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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口号是对的。如果有人拿着大刀、长矛对着你，你们放下武器，这就不对了。当阶级敌人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
中央文革的这种态度，使得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全国各个省份普遍都发生了冲击解放军、抢夺解放军枪支、抢劫战备仓库、拦劫军车、拦劫援越物资以及自制武器弹药的情况。到了这时，各地都形成了一支支的造反派武装，许多地区武斗的形势和规模，也已经发展成为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流血牺牲的人数，可想而知。
在当时全国的武斗中，较为我名的有四川宜宾、重庆、成都、涪陵，新疆石河子，湖北武汉，广西南宁、梧州、桂林，河北保定，吉林长春，辽宁沈阳，以及黑龙江等地。在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不仅动用了重型武器，像宜宾、涪陵和广西等一些地方甚至把军队都牵涉进去了。
根据以后看到一些零星的统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石河子发生武斗，双方开枪打死24人，伤74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四川宜宾地区大规模武斗。同月重庆大规模武斗，除动用了常规武器外，还使用了高射炮平射。一九六七年六月武汉地区武斗死108人，伤2774人。
另外，据我所知，广西南宁武斗烧了一条街，而广西梧州武斗几乎把城市都烧光了。四川成都的武斗发展到动用机枪，迫击炮；黑龙江武斗使用了坦克；河北保定，广西桂林，长春、沈阳都发生了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武斗。
对于全国各地都发生武斗甚至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这一情况，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一九六七年中，余立金曾陪同毛泽东视察全国“文化大革命”。回来以后他向我说，七月份毛泽东在上海时，王洪文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策划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策划完毕，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率领十万人向上海柴油机厂发起了猛攻。这一场武斗，双方死伤严重。武斗结束以后，张春桥他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后就说：“打得好！”
余立金还说，毛泽东在南京时，看到江苏一家最好的饭店发生武斗，几乎把饭店都烧光了。在听到全国各地一些武斗的情况时，他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
在上海时，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他们还一起陪同毛泽东观看了上海造反派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电视镜头。当时，造反派强迫陈、曹二人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毛泽东说：“这算不了什么嘛！”
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默许和支持，江青与中央文革才敢于公开支持武斗，全国范围内的武斗才可能发展起来。如果一开始中央文革就采取断然措施来严禁武斗，严禁抢枪、制枪，这个武斗也许就不会发展起来，至少不会发展到动枪、动炮、甚至动用坦克的严重地步。
总之，一九六七年这一年，真是一个十分难过的年头，各级领导机关瘫痪，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人民群众的生命毫无保障，到处一片混乱。所幸的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望，以及解放军军以下机关和部队的稳定，还算勉强控制着局势。否则，一旦敌人入侵，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状况，真是有点让人不寒而栗！
十五、“可以炮轰、火烧，但不要打倒”
一九六七年初，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揪斗，我仍然住在京西宾馆里。一月初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接到叶群的一个电话，要我立即赶到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同她一起接见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邵锦辉等五人。
对刘素媛、邵锦辉等几个人，我是比较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每个星期六晚上，中央办公厅都要在中南海里举行舞会。我们空政文工团长期担任舞会的伴舞任务，去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筛选，而刘素媛、邵锦辉就是其中参加伴舞的两个人。当时，刘素媛等人在空政文工团内的身份比较特殊，因为她们经常出入中南海，陪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跳舞。她们对毛主席非常崇敬，毛主席也把她们当孩子看，所以她们经常陪毛主席谈心、说笑，而毛主席经常也通过她们了解一些基层单位和社会上的情况。
至于这次为什么突然之间叶群找我一起见她们，我心里不禁有些诧异。放下电话，我就坐车到了空军招待所，接着叶群和刘素媛、邵锦辉她们也来了。
