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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政治运动。但是，毛泽东组织的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在北京遭到了彭真的抵制，彭真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一场学术争论中。这样，彭真的命运就决定了。
彭真没有参加在上海对罗瑞卿的批判，但在北京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他和谢富治有个联合发言。发言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说罗瑞卿反对彭真提出的“公安工作十条”什么的。这个发言送到杭州后，毛泽东一看，认为谢富治采取与彭真联合发言的这种形势不妥，就准备找谢富治到杭州去谈一谈。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汪东兴通过萧华打电话给我，要我连夜派飞机，秘密地把谢富治送到上海，再由上海的空四军政委江腾蛟派汽车，送谢富治到杭州去见毛泽东。至于毛泽东要谢富治到杭州去干什么，我并不知道。
谢富治回到北京时，我去南苑机场接他。之后，我们两人同坐一辆车回城。谢富治告诉我，中央又出了问题，以彭真为主。彭真在二月初搞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了全党。《二月提纲》与姚文元的文章是完全对立的，毛泽东看了以后，认为《二月提纲》混淆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现在中央正在杭州开会，准备批判和撤销这个文件。
谢富治还告诉我，毛泽东对他说，彭真对北京是一统天下，什么都不准泄露，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什么情况都不向中央反映，不向他本人反映，搞独立王国。谢富治说，看得出来，毛泽东的言谈之间，表示了对彭真的不满。关于去杭州一事，他告诉我说，这次毛泽东要他去杭州，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告诉他，批判罗瑞卿的稿子不要和彭真联名，但是这件事情要他对外保密，不要让彭真知道。
这样，我才从谢富治那里知道彭真也出了问题，毛泽东准备要把彭真拿掉了。这个时候，杨成武也和我通气，说中央有个“十四号文件”，是彭真搞的，这个文件有错误，不能向下传达。杨成武和萧华出席了杭州会议，所以他们对彭真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正在杭州开会。四月中旬，中央办公厅就不断通知我，要我派飞机去接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到杭州集中。接着，又派专机送中央领导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去杭州。我先是按照要求作了相应的布置，然后每天坐镇指挥所，亲自指挥，直到安全准时地完成运送任务，我才松了一口气。虽然当时没告诉我中央在杭州开什么会，但从这些情况来看，我猜想中央一定是在杭州召开重要的会议。
后来我才知道，在杭州，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以及会后，毛主席亲自对彭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主持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草案。这个草案是陈伯达等人负责起草的，而且据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也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的这个提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并为他所采纳。
到了五月四日，在北京由刘少奇主持继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毛主席在外地，没有参加。五月十日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市委，从组织上把彭真拿掉了，并将彭真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起，打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宣布撤销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即“中央十四号文件”），撤销以彭真为组长，包括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向全党解释撤销《二月提纲》的理由，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
《五一六通知》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通知》要求各级党委“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还说：“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在《五一六通知》里还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经为我们所识破，有的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那样的人物，他们正在我们身边，各级党组织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很快便掀起了那场“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空军党委第十一次会议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空军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斗争，这就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开始的，一直开到九月十日才结束，前后经历了三个多月。会议期间之长，在中国空军历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说到底，这场斗争也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引起来的。
在这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西部上空进行一次空投氢弹的试验。这次试验，由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爱萍负责主持。具体负责执行这一任务的，是二十一基地的全体同志，而空投氢弹的任务，则交给我们空军来完成。接到这一命令后，我认为这是空军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责任重大。虽然具体的任务由兰州军区空军负责，而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应该亲自到试验现场去指挥，以防止出现万一。
在征得空军党委常委一些同志的同意，并得到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的批准后，我留下政委余立金在北京主持工作，然后与当时负责基地试验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一起到西北基地，在张爱萍的统一领导下，共同主持这次氢弹试验。
五月九日，氢弹空投任务顺利完成，整个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让我们都非常高兴。这时，我与成钧商量，待听完张爱萍的总结报告以后，我们俩顺道去驻在和阗、哈密、张掖、武威、兰州、临洮等地的航校、高炮、导弹、飞行部队去检查一下工作，并准备在每个单位去住上几天，了解一下情况，与这些单位进行一下交流和沟通。平时我的工作很忙，很少能有机会去看望这些基层的部队。
到了五月底，正当我和成钧按照预定的安排，来到武威航校检查工作时，余立金从北京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中央下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要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他准备把这个文件送到西北来，给我和成钧看一看。
第二天，余立金就派了一架飞机，给我们送来了《五一六通知》。看完这个文件，我心里想，这个文件仅仅是个通知，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办法，究竟应该怎么搞法，谁也没有底，还是等中央和军委有了进一步的文件、部署具体的办法后，再一起开会传达不迟。因此，我继续和成钧一起，来到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
就在临洮，余立金又来了电话，要我和成钧立即返回北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他说，对《五一六通知》要立即进行讨论，我不回去，他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个电话刚刚放下，余立金又第二次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叶群要他转告我，要我尽快赶回北京，否则就会变成“恩克鲁玛”了。
叶群说的这个“恩克鲁玛”，原先是非洲西部加纳共和国的总统，一次，在他出国访问期间，国内发生了军事政变，他被政变军人赶下了台，成了流亡总统。叶群这句话的用意何在，我当时不太明白，但想可能是家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我匆匆结束了西北之行，于六月三日清晨乘飞机和成钧一起回到了北京。
六月三日下午，我刚刚回到家里，叶群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说，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那里告我的状，说：“吴法宪躲出去检查工作，迟迟不归，对《五一六通知》即不传达讨论，也不下发执行，对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由于徐深吉到刘志坚家里去的时候，正好碰到叶群，所以刘志坚在徐深吉走了之后，把他的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这才通过余立金向我发出了警告。
六月四日上午，我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的问题。与此同时，我还准备将这次西北执行氢弹空投任务的情况，以及检查空军部队发现的一些问题，一起向常委会作一个汇报。
谁知道会议刚一开始，气氛就不同寻常，完全变了。首先是刘震，接着是曹里怀、王辉球等人提出：“你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对《五一六通知》不主持开会，不组织学习、讨论，躲在外面检查工作，迟迟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了什么？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动，是什么态度？”当时就向我轰了起来，上纲上线，给了我迎头一棒。我当时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经在北京酝酿和串联了一些日子。在我回北京之前他们已计划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在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