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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在天附和道：“据说老蒋现在经常派飞机往这边空投特务。”
“空投，偷渡，还有像我这样，打着华侨身份来报效祖国的，什么名堂都有。加上以前一直潜伏的，都冒出来了。”
安在天看着那个黑皮包，问：“里面装着枪吧？”
金鲁生不理他，手却从包里摸出一把手枪来。安在天一眼看出那是一把德国造的勃朗宁。
金鲁生：“你打过枪？”
安在天：“还在苏联的时候。”
“你去过苏联？”
“我在苏联长大的，36年去，46年回来，整整十年。”
金鲁生指了指耳朵，问：“就学这个？”
安在天卖着关子：“也不全是。要不怎么打过枪呢！”
乘务员来送开水，金鲁生迅速地取下毡帽，把手里的枪遮住，枪口始终对准来人。安在天配合地接过开水，又把空的热水瓶递给乘务员，道谢，同时也表现出对金鲁生尊敬的样子。乘务员走了，金鲁生收起枪来。
安在天泡了茶，问：“你的茶杯呢？”
金鲁生指了指桌上的酒壶：“我喝这个。”
“是美国货？”
“解放重庆时缴获的，搭了我两根肋骨。”
“酒量呢？”
“我的酒量比你的耳朵还好，天生的。武松喝十八大碗过景阳岗，说到底还是醉了，我就没醉过。”
“大家都叫你‘铁嘴’，就是指这个？”
金鲁生不好意思地笑了。
安在天：“回去我送你一瓶好酒，伏尔加，过去的同学从苏联带给我的。”
“但愿这次我能把你，还有要接的人顺利地带回701，这样就可以喝你的好酒了。”
安在天又看了一眼黑皮包，打趣道：“身上的枪就是口袋里的钱，随时都会被主人用了。一旦你这把枪被使用，就说明我们遇上了麻烦，枪会把麻烦消灭掉，像水扑火。但也许不会，因为水有时候也灭不了火。”
“你什么意思？”
安在天哈哈大笑：“寡不敌众的时候，只剩下一颗子弹，你会毫不犹豫地打死我。”
金鲁生白了他一眼。
安在天：“没什么，这是你的纪律，也是701的规矩。”
火车钻进了隧洞，轰隆隆的……
金鲁生像是安在天的保镖，他带着一把枪，尽管他出门带枪就像安在天出门带一只钢笔、一本书一样。他是保护安在天的人，也是有可能消灭安在天的人。安在天就这样踏上了去上海接罗三耳的征程。
吉普车在蜿蜒的山路急驶，李秘书坐在前面，后面是铁院长和华主任，大家表情都很严肃。铁院长刚把华主任从军用机场接出来。
华主任问：“接罗三耳的人走了吗？”
铁院长回答：“走了。”
“可靠吗？派谁去了？”
“侦听处的副处长，也是‘招人小组’的副组长安在天。”
吉普车进701大门时，那个卖泡菜的小贩又闪身出来了，蔡大爷不觉皱紧了眉头。
一进铁院长办公室，铁院长就问华主任：“罗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华主任介绍道：“罗山是他解放后才改的名字。他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调音师，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宋十分赏识他，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耳。那时候，罗三耳的名字在南京，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他有才，人又风流，有一次勾引了一位军长的五姨太，把人家肚子搞大了，军长要毙他，还是宋出面才救下他一条命……解放南京的时候，他做了俘虏，得知他和宋的关系，部队就把他当做要人关在紫金山上，恰好跟我们侦听组在一起。那时南京城里经常有零星的枪战，他可能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本事，也是为了讨好我们，一有枪声就报告我们，枪战发生在哪一带，用的是什么枪。听他老这么说，但谁会去信他？直到有一天，两个同事各提了一把枪出去打猎，他在窗洞里看见了，喊住他们，问他们愿不愿意同他做个游戏，说只要他们先各自放一枪让他听了，到时他就能听出哪一枪是谁打的。这怎么可能呢？两把一样的枪，子弹也一样，能分出彼此才怪呢！于是就跟玩儿一样，两人各开了一枪，让他听了。结果，等他们打猎回来，他递出来一张纸，上面记录着谁开的这一枪，谁又开的那一枪，哪一枪击空了，哪一枪击中了，清清楚楚，无一拉下，都神了！”
铁院长感叹地：“还真是三只耳！”
“可惜他的历史复杂，和宋美龄沾上了边，没办法来我们这种机要部门。后来他被释放了，移居上海，才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铁院长问：“你这次怎么会同意让他出山？”
“因为上头下了死命令，三个月拿不出‘字典’，你我便都是历史罪人。用罗山这种人是有政治风险，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刀尖上行走，也只能铤而走险。”
