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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无人驾驶飞机9架。据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几年里，我们一共击落、击伤进入大陆的敌机二十余架，而我们仅损失一架飞机。
“文化大革命”以后，击落、击伤敌机情况和跑飞机、摔飞机等重大事故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文革”那样乱的情况下，我们整个空军部队都没有跑飞机，也没有摔过大飞机（包括民航在内），事故也是比较少的，而且还取得了击落、击伤多架敌机的胜利。在今天，我仍然要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在空军机关、部队以及广大空军指战员共同努力下，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保证了战备、防空作战和“三支两军”任务的完成。这些成绩是不容抹杀的，也是不应该抹杀的。
关于一九六七的一月十三日这次在福建上空击落敌机的情况，我当即报告了林彪、周恩来以及叶剑英。消息传到中央以后，江青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保我。
就在击落台湾国民党飞机的当天下午，叶群派秘书郭连凯在西郊机场找到我。郭连凯对我说：“江青已经决定，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空军院校师生的代表，保你出来正常工作，但是要准备揪出刘震、成钧、何廷一。”他向我解释说，揪出刘震、成钧是林彪的决定，揪出何廷一是江青的意见。郭连凯还说，叶群要他告诉我一下这个情况，好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叶群要我简要写几条关于刘、成、何的错误，以便转交江青，让她讲话时作参考。我当即按照郭连凯转达的叶群意见，简单写了几条，交给他带走了。
当天晚上，江青、关峰接见了空军院校的造反派。当时我不在场，江青讲话的内容，是第二天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几个秘书传给我的。江青在讲话中赞扬了空军部队击落敌机的战绩，同时点了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名。江青说：“空军的同志们，你们的斗争方向错了，你们不应当指向吴法宪，而应当指向刘、成、何，他们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空军搞地下活动，进行罢官夺权的主要人物。”
江青讲话的第二天，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大字报、大标语就贴满了空军大院，甚至贴上了北京街头。就这样，江青的一句话，刘震等人就被打倒了。虽然江青说了要保我，但我还是出不来，因为我的检讨造反派通不过。他们说：“吴法宪必须再检讨。”结果我又在空军大院连续作了三次检讨，每次参加批斗大会的空军院校的师生，都在两千人左右。这三次批斗大会，他们都让我一直站着，不准坐下，最后我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让我坐在地上。
三次检讨作完，总算是让我过了关。不久，空司、空政的一些机关干部及造反派的头头，才开始到京西宾馆找我汇报和商量工作。以后，又经过他们半个多月的工作，大约是在三月十五日，由空司的造反派组织“红尖兵”和空政的造反派组织“红愚公”出面，组织了一千多人在营建礼堂开了一个大会，“热烈欢迎”我回空军大院主持工作。从此，就再也没有造反派来成天揪斗我了。
还有一件事，我也应该在这里说一下，这就是成钧被逮捕的事情。这件事与我有关，也是我感到特别对不起成钧的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被江青点名以后，刘震、成钧、何廷一“靠边站”了。成钧当时写的一份检讨，检讨字数不多，却反映了他一些真实的思想情况。他在检讨里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宗派主义斗争，是一方面军的整二、四方面军的，是四野的整一、二、三、野的。成钧的这份检讨交上来后，我看完就与余立金商量，共同签名将成钧的这份检讨送给林彪。林彪又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批给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传阅。于是，成钧的这份检讨就到了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的手里。康生看完后，大笔一批就是一大篇。他认为：“检讨中有些话是反动的，例如说，文革是一种宗派斗争，这是对文革的一种污蔑，是以检讨名义借机放毒。这个人是反革命，必须予以逮捕。”（这是批示的大意，原件当时我要空军党办复印后存空司档案室）。康生那个时候是中央常委，他这样一批，问题就严重了。文件又转到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那里，他们都画了圈表示同意康生的意见。
余立金接到毛、林、周同意的康生批示文件，亲自跑到京西宾馆来找我，问怎么办。我一看，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对余立金说：“没有办法了，只好照办吧。不过最好把文件拿给成钧自己看一看。”这样，由于康生的一个批示，就把成钧关了好几年。
从我自己这方面检查，当时确实不应该同余立金把成钧的检讨往上送。如果我们不送，康生就不会批，这样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有了成钧的这次教训，以后刘震、何廷一等人的检讨，我们就再也不往上送了。
空军院校的师生一直在北京搞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才陆续返回本单位。到了这时，空军领导机关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十五、一九六七年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以空军司令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个会议破天荒地一直开了三个月。当时全国到处都在揪“走资派”，很多军队的领导干部都同我一样，天天被揪斗，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于是，军委领导请示林彪同意，借开会的名义，把大家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林彪还规定，不经过他、叶剑英、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准返回本单位。
另外一个意图，是借开会议之机，来研究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让大家集思广益，共同商量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
当时，前来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对“文化大革命”都有些不满。南京军区就有八个领导被揪斗、被罚跪，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此经常喝酒，还跑到了大别山，并警告说，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也说：“首都‘三司’的学生跑到福州来胡闹，弄得战备工作无法进行。如果再这样搞我，我就要上山打游击去了。”当时我们大家都认为，如果听任那些造反派们这样搞下去，军队就要乱了。
会议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每天会议的情况都要向林彪汇报。周恩来经常来参加这个会议，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不时来参加会议。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会议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央文革及当时形势的干扰和影响，但在林彪的要求和叶剑英的主持下，稳定军队的这个主题，却始终贯穿于会议之中。
关于这次会议，我手头有一个资料。这次军委的会议讨论、制订的文件一共有十七个，所有的文件都体现了这样一个精神，即稳定局势，稳定军队。这些文件，在当时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会议首先制定的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文件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家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文件经毛泽东批准后，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
第二个文件是《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文件规定：军以下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搞运动，只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军队人员，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它地方逗留，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内的战备系统、保密系统。
关于这个文件，叶群告诉我说，一月下旬，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以及杨成武，林彪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一个“条条”。然后，林彪根据大家的意见，口授了七条意见。这个意见，在场的叶、徐、聂帅都同意。这个“七条”，很快送到军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可江青和中央文革不同意这“七条”，因此叶帅他们和中央文革争论得很厉害。后来叶帅打电话给林彪，说是不是想个办法，找一下毛主席？这样，林彪决定立即带徐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见了林彪，同意了这个“七条”。还提议再加上“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这一条，这样成了“八条”。当毛泽东在文件上批完“所定八条，很好，照发”之后，林彪说：“主席你签了这个字，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军委八条》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发。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冲击解放军的歪风开始被刹住，对保障整个军队的稳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赢得了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
第三个文件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文件规定：解放军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下机关，坚持进行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于二月十一日正式发出的这个文件，对减少“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军队的冲击，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在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众多文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是一个例外。关于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