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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亲自执掌了经济工作大权。
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陈云因正在养病，都没有参加。他按原定计划，赴大西南的成都、重庆，边休养边视察工厂。南宁会议后，他才听到会议情况的传达。2月上旬，他虽然尚未完全康复，还是决定结束休养，逐步恢复工作。
2月13日至23日，陈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还是批反冒进。
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毛泽东的批评（2）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明了他发动对反冒进的批评的目的。３月９日，他发言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气、暮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3月25日又说，关于反冒进，我看以后不需要谈了。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入分析反冒进问题。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反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
显然，批评反冒进，就是要统一思想，实行冒进。
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又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再次猛烈地批判了反冒进。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党内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在这种气氛下，陈云和周恩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在会上再一次就反冒进“错误”，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
应该说，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就反冒进问题作检讨，心态是很复杂的。反冒进是在当时经济形势下必须采取的措施，实际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左”急躁冒进思想逐渐在党内上升，使他们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很高，而且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维护党内团结的良好愿望出发，他们不能对毛泽东反冒进一事表示异议。
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甚至委婉地提出自己不适合再当总理。虽然会议挽留了他，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压力之大。
陈云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令素来沉着的周恩来，有次开完会回到家里都为他感到愤愤不平，对邓颖超说：有人说陈云同志是老右倾，是资产阶级商人，连他的长像也受到指责，这样对待陈云同志是错误的！身边工作人员注意到，周恩来后头几个字，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出来的。
素性平和的陈云，也不能不对这种状况感慨良多。1980年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陈云事隔多年，还提到这件事，认为当时民主集中制已经受到破坏，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对胡乔木表示，五十年代这次“反冒进”，中央领导全都参加了，毛来了一个反“反冒进”，结果搞得鸦雀无声了。
批评了反冒进，“统一”了全党思想，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高指标。
至此，批评反冒进的问题，才告一段落。
全国各地的“放卫星”风气
各地各部门争先恐后地在各项计划指标上 “放卫星”，
陈云心怀疑虑，尽可能委婉地纠正“大跃进”运动中违反科学的做法
批评反冒进，为冒进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经济上的冒进急速升温，建设规模急剧膨胀，形成“大跃进”的狂潮，使陈云关于二五计划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问题的设想落了空。
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相互比着，争后恐后地往上涨，就这样层层加码，一个高指标没过几天就不灵了。
在这种节节拔高生产指标的过程中，陈云的处境很困难。陈云主张制定计划要搞综合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从建国以来他就领导经济工作，这两年又亲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厂矿。国家有多大家底，他心里已经有了一本帐。
在这种全国性的狂热中，陈云是较早清醒的一个。他迅即针对发现的问题，采取尽可能委婉的方式，在自己负责的基建工作，组织纠正。
北戴河会议后，9月19日，中央成立基本建设委员会，接收计委原有关基建的工作，由陈云负责。10月12日，陈云担任了国务院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全国的基本建设工作。他一上任，就组织召开了几大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
当时基建战线热度也很高，计划1959年一年的基建投资就有500多亿元，而“一五”时期整个投资规模才400多亿元。基建投资规模陡然加大，必然会造成物资全面紧张。基建战线盲干浮夸风也开始漫延。陈云多年搞经济工作，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迫于“大跃进”环境，又不便明言，只能委婉地告诫大家注意配套，注意质量。
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也十分严重。为了图快图省，有的工厂建设连地基也没有打好；有的地方在年产5万吨的炼钢车间也用砖木结构，在水利大坝上用土水泥、用不合格的钢材；还有些工程，土法施工，居然连勘察设计的基本程序都不顾了，画张草图就敢上马，工人不经培训，一窝蜂上岗。
这样做的后果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还留下了无数的隐患工程，不知道哪天就要死人。据统计，1958年，由于强调快速施工，随意修改设计和建筑结构，随意使用代用材料，随意破除规章制度，发生了许多严重的质量事故，倒塌了不少新建的厂房，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仅建筑工程部系统就死亡435人，而上年是135人，死亡人数增加2。2倍。在这些死亡的人员中，由于工程结构倒坍而死亡的有117人，而上一年只死亡3人；高空作业跌落而死亡的有70人，而上一年只有38人。在因结构倒坍而死亡的人员中，属于钢筋混凝土结构倒坍的46人，木结构倒坍的50人，砖结构倒坍的21人。这些问题，大多数发生在10月以后。
面对这些严重问题，陈云十分痛心。他于1958年底在杭州专门召开全国工程质量问题的现场会议，采取补救措施。
陈云召集杭州现场会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全国、全党对工程质量急剧下降的注意，采取措施补救和改变这方面的严重问题。所以，12月27日至31日，陈云又在上海，出席了工程质量补救办法的现场会。
12月31日，陈云回到北京后致信邓小平，送上杭州现场会的材料，并指出：目前在基本建设中，总的趋向是不适当地片面强调节约，只图数量，不顾质量。
由于及时发现了基建工作中的问题，各地按照中央的布置采取了有力措施，使“大跃进”造成的损失有所控制。
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1）
开始纠“左”，陈云对高指标的怀疑被一些人当作“右倾保守主义”，
毛泽东却夸奖陈云“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陈云勇于负责，抱病研究落实钢铁指标
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气氛很浓，毛泽东很高兴。但是不久后，各地情况反映到他那里，他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一些极端的作法，毛泽东非常反感。以钢为纲造成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各种矛盾也日益暴露。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自己也开始考虑要压缩空气。他到各地视察，频繁地与有关部门和领导谈话，陈云也多次参加，并抓住机会就高指标等问题向毛泽东进言。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几次研讨会，对1959年计划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2700至3000万吨降为1800至2000万吨，原煤由 3。7亿吨提高到 3。8亿吨，粮食和棉花产量指标却定为10500亿斤和1亿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
“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赶超英国，是以钢的指标为标志的。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觉得还是难于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标仍然很高。
为慎重起见，陈云建议四大指标以不公布为好，并把这个意见向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了，但胡乔木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
据胡乔木后来在庐山会议期间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