首先，刘素媛向我和叶群汇报了空政文工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她说，“文革”一开始，文工团就分成了两派，她们这一派是保我和余立金，保空军党委的。另一派则与她们相反，是要打倒我和余立金。现在她们这一派只剩下了五个人，成了少数派，几乎天天都遭受另一派的围攻，甚至不让她们几个人回到团里，处境十分困难。万般无奈之下，她们只好到处寻找毛泽东救援。一见毛泽东的面，刘素媛就大哭了一场。毛泽东询问原由，刘素媛就向毛泽东诉苦，谈起了空政文工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诉说了她们在团里的境遇。谈话中间，刘素媛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看法，就直接了当地问毛泽东，对吴法宪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回答说：“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毛泽东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向刘素媛交了底。
由于毛泽东不便直接干涉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就给叶群写了一封信，要叶群想法出面支持刘素媛的这一派。信是由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送给叶群的，叶群接到这封信后，就把我和刘素媛等人找来商量。
听了刘素媛的这番话，我很高兴。有了毛泽东的表态，我的心里就有了底。最后，刘素媛向我和叶群提出：让我“站出来”以后，明确表示支持她们，我同意了。我和叶群都表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一定帮助她们把空政文工团的形势翻过来。
然后，首先由林豆豆出面，在《空军报》社制造舆论，说刘素媛她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然后，再经过一番工作，空政文工团里支持刘素媛的人就多了起来。这时，刘素媛她们自己也公开说，毛泽东和林彪是支持她们的。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空政文工团的形势就急转直下，刘素媛成了多数派的头头，并夺取了文工团的领导权，成立了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刘素媛和邵锦辉分别任革委会正、副主任。由于她们能够经常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在空军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人称“刘司令”、“邵政委”。
接见了刘素媛等人之后，我接连给林彪打了几个电话，意思是：空军每天都有飞机在天上飞，空军领导机关老是像这样乱，我上不了班，出了事情谁负责？再这样下去，飞机跑了，或者是摔了，或者是敌人的飞机进来，我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后来，林彪就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关峰四次来空军大院保我。但是，效果都不大，造反派不听他们的。林彪没有办法，只好通过叶群告诉江青说：“毛主席有指示，对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空军的飞机不能出问题，机关也不能出问题、不能乱，必须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
江青表示：“吴法宪可以保，但是要写一个比较好的检讨。”叶群回来转达了江青的意见，并劝我说：“检讨写了，就可以过关了。”就这样，我按照江青的要求，写了一个检讨送给她。她看了后说：“还可以，就这样吧。”
当时我每天都在京西宾馆、西郊机场或北京军区指挥所，与各军区司令员、政委保持联系，听取他们的汇报，共同商量决定一些措施。当时我的思想是，只能让机关乱，绝不允许部队和飞行学校乱，必须保证他们的绝对稳定，严防跑飞机和敌机入侵。
事情也凑巧，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台湾国民党空军的五架飞机，当时估计是美制F—104型战斗机，为了侦察，沿福建海上飞行，有进入大陆的迹象。接到报告，我立即赶到指挥所，命令华东地区空军部队的雷达全部开机，严密监视敌情。同时，命令福建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可能进入地区的飞行和高炮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果然，敌机在福建晋江以东海面突然改变航向，直飞大陆。得知这一情况，我立即命令航空兵XX师起飞X批X架迎敌，并命令其它部队作好拦截准备，防止敌机跑掉。结果，飞行员果断地进行对头拦截，一下子就击落了一架敌机，立了大功。不久，部队找到了被击落敌机的残骸，证实这是一架美制F—104G型战斗机。
应该说，这次战斗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当时那种全国一片混乱，空军领导机关被造反派长期围困、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空军机关和部队的全体同志，坚守工作岗位，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高度协调一致，各个渠道畅通，才保证了这次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这是空军全体指战员高度责任感和觉悟的体现。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我们空军进行了多次国土防空作战，击落、击伤敌机多架。其中有：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雷州半岛击落A—3B攻击机一架；五月在云南马关击伤RB—66型侦察机一架；九月在广西东兴、友谊关击伤F—105型战斗机两架；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广西板兴击落F—4B战斗机两架；五月在广西峒中击落F—4B战斗机两架；八月在广西隘店击落A—6A攻击机两架（这三次在广西的战斗，后来被称为“三战三捷”）；九月在浙江嘉兴击落U—2侦察机一架。此外，我们还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飞机9架。据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几年里，我们一共击落、击伤进入大陆的敌机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