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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
材料是林彪要的，成钧等四个人写的，但信中“两条线”的提法是我和余立金加上去的。这个问题我经过反思，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
这个情况，就是一九八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所列举的“林彪指示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这一条罪状的来龙去脉。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我们这样对贺龙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但是，说我们“编造诬陷”，却不是事实，因为材料是成钧他们写的。我们只是把别人写好的材料转交上去而已，不存在我们编造的问题。
八月下旬，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结束。在这一阶段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认真地检查了自己，受到了教育。最后，我们这个会议还是形成子一个团结的会议。
根据林彪和叶剑英的指示，我们在向军委写了报告并得到批准后，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宣布了停职检查的决定。
对刘震进行停职处理，是因为这次风波是他挑的头。但为什么还要对张廷发也进行停职检查呢？
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第一阶段，刘震等人除了把矛头对着刘亚楼以外，还针对张廷发。很多人都说，张廷发这个人很骄傲、很霸道，处处训人。我认为，这些批评是对的。张廷发有很多优点，他有能力，有魄力，工作积极肯干，因此我们向军委建议，将他由空军参谋长提为副司令员。但是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严重脱离群众。也许是因为刘亚楼在世时，有一度曾经想想把他培养成为自己在空军的接班人，因此，张廷发更加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的一些老同志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一些同志的关系也搞得很僵，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大。十一次全会开始以后，我在他“坐山观虎斗”时，就在心里想，刘亚楼生前对你张廷发不错，现在那些人如此攻击刘亚楼，你至少也应该站出来为刘亚楼说几句公道话吧。可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讲，只想一个人脱离出来。
大概是军委领导对张廷发这个人的情况也有所耳闻。叶剑英副主席听到了下面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转告我说：“张廷发可以停职，他太脱离群众了。停职不是撤职，教育一下，转变过来了，还可以复职嘛！”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和余立金一起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请示对张廷发进行停职。报告送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在张廷发被停职的问题上，我们只是被动地执行军委领导的决定，甚至可以说军委作这样的决定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至于军委领导为什么要决定停张廷发的职，我至今也不清楚具体原因。
根据军委领导的指示，除了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进行了停职检查的处理以外，对其他人我们则一概不动，只是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训，团结共事，共同搞好工作。
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即将结束时，我主持召开了一次空军党委常委会议。我和余立金在会上提出，要组织人写一个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大事记，把会议的过程全面地写一个纪要；要整理和保存叶剑英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把这次会议的大小记录全部保存起来，把所有人的发言记录在案；常委七个人联名告状的二十五条也存档；成钧等四个同志到贺龙元帅那里的汇报材料以及我的检讨，也都要全部存档。
会后，空军有关部门按照这一原则，对会议的所有材料进行了处理和保存。应该说，所保存的这些材料，都是最原始的，是确实可信的。尽管后来空军党委的变化很大，但是我想，如果没有人有意销毁，当年存档的这些材料应该都还在。
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还有一个第三阶段，这就是扩大会议的阶段。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从九月一日起，空军党委应当召开一个扩大会议。对此，叶剑英具体指示，空军团以上干部都应该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我们考虑，整个空军团以上的干部太多了，都来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地方让他们住，于是提议改为师以上的干部到会。叶剑英副主席最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然后通报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传达中央常委会和军委常委会的指示，传达林彪和叶剑英的讲话。
扩大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病愈恢复工作。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他召集参加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了个大会，再次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同时，他还根据林彪和叶剑英关于空军问题的指示，结合空军的实际情况，讲了几个问题。他在讲话中对空军党委明确表示了支持，并对空军工作好的地方予以了表扬和肯定。因为萧华是空军的第一任政委，对空军的情况是了解的。
萧华的这次讲话，是继叶副主席讲话以后的又一次重要讲话。萧华讲话以后，叶剑英副主席又专门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最后，在九月十日，历时三个多月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终于结束了。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空军机关司令部、科研部、工程部的一些人，已经在会场上贴出了大字报，指责空军党委的这次会议是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开了好几个月还开不完，应当赶紧结束，开始在空军搞“文化大革命”。
这些大字报，意味着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虽然结束，但“文化大革命”却已经在空军中悄然开始。从此，整个空军就一直没有平静过。
三、接林彪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开始以后，毛泽东先于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地指责。然后，他又于八月五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对刘少奇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指责。当时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很少，所以我当时并不知道。
据我的了解，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前一段会议，林彪并没有参加，仍然住在大连休息。
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他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的专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
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就这样，周恩来把林彪接走了。汪东兴和叶群走在后面，他俩的谈话，我从旁边听到了几句。我听见汪东兴告诉叶群，说毛泽东和江青都同意把李纳放到《解放军报》社去当记者，是否请林彪转告萧华安排一下。叶群当时很高兴，说：“主席信任解放军，才把女儿送到《解放军报》社来当记者，我们热烈欢迎。我一定尽快转告林总，把这件事情安排好，请主席和江青同志放心。”说着，他们两个人也坐车离开了机场，可能也是去了人民大会堂。他们走后，我随即坐车回到了空军大院。
尽管我这次也去机场接了林彪，却对毛泽东、周恩来为什么要急于把林彪接回北京，是一点也不知道。因周恩来和汪东兴对我都是点滴不露，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闷葫芦一个。
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边等，一边扯乱谈。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后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是何等的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