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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电话，我立即召集了空军党委办公室和空军政治部的王飞、何汝珍、朱鸿、王启夫等几个人开会布置，组织了一个四、五十人的“四清”工作队，进入江苏省太仓县，叶群和林豆豆就参加了这个工作队。当时，我们空军副政委王辉球也带着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一些人，组织了一个工作队，进入湖南省的一个县参加“四清”。
在请示了罗瑞卿和萧华，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我把空军政委余立留在家里，负责主持空军的日常工作，就赶到了太仓。到了太仓以后，叶群就把她原来住的一间房子让给了我，自己搬到一个贫下中农的家里。那是一间茅草房，房子阴冷潮湿，叶群派人把那间房子打扫干净以后，便带了一个秘书和林豆豆住到了那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我原本也想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去，房子都搞好了，但是叶群告诉我：“林总说了，搞‘四清’不一定非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不可。你是空军司令，还是住在一个有电话的地方为好，万一有什么事情好找。”
叶群让给我的房子，是在一个镇子上，原来是一个堆放材料的仓库，房子也很破烂。我让人简单收拾了一下，便搬了进去。在太仓期间，驻上海的空军政委江腾蛟给我派来了一个炊事员，为我们做饭吃。除了我之外，空军工作队的其他人也与叶群一样，分散在太仓县的四、五个区里，分别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来到太仓不久，苏州的地委书记就专门来看望了我们，对我们参加苏州地区的“四清运动”表示感谢。
我们在太仓期间，华东局也有一个工作队在那里搞“四清”。叶群让我和他们联系，以便统一行动。华东局工作队的同志很尊重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和我们商量，征求我们的意见。我跟他们说：“我们部队的同志，对地方的工作不熟悉。在这里，我们听你们指挥，你们分配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我在太仓的期间，正是农作物收获的季节。我们一天天参加劳动，同农民们一起收稻子、摘棉花，在劳动中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在整个“四清”过程中，叶群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回苏州去向林彪汇报，到了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再回到太仓。那段时间里，我同叶群经常来往，相互通报情况、交流经验、交换意见。我当时觉得叶群还比较能吃苦，“四清”期间，她一直都同当地的贫下中农吃一样的大米饭、红薯，没有特意加什么菜，不搞什么特殊化。她只是带了一点麦乳精，用开水冲了喝。叶群还要把她的麦乳精送一些给我，我谢绝了，说：“我的身体好，不用了。”
到了十月份，空军突然出了一个大乱子。一天中午十二点，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是南京空八师的一架轰—5型飞机，从杭州起飞训练后，飞行员李显斌将飞机飞到台湾去了。跑飞机的消息，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立即找到叶群，告诉她，空军出了大事，我必须立刻去处理。之后，我就近从空军的“四清”工作队里找了几个人，立即带着他们坐上飞机，于当天下午就赶到杭州查处这件事情，以便及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当夜查到凌晨三点，才搞清楚子事情的经过，主要是飞行员李显斌胁迫领航员和射击员，把飞机强行飞到了台湾。跑飞机的那个大队，正好是余立金蹲点的那个大队，而且当时又是余立金在北京主持空军的工作，因此我在生气之下，打电话批评了他。对此，余立金多少有点不满意。
这次的李显斌事件，是空军建军以来第一次跑飞机，又发生在我接任空军司令员之后不久，当时我的思想负担非常沉重。在查处的那些天里，我多少天都睡不好觉，白天黑夜地工作。很快，我把跑飞机的情况和查处的情况，连同自己的检讨，一起上报给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请求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自己处分。
我在杭州一连给军委发了几个电报。林彪看了电报后安慰我说：“没有那么严重，只要好好接受经验教训，今后不再发生那样的事情就行了。”罗瑞卿当时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他也专门派人坐飞机到杭州来送一封信给我，要我接受教训，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在这中间，林彪还不断通过叶群给我传话说：“飞机已经跑了，要作好防范措施，要坚决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同时不要太紧张，不要把自己的身体也搞垮了。”
我在杭州调查了事情的原因后，又带着工作组到空军所有沿海部队，一个师一个师地去通报情况，检查工作，要求大家认真汲取教训，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我们还将这一事件的教训整理成材料，印发给空军的部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以后在我任空军司令员的整个期间，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我们的空军部队也始终保持了稳定，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不仅如此，整个部队的斗志还十分高昂，接连击落了进入大陆的台湾国民党飞机。一九六七年，在一次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上，毛泽东还说：“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乱’，可是空军没有跑一架飞机嘛！”
