东和他，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