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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众多文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是一个例外。关于这个文件，我要说几句话。我认为，这个文件的制定，并非出于林彪的本意。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林彪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两个原则：一是保证军队的稳定，二是军队不介入地方的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我看只能如此。但对林彪的这个态度，毛泽东是不满意的。所以，他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军区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说：“林彪同志：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很显然，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对林彪的一个批评。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说的不是“请酌”，而是要必需执行。于是，在接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他立即开始了行动。就在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的第二天，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并在毛泽东批示“照发”以后，于一月二十三日正式发出。这个文件，可以说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个文件的制定和执行，就使军队支援地方的任务，从之前的“支左”，一下子扩大到了“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五项。通过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军队全面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结果，显然是与林彪以前的想法相左的。
除以上这些文件之外，会议制定的其它文件还有：《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不准串联的通知》；《关于基建工程兵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关于森林警察部队进行文化革命的通知》；《关于军事研究机构和机要密码工厂进行文化革命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以后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这些文件的制定和执行，不仅有效地稳定了军队，控制了军队的局势，而且通过稳定军队，进而逐步稳定了全国的局势，为恢复军队和地方的正常秩序，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在林彪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些文件都是由叶帅他们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和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的。这些文件的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冲击的指导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林彪的想法是一致的。对这一点，参加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都可以证明。
林彪倒台以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是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了？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十七、林彪痛斥江青
军委扩大会议所确定的稳定军队、尽量避免“文化大革命”对军队冲击的主题，显然与中央文革的意图不相符合，因而引起了中央文革一些人的不满。为此，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与中央文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开始了。
首先是揪斗萧华的事件。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共同在京西宾馆召开一个小型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由关峰主持，重点是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不力。
陈伯达在会上首先发言，批评萧华，而且把很多问题都引到了军委身上。他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他还指责萧华说：“萧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帅参加首都十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作法，就是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
听了陈伯达的这番话，在座的绝大多数军队干部都感到愤愤不平。萧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脸上一阵阵变色，最后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说：“让我申辩几句好不好？”陈伯达却说：“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
听到这里，叶剑英怒不可遏，猛力拍案而起。由于用力过猛，他把自己的小手指都敲断了。他愤怒地斥责陈伯达：“你陈伯达胡说！你凭什么对萧华横加指责？你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把地方搞乱了，现在又想把军队也搞乱。你们这样搞究竟对谁有利？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叶剑英这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极为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来批评了萧华几句。他说：“你萧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了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
也许徐向前的本意是为了缓和会场的气氛，但两位老帅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晚上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是背后都议论纷纷。
就在这天夜里，萧华的家遭到了北京军区文工团和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的包围。这些造反派不但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家中一部分文件和档案，还要揪走萧华。但萧华从后院跳墙出走，跑到叶剑英的家里躲了起来。
叶剑英非常生气，他立即打电话，请求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表态说：“抓萧华、抄家和抢档案都是不对的。”毛泽东还马上找到江青，要江青亲自到萧华家里去处理这个问题。
在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下，江青不得已来到萧华的家里，对那些军队造反派说：“谁让你们来抄家的？是谁让你们来揪斗萧华的？还不赶快撤出去！天亮以前，一定要把‘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全部覆盖住。”江青这样一训，把造反派训走了。江青还批评了萧华的秘书，责怪他不该随便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那些造反派，让他们抄走文件和档案。
第二天，二十日上午七点半，杨成武在京西宾馆召集大家继续开会，专门传达萧华的问题。他告诉我们说，江青要他来向大家宣布，昨天晚上在萧华家里发生的事情已经查明，泄露会议情况的是杨勇。杨勇在前一天晚上散会以后，向北京军区文工团传达了陈伯达的讲话。对于这件事情，杨勇要负责任。他还传达说，毛泽东已经对这件事表示了态度，认为抓萧华、抄家、抢档案都是不对的。
这件事情究竟是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我不知道。不过这次会议以后，中央文革就批准又把杨勇抓了起来。
这之后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时遇到萧华，对他说：“萧华，你写个简单的检讨，我给你批一下，就没有事了。”萧华听了后很高兴，连声说：“好”。谁知他这个检讨一写，造反派就继续揪住不放。于是，毛泽东又要萧华写了第二次检讨，这才让他好不容易过了关。
二十日上午，叶剑英也向林彪汇报了那天晚上会议的情况，以及后来发生的抄萧华家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的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不料林彪一见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在林彪说话的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江青回答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