李显斌事件发生后，我一直都在部队处理这件事情，再也没有时间过问太仓的事情。不久，罗瑞卿来了电话，要我立即停止“四清”，回到北京主持空军工作。根据罗瑞卿的决定，我马上回到太仓，把空军工作队交给叶群，随即回到了北京。以后，叶群仍然不断地同我联系，向我通报太仓的情况。
六、罗瑞卿大将的下台
一九六五年秋，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因患肝炎，住在上海养病。萧华患病期间，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经常去上海探望萧华，同时顺便去苏州问候林彪。这样，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来往接触，就比较多了起来。
不久，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突然被撤职了。萧向荣究竟有什么“错误”和“问题”，是办公厅的工作搞得不好，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我就说不清楚了。后来，是杨成武兼任了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样，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关系，起来越密切了。
这一阶段，罗瑞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视察。他经常坐飞机往来于各地，检查各大军区的战备和防御工程，那一年，他先到沿海各地区，从东北一直到海南，然后又去西南、西北，总之对全国的地形，差不多都看遍了。由于经常外出，他对林彪难免有些疏远。于是林彪开始觉得罗瑞卿有些变了，认为他翅膀变硬了，有些大的事情也不请求报告。例如，在未报告林彪的情况下，罗瑞卿组织了全军“大比武”，被认为在“突出政治”的这个问题上，同林彪唱了对台戏，这就逐渐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当时林彪还在苏州，据说罗瑞卿曾经几次想到苏州去汇报工作，但是每一次打电话都被林彪拒绝，说：“你工作忙，让杨成武来就可以了。”到这时，罗瑞卿已经发现林彪在有意冷淡他，可又不好表示什么，只好让杨成武到林彪那里来来往往，靠杨成武通报一些消息。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罗瑞卿离开上海时，到正在上海的毛泽东那里，对毛泽东说，他要到苏州去看看林彪。由于毛泽东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非常欣赏，始终不忘，就说：“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和‘七千人大会’时一样，能够作三、四个小时的报告。”没想到，罗瑞卿到了苏州，来到林彪的住所门口要求见林彪，但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没有让罗瑞卿进去，让罗瑞卿碰了一鼻子灰。
这个时候，叶群还在太仓搞“四清”。十一月末的一天上午，叶群从苏州用保密电话找我，要我马上派一架飞机到苏州去。她还特别告诉我，她要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并再三嘱咐我不要向任何人讲，要绝对保密。我告诉叶群，上海空军有一架小型的里—2型飞机，为了保密，可以不通过北京，我直接命令上海空军用这架飞机送她到杭州去。放下电话，我便向上海空军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当天用这架飞机送叶群到杭州。晚上，这架飞机又载着叶群，从杭州返回了苏州。
回到苏州后，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她下午见到了毛泽东，她把林彪对罗瑞卿的一些意见，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完，她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汇报完时，天已经黑了。毛泽东要她当晚就返回苏州，并告知林彪，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叶群的这些讲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我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可在电话上也不好问。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在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几天之后，十二月七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我：“毛主席决定，从八号开始，在上海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要你去上海参加会议，并准备飞机，把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到上海去参加会议。”至于会议的内容，叶剑英始终没有对我透露。此时，毛泽东已经先期到达了上海。
按照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我安排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各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我同参加会议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务院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分乘四架飞机飞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