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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那些关心贫困和医疗问题的人，对45万元的选美费用大为恼怒。他们向报社写信并提出正式批评，对“上海小姐”选美比赛冠军将得到5000元奖金表示了厌恶，这笔钱比当时大多数工人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得多。此外，联想到过去堕落的做法，有些人怀疑这次选美活动的真正目的是“为某些官员挑选美女”。
江不想给人留下守旧的强硬派的印象，那将有损上海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但他又不能忽视党员们的群起反对之声。经过3个星期的深思熟虑，江取消了上海小姐”选美比赛，并谨慎地选择了他解释的措辞。他说，目前“条件尚不成熟”。换句话说，在原则上他并不反对选美比赛，只是上海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先予以解决。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飙升的通货膨胀率。政府采取的一项政策是通过放开物价管制来解决经济中价格严重扭曲的问题，但这项政策无济于事。人们开始疯狂采购。中国领导人被迫彻底改变他们的政策。
1988年下半年，李鹏总理决心冻结物价。新的楼房建设——特别是宾馆和写字楼——实际上被禁建。全国1万多个项目被中止。
现在也到了江泽民重新考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了。1989年他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并没有吸引力。江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联系，希望恢复这项工作。在内心里，江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出版著作令他感到自豪。他还准备在大学里进行一次题为《当前电力节约与能源开发趋势》的讲座，他将就这一课题撰写一篇技术论文。
“江给我打电话时，我感到很惊讶，”沈说，“他急于知道自己的手稿的下落。坦白地说，我想不起来手稿到哪儿去了。已经过去20多年了，其中还有10年是消磨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告诉他我会找找看。”
沈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的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为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将原稿卖掉或烧掉了。
“江大感欣慰，”沈说，“并告诉我他会与我们原来的俄罗斯顾问联系，再要一份俄文原稿。”江在一个月内就拿到了那本书，并寄给了沈。
“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恳求沈，“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了解他所说的话，”沈深思道，“除了退休后在学术界的个人计划，这本书的出版也将了却多年前江对他的俄罗斯导师许下的承诺。”
“我按照江的要求做了，”沈接着说道，“这项工作非常复杂而艰辛。所有内容——图示、草图以及翻译——都必须与原文匹配得天衣无缝。”
但正当江忙于为离开政界后的生活制定计划时，一场政治地震撼动了所有人的未来。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第二部分】 领导地位 1989…1996年
第9章 1989年1月－5月“准备作长期斗争”
1989年初，已经有许多事情造成了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尖锐的政治分岐。事实上，没有一位重要人物从根本上反对进行改革以刺激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分歧涉及改革的速度与方式。尽管如此，这种分歧将会导致一场地震，震中很快就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对有些人来说，邓小平的激烈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分散中央权力和对外开放——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权力。许多人都惯于生活在政府控制、中央计划与国有企业的“体制”之中，他们宣扬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以保护他们在仕途与生活上的利益。共产党体制内的有些人其实在试图束缚变革的手脚。除此之外，老前辈的理想主义者们渴望回到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指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在群众运动搅乱全国之前），当时追求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同志式的平等和对党的忠诚达到了顶点，团结了全国。
对江泽民来说，他最没有预料到的就是政治上的晋升。他已决定在上海退休后做教授。数十年来，他被频繁调动。现在他已经回到上海，他的妻子王冶坪想让他在这里呆下去。她热爱上海，上海话也比普通话说得好。上海市委书记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这意味着再过2年多的时间，江就将退出政坛，他们夫妇可以在上海安度晚年了。