“但愿罗山是孙悟空，我们靠他能上西天。”
软卧包厢的走廊里，金鲁生发现一个留八字胡的人一直在盯着他。
金鲁生进了包厢，提起热水瓶。
安在天：“水是满的。”
金鲁生：“把门反锁上。”说完拉开了门，出去了。
走廊里，金鲁生返身关门，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了一眼周围——“八字胡”果然还在那里窥视，被他看见了，躲闪不及。
金鲁生再次进来时，安在天问：“有情况？”
金鲁生没理他，掏出手枪，顶上了子弹……
夜深了，车厢走廊，“八字胡”离安在天所在的包厢越来越近了……看四下无人，他突然拿出一把手枪，对着安在天包厢的门连连射击。
这一夜金鲁生拽着安在天连换了三次地方，几乎每到一个大站都换一次，最后干脆躲进了行李车。换一次，对他们来说就增加了一份安全感；但这样下去，他们一夜根本就没睡成觉，死里逃生。
安在天就这样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上海。这里，不光有他生身父亲的遗骨，他的妻子和儿子，现在也居住在这座美丽的城市。
早晨六点多，火车鸣叫着进了站台。
行李车里，两人正准备下车。
金鲁生：“这趟火车两个小时后返回，如果顺利，我们可以跟着它回去。”
安在天打着哈欠，道：“两个小时怎么够？上海可大了，一趟来回都来不及。”
“那就赶下一趟火车，下午1点的。”
“这还差不多。”
“但那趟列车条件差，没软卧。”
安在天开着玩笑：“没特务就行。”
“吓着你了？”
“吓着我的胆了。”
金鲁生嘟囔着：“咱俩换一下衣服吧，你来做老板，我当政府的人，这样像一些。”
安在天大笑。
二人下了列车，互换了衣服，安在天派头十足，像极了生意人。金鲁生则带着他，并没有随人流出站，而是七拐八拐，不知要去哪里。
“我们去哪儿？”
“跟我走。”金鲁生顿了顿，客气地说，“安老板，请跟我走。”
到了上海火车站公安值班室，金鲁生跟回家似地带安在天进来。老公安忙站起身来。
金鲁生问：“许处长呢？”
老公安反问：“你是谁？”
“叫你们处长来问。”
“你找我们处长有什么事？”
正说着，进来一个中年公安，客气地说：“啊呀，是金首长，你怎么自己就来了，我还去站上接你呢。”
二人像是打过交道。
金鲁生真像首长一样，不客气地问：“车呢，派好了吗？”
许处长：“派好了，司机早早就在这里等你们了。”
司机指的就是老公安，他没想到等的人就是面前这两位，不好意思地说：“啊，你就是金首长，你早说嘛。”
安在天：“辛苦你了，这么早就让你出车。”
老公安又对安在天：“还有这位首长，你太客气了，你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三人往站台走去。
安在天问金鲁生：“你怎么跟处长这么熟？”
金鲁生：“我不光在山沟里打过仗。你家在上海？”
安在天“嗯”了一声。
“老家还是小家？”
“我哪有老家？我是革命孤儿，要说老家，算在苏联吧。”
“你父母都是铁院长的战友？”
“三几年一起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不过他们没有铁院长这么幸运，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就牺牲了。”
“你成家了吗？”
“儿子前天刚过的三岁生日。”
“来得及的话，回家看一眼。”
安在天笑了，说：“只可惜，这你说了不算！”说着，已经走到了一辆吉普车前。安在天对老公安，用上海话说，“去上海音乐学院。”
老公安看了安在天一眼，加倍热情地：“侬也上海人呀？请坐好！”
道路两边长满了法国梧桐，洋楼里传出钢琴的声音，安在天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心绪似乎一下子远了……
来到上海音乐学院主楼前，安在天和金鲁生下车，朝楼里走去。
金鲁生：“姓罗的知道我们来这儿接他吗？”
安在天：“华主任电话里已经通知他了。”
金鲁生交待老公安说：“你千万别走开，在这儿等我们下来。”
校园里，到处都有与音乐有关的声音：钢琴、小提琴、黑管、笛子……还有人在引吭高歌歌颂志愿军的歌曲。
笼式电梯里，安在天和金鲁生升了上去……
教研室门口，金鲁生径直就要闯进去，被安在天拦住。安在天礼貌地敲了敲门：“请问，哪位是罗山老师？”
一名教员转回身来：“你找罗老师呀，他刚刚出去。”
“他去哪儿了？”
“就在楼里，他说外地有一份重要工作需要他离开上海，忙着和同事们告别呢！”
安在天拉着金鲁生退了出来，又往另一间教研室走去。安在天敲着敞开的门问：“请问罗山老师在这儿吗？”
里面的人摇摇头。
空荡荡的走廊上，没有罗山的踪影。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