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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三代会”开得太多，形式主义严重。第六、说刘亚楼和我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光批评下面，乱提口号，过于强调高标准、严要求，要求过分。第七、空军大院搞卫生、整内务、植树绿化，完全是给人看的，是形式主义。第八、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上报击落敌机的数字有假。第九、铺张浪费，修建机场花钱太多。第十、最后也有少数人攻到了立空军为标兵的这个问题，说刘亚楼和我欺骗中央军委，欺骗林彪等军委领导人。他们说，空军建立以来有成绩，但刘亚楼和我一直报喜不报忧，光报好的，不报缺点错误。因此，空军不能被树立为标兵，这个标兵是假的，建议军委立即取消空军的标兵称号。
就这样天天轰还不算，常委的几个同志又提出，要请中央军委派个工作组来，那个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不是兴派工作组吗？如六月三日《北京日报》在刊登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同时，不但公布了新市委的组成，而且还宣布中央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对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进行领导。
紧接着，在六月五日以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北京市教育系统的绝大部分单位，都被进驻了工作组。除此之外，一些夺权斗争激烈的单位，如中宣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以及一些外省市的敏感单位，也于六月中旬被派进了工作组，并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他们认为，既然学校和单位能派工作组，那么，空军党委开会，也得请军委派工作组来。如果军委也能同意派出工作组到空军来，那么我这个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但结果，军委决定不派工作组。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刘志坚便以总政的名义派来了个工作组。工作组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愈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等三人。他们来参加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此外，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
说实在的，空军当时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缺点、错误也不少。加上刘亚楼在世时锋芒毕露，平时对总政的一些人不够尊重，总政有些人对空军实际上是不怎么满意的。所以，总政工作组一来到空军，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们搞到了一起。那段时间里，总政工作组的人见到我和余立金，不说话，不握手，还拉长了一个脸，表示和我们疏远。可是见到刘震、成钧、曹里怀他们就亲热得很，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有了总政工作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踌躇满志，对我和余立金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当然，总政工作组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萧麦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对当时空军的很多问题，萧麦萍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曾经几次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有些情况是会变化的。”
叶剑英办公室的秘书李文芳是个师级干部，他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始终是支持我们的。他认为，空军党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对头，完全是一种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是小组织行为，风头不对，所以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告诉我：“要沉住气，让他们放。”
李文芳的态度显然代表了叶帅的一些看法，于是，我对他说：“我沉得住气，当不当空军司令我确实无所谓，只要实事求是，讲道理我就不怕。我怕的是出事故、摔飞机，怕飞机跑到台湾去，别的我都不怕，让他们放好了。”
有了李文芳交的这个底，我心里就更踏实了。于是，我在会议上更是只听不说，让他们尽量放。我只是告诉党办的几个秘书，要他们把提的一些意见很好地记录下来。
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他当时的情况，说得不好听一点，叫作“坐山观虎斗”，他在中间看好戏。不过他也没能看多长时间。会议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有些人抓住了张廷发，攻击张廷发工作蛮横，民主作风差。
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连续批了我们一个来月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对我们采取措施了。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控告信。这份控告信一共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十条是针对刘亚楼，另外十五条是对着我的，拉了这样一个材料。当时林彪在大连休养，这封控告信由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全文传了过去。
与此同时，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据说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发嘛”。这个情况是真是假，我闹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没有直接见到贺帅。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以后成钧他们自己做检讨时讲出来的。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都同时说到了这一点。
曹里怀是叶剑英的老部下，会议期间，他向叶帅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叶剑英听了后对曹里怀说：“曹里怀你要注意呀！”曹里怀听不进去，说：“我有把握。”叶帅说：“你有什么把握呀？！”
总政工作组的胡愈之，也经常向刘志坚副主任汇报会议的情况。有一次在汇报时他说：“吴法宪看来是不能再当这个空军司令了，不能再当党委书记了，要撤下去。”刘志坚表示同意，说：“对，可能是这样吧，看看再说。”
在军委这边，叶剑英也在天天听取李文芳的汇报，可以说全部掌握着会议的进展情况。就在刘震他们向军委写报告信时，叶帅感到他应该介入了。于是，他首先在电话上向林彪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林彪听完后说：“他们不仅如此，还告状到了我这里，刘亚楼、吴法宪一共是二十五条罪状。等一下，我让秘书传到你那里去。”接着，林彪开始讲他的意见。他说：“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当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
很快，空军七个常委联合署名的控告材料传到叶剑英副主席那里，叶帅一看心里更有数了，因为里面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叶帅看过信以后，就把信转给了我。
对刘震等人写控告信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是在看到叶剑英转给我的控告信后才了解这一情况的。对他们这种背后告状，我并不在乎，因为我确实有很多毛病，大家给我“洗洗澡”，我是很欢迎的。可这封控告信里的有些内容，也确实是站不住脚的。
大概是七月十五日，叶剑英找总政工作组汇报情况。听完汇报后，他说：“你们哪，到空军以后的作法不够妥当，你们不找空军党委第一书记吴法宪，也不找第二书记余立金，专门找常委的那几个人，和他们搞在一起，听他们的一面之词，你们的这种作法是公正的吗？！你们是代表总政去参加空军党委会议的！你们支持他们，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吗？再这样下去你们也要陷进去的了。”
叶剑英这一说，总政工作组警惕了，态度就明显改变了，胡愈之见到我和余立金也开始讲话了。一天，胡愈之和总政工作组几个人把我和余立金找到总政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态度非常明朗。他告诉我们：“前一个时期，全会上有一些人乱轰乱批，现在情况已经搞清楚了，是他们背着你们两个党委书记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总政工作组态度的这种转变，很显然是叶剑英副主席做工作的结果，也说明叶帅的话他们是听进去了。
从全会开始以后，我就没有打电话到大连去找林彪，即使就在我被攻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也没有和“林办”联系，主要是不想给林彪增添什么麻烦。到七月十七、八日，叶群从大连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这个时期的情况，林总统统都知道了，空军全会的情况，叶帅经常向林总通气。现在你要沉住气，问题会很好地解决的。另外，以刘震为首的七个人，到林总这里告你们，这些材料林总要我转给你，你一看就明白了。”
大概是七月十九日，叶剑英副主席告诉我，林彪的意见已经转到了中央，到了刘少奇那里。为此，刘少奇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林彪的意见。中央认为，以刘震、成钧为首的空军党委常委几个人，是在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他们的目的和动机都错了。刘少奇副主席还说：“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按照共产党员的组织原则和修养来看，都是不允许的。背着空军党委主要负责人，背后搞非法的小组织活动，也可以叫地下活动。由几个人合伙搞罢官夺权，是绝对错误的，此例不能开，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
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在这个会上批评了曹里怀，说：“曹里怀到了那里，就把哪里搞乱。”这些都是叶帅亲自告诉我的。
最后叶副主席还说，军委常委准备在七月二十日召开会议，包括张廷发在内的空军党委常委全部成员都到会，由他来传达中央常委会议的指示，并研究空军党委全会下一步如何进行。
七月二十日上午八点，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在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