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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杜拉斯的朋友们怎么看您?
扬:没有人看我。她不让别人看我。我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她尤其不愿意我跟别人谈论她。事实上,她这样做是对的。我现在发现,她的这种苛求保护了我们的关系。
记者:说到底,您是一个囚徒。拿让 · 热内1的话来说,是一个爱情囚徒。
扬:又是又不是。囚徒,是的。她到处把我带在身边……有时,这显得很滑稽。有一天,她在餐厅里点了一些牡蛎。她问侍应:“您知道我是谁吗?”“当然,我知道您是谁。”侍应回答说。于是,她对我说:“您看,扬,一切都没完。吃!”她感到很宽慰。为了感谢侍应,她在菜单上给他写了一篇很美的文字。
记者:这场爱情究竟是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
(他摇摇头,不再笑了。他盯着您看,目光炯炯,就好像是杜拉斯的目光一样。)
扬:不,这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神秘的事情。一场相遇。我总想起《广岛之恋》中的那句话:“我喜欢你,多了不起的事啊!”
记者:您的书把您解放了出来……
扬:啊,不!这本书,是我寄给她的一封信。我重新开始做1980年夏天之前我做的事:还在给她写信,永远给她写信。
(文中记者为让…弗朗索瓦 · 若斯兰)
译自法国《新观察家》周刊1999年9月1816号
访谈录(二)(1)
1996年,杜拉斯去世后,扬突然失踪。直到1999年1月才公开露面,并接受了法国《事件》杂志记者的独家采访。以下是记者与扬的访谈录。
记者:《事件》杂志发表了菲利普 · 索莱尔斯1的访谈录后,我们找了您三个月。索莱尔斯在谈话中把杜拉斯描述得很可怕。那篇东西引起了您的愤慨。
扬:菲利普 · 索莱尔斯的话如此中伤她和我,我得奋力反驳。那场谈话最让我惊讶的是索莱尔斯的痛苦……
记者:索莱尔斯没有谈论自己,而是谈论玛格丽特 · 杜拉斯。一个痛苦的女人。生活过,写作过,为了痛苦和让人痛苦。
扬:他说的是他自己,索莱尔斯的痛苦。他应该这样问:“为什么杜拉斯没有爱我?”索莱尔斯用自己的痛苦——他无法掩饰这种痛苦——来攻击一个叫杜拉斯的作家……索莱尔斯试图毁掉杜拉斯,但没能做到。理由只有一个:杜拉斯,她写作。而索莱尔斯,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写作。他还没有入门。这既让人可怜又让人惊讶。
记者:对杜拉斯来说,写作意味着什么?
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在问自己什么是事实。不是真实,而是事实……她自己并不重要。“杜拉斯,无足轻重。”她曾这样说。在《黑夜号轮船》中,她引用了托马斯 · 曼的话说:“作家,什么也不是。”……她根本不自我陶醉,她不存在……她什么都要,什么都不要。这是一个曾经生活过的人……必须自由。绝对自由的人,就是玛格丽特 · 杜拉斯。自由得直至疯狂,直至厌恶——厌恶自己,厌恶别人,厌恶世界——夹杂着对人们的爱,爱一切,爱动物、植物、音乐、食物、牡蛎,还有我。
记者:既厌恶又爱。
扬:是的。同时。就在这时间和空间里,某种东西诞生了。某种东西出现了。
记者:当您接近她的时候您就预感到了这一点?
扬:没有。1975年,玛格丽特 · 杜拉斯来康城的吕克斯电影院推介《印度之歌》,我当时在康城读哲学。我问她能不能给她写信。“可以。给我写信吧,寄到圣伯努瓦路五号。”她给了我地址。我惊呆了。
记者:从1975年到1980年,您给她写了一大堆信,却没有再见到她……
扬:没有。而且没有回音。我则读着她的作品。别的什么也不干。借助于第三者我们才相遇。这个第三者就是作品。玛格丽特极为孤独。她重新制造一切。她就像一个绝对神奇的新作者一样写每一本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就生活在这种永恒当中。她就是以此为代价写作的……她极为迫切地保持真实。我有时见她骂人,但她从不蔑视别人。她平等待人……一种十足的难以做到的民主。杜拉斯的狂热就是试图得到它,试图不杀人,不自杀。这是一种生命的赌注。她与金钱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比如说,她在饭店吃饭从来不给小费,哪怕一个法郎。有时我悄悄留点钱,假如她发现了,她就会骂我!……为了找一个背心纽扣,她三次去廉价市场。为了要稿费,她给《解放报》打了十个电话。性格不好。在1984年出版《情人》之前……她手头一直不宽裕。玛格丽特 · 杜拉斯确实是个穷人,她惟一的财富是她的名字。她的作品,她把它们送给了大家。送给您,送给我……
记者:她对权力很感兴趣。据索莱尔斯说,当密特朗成为共和国总统时,她把自己当作是“爱丽舍宫1的大预言家”。
扬:不对。使她感兴趣的不是总统,而是弗朗索瓦 · 密特朗。她是直呼其名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她从来不叫他总统先生。
记者:他们猜到过各自的命运吗?
扬:她的才华和想象力使他感到佩服。她则被那个男人迷住了,欣赏他的忠诚和组织能力。一个首领,一个领导人。她见过他协调他的抵抗组织网络。那时他才二十五岁。杜拉斯对男人的魅力也很敏感,就像密特朗对女人的魅力很敏感一样。他们应该可以生出一段故事的。她只跟作为元首的密特朗作过一次官方旅行,那是去庆祝美国独立二百周年。她当时没好衣服穿。我给她烫了裙子和背心。黎明时我们开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一辆破车前往奥利机场贵宾室。在铁栅门前,警卫拦住车子。玛格丽特 · 杜拉斯摇下窗玻璃