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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江泽民1991年对莫斯科的访问是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回访，两次访问都安排在5月是一个绝妙的巧合。
对江泽民来说，这次访问的亮点是重返大型汽车制造厂，35年前他曾作为一名实习生在此工作过。在与工厂管理人员会面时，江感谢工厂为中国培训了700多名技术人员。随后，他抛开礼节，使用有些生疏但还能交流的俄语和老朋友进行了交谈。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给江看了一张30岁的江泽民和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合影的照片。“这就是我！”那位女说道，“还记得吗？”她把照片翻过来，把背面江的签名指给他看。动力控制室的另一名工人说，大多数和江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已退休，但是他们托人向他转达了亲切的问候。这名工人向记者们透露，总书记“在工人中很有人缘”。
分析家们推测，江的访问将开创中苏合作的新时代。他们错了。苏联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军事技术的协议没有达成，而且两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苏联很快就要不存在了。当江对莫斯科说再见时，他告别的是那个旧时代。
1991年8月19日，为了竭力维护党的至高无上地位，克里姆林宫里的强硬派领导人发动了一场政变，囚禁了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国西部青海省视察的江民立即赶回北京。第二天，8月22日，邓小平召开会议，和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钱其琛一起分析莫斯科仍处于混不清的局势。2天后当鲍里斯。叶利钦平息了政变时，许多人惊得目瞪口呆。尽管戈尔巴乔夫复了原职，苏已再无生机。几个月后，苏联解体，进行了70多年的“斯大林模式”的共产主义实践以失败告终。
这个教训对中国领导人不无影响。接下来几个月中，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苏联倒台，江泽民召开了多次高层会议来讨论事变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大家显然都提高了警惕。关于“和平演变”的争论升温了。“和平演变”是指西方（尤其是美国）为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可能）采取的非完全军事行为社会变革手段。邓小平的改革是否会把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争论尤其激烈。就江泽民而言，他要寻找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把苏联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法处理好辽阔国土上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他还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公开性过多而改革不足。在中国，这个次序被颠倒过来：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
“我们必须逐渐向政企分离的目标迈进，”在一篇支持邓小平改革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这样它们在管理中才能有自主权，在经济上才能自负盈亏。”这篇讲话不仅标着江涉足经济决策事务，并向外界表明他的权力正在逐步增长。
10月，金日成来到北京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江泽民陪同金日成到他的家乡扬州，参观了江心目中的英雄——史可法的纪念馆。
江泽民渐渐适应了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挥洒自如了，同时遵循着固有的行为准则。举个例子，他延续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度假的传统。北戴河是渤海海滨度假胜地，位于北京以东约200公里处。领导人除了度假娱乐、从事沙滩体育运动和与亲友叙旧外，还要举行政治讨论，制定党的政策，确定国家计划，议定敏感的人事升迁和退职问题。
由于地位、礼仪和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需要，江已经感到没有个人生活可言了。他向老朋友沈永言抱怨他所受到的种种约束。“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衣着，”沈注意到，“他经常不知道该穿什么。”有一次沈访问中南海时，一名助手打断了他们正要结束的晚餐，告诉江他需要更换服装参加下一场活动。我问道是否可以让我跟他去看看他怎么着装，“沈笑着回忆说，”当我们走进江的卧室时，他的衣服已经摆好了。由他要会见工人代表，他只能顺从地脱下他的西式运动茄克，换上扣子系得很高的毛装。但是他的助手，就像学校老师对7岁小学生说话一样，温和但简略地说：“不，您必须把衬衣也换掉。‘就连他的鞋子，也为他选好了。”
鉴于自由受到这么多的限制，江泽民也需要放松。他还需要锻炼。每天，他都要在中南海里绕大圈散步。随后，他会去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游泳池游泳。
就在这段时间，中南海——过去的皇家宫室，现在的权力中心——的一些中式古典建筑被改造修葺一新，特别是那些专门用于会见外国达官显贵的地方。恢复这些精致典雅的中华文明的象征物，表明泽民力图恢复中国作为国际社会领导者这一历史性角色——一个看似遥远目标——的愿望。
有一座重新装修的茶楼大门对着南海，从这儿可以看到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江泽民在农历八月十五日，也就是中秋节那天，来到这儿对湖赏月。这是一个催人感怀、引人遐想的时刻，人们可以想像当江泽民陶醉在美丽的月色和中国的光明前景中时，他一定也回想起自己青年时代写下的诗句。
“我不到一年就不再担心了，”汪道涵说，“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这么快就有了信心，相信江泽民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并坐稳他的位置。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然而，邓小平还健在，他答应过他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江泽民不以势压人。他更愿意用一种不显山露水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树立起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在他认为不能妥协的地方，他的态度坚如磐石。对于穷苦百姓的困境，充满同情。对于知识分子的渴求，他与他们心心相印。对于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摩擦，他深刻理解他们的问题所在。在自己的一生中，他经历过中国大多数阶层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仍然需要依靠元老，寻求共识，并设法提拔自己赏识的人。江泽民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那个人。
第13章 1992年“大胆探索”和“加速改革”
直到去世之前，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走上发展壮大路。他对在“天安门事件”后放慢的改革速度很不满意。1992年年初，这位87岁高龄的最高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乘火前往中国南方巡视，去为改革呐喊。他这趟充满激情的私人旅行将使中国恢复活力并重激发起江泽民的干劲。
1月17早上，当邓在北京火车站登上那列8节车厢的专列时，他只是一介平民。他的妻子卓琳及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陪他一同旅行。医生们曾劝告这位身体越来越虚弱的老人不要出巡，而且尽管邓仍受人尊崇，他的实权已经减小。甚至连过去亦步亦趋报道邓一举动的中国媒体，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里，也没有报道他的重要旅程。
邓享受着他的退休生活，其中包括与一大家子人一起进餐，还有桥牌——他可是一位桥牌高手。尽管感觉不再敏锐如前，邓正是在从这种悠闲的生活中走出来，最后一次挺身投入政治争。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邓知道必须令人刮目地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以及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邓告诉身边人，他得离开北京。他选择去南方，到广东省他所创建的经济特区去，他期望在那儿找到对其改革思想的有力支持。此后邓这一行程就被称为“南巡”，意为“南方之旅”，但是蕴含着更为尊崇的意思。
邓的第一站是武汉，在那里他就直奔主题。“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问题所在，”专列上，邓通过湖北省委书记向北京的中央委员会传去一个口头信息：“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警告说，“谁就会被打倒。”邓正在为获取党的灵魂而努力，这次他不会回头了。
两天之后，江告诉官员们全党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尖端技术，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他强调迫切需要“大力压缩不必要的会议，减少过多的例行仪式”。
邓小平即将动身之前，江泽民就敦促上“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并“采取新的措施深化改革”。1周后，江呼吁党的干部要朴实节俭以取信于人民大众。他说：“我们必须改变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
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诞生地深圳，邓对热情洋溢的群众说：“不要害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又说：“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邓补充说：“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他警告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离开的时候，邓当着众人的对深圳市委书记说：“你必须加快发展！”这是个令人震的声明。因为在整个中国，深圳的改革步伐是最快的。北京的批评家们经常把深圳当作改革速度过快的实例。现在，邓却告诉深圳领导人要发展得更快些。他借用了毛泽东的比喻：“我们不能像小脚女人。”
“我们要警惕右，”邓在行程的下一站珠海说道，“但主要是防止‘左’。”他再次要求改革的反对者下台。
但是邓也兼顾了公平。“现在中央的班子，”他说道，对江泽民使用了代码短语，“干得不错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