沈永言记得在1989年4月的一天，他给江的办公室打电话，是贾廷安接的电话。“贾告诉我，”沈回忆道，“江正在交通大学作讲座。”他正准备从一位高曝光率的公众人物过渡到低调的学者。
震撼大地的剧变始于一场悲剧。4月8日，政治局例行的星期五会议按惯例于上午9时在中南海召开，议题是教育改革问题。作为主持人，赵紫阳总书记坐在桌首，这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可以让20个人就座。他所取代的那个人，胡耀邦，坐在桌子中部，几乎就在江泽民的对面。
1988年胡耀邦的心脏病曾经发作过，身体一直不好。
会议进行了40分钟后，胡站起身，打断了总书记的讲话。
他说：“我感到不舒服，可以离开吗？”
“当然可以，要当心身体。”赵说道。
然而，胡并没有走出去，而是又坐了下来。他几乎以慢动作把双臂放在桌子上，将头埋在中间。
“谁有药？”赵马上问道。这是指高级领导人应随身携带的一包专门药品以备急救之需。“我们需要硝酸甘油！”
江泽民高声说：“我有。但我以前从没有用过。”他接着问，“有谁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
“我父亲犯过心脏病，”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朱育理说，“给我吧。”江跑到朱的身边，朱拿过药，把它放在病人的舌下。
医生被喊了进来，随后胡被送入北京医院。第二周，胡似乎有所好转。但在4月15日，他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10分钟后就去世了。
当天晚上，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发了这条令人悲痛的消息，数小时内学生们开始在北京各校园里活动，寻思如何纪念这位曾经捍卫过他们的权利的人。次日，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是纪念这位前总书记的活动，但不久变成支持他曾倡导的自由价值观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打出标语和旗帜，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并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他们还要求重新为胡做结论。
当北京开始游行示威的消息传来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有鉴于1986年的教训，上海市政府立即发出警告，以免运动失控。但是对于江泽民和朱镕基而言，问题倒不在于游行示威本身，而在于当地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方式。该报的创办人及主编是一位脾气执拗的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名叫钦本立，时年70岁，他习惯穿毛式服装，生活简朴。
尽管《导报》由上海市主管，但它享有非同一般的编辑独立性。《导报》成了报道党的改革和主张新的政治思想的先锋媒体。该报拥有30万高层次读者，在为全国性的讨论定调方面颇有影响力。
在胡去世后4天，《导报》的编辑们在北京的文化部举办了一个题为“胡耀邦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研讨会。他们决心对官方有关胡的生平的结论提出挑战，邀请了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来发言。钦本立的指示是，研讨会的内容应该“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辞”。因此，与会者都畅所欲言，要求更多的民主和公开透明。
有些发言者公开批评反对胡耀邦的人。另一个人称胡的被迫辞职是“不合程序的”。许多人要求政府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他们谴责整党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违背民意。
钦本立计划在中国共产党举行正式悼念活动之后两天，在4月24日的《导报》上刊出一个专版，报道这次研讨会的情况。这位前总书记的肖像将醒目地放在第一版，并配上标题《人民的怀念体现了改革的巨大动力》。
江得知有关这一专版的消息后，指示负责宣传的副书记曾庆红和宣传部长陈至立进行调查。两人与钦本立见了面（4月21日），要求在出版前看文章校样。编辑同意在次日上午予以提供。
校样直到次日下午4点半才送到，但曾和陈还是很快就在其中发现了不可接受的内容。在当晚8点半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曾庆红对《导报》编辑说专刊中某些带有煽动性的部分必须删掉。他说，这对于在敏感时期维护稳定非常驻机构重要。
“既然江泽民同志（上海市党的一把手）还没有看到这些校样，”钦本立劝诱着曾庆红，“市委和宣传部就没有任何责任。”
“这不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曾反驳道，“这是保护社会！”
钦本立拒绝让步。
4月19日，就在《导报》研讨会召开当天，学生开始封锁长安街上的中南海正门新华门。长安街是北京的主干道，把北京一分为二。示威者要求为胡耀邦恢复名誉，并要求李鹏出来同他们对话。第二天，因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学生们仍滞留在那里。他们深感失望，与警察出现了冲突。政府宣布学生受到“一小撮人”的利用，他们的行为是“不正常的”。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杨尚昆主席主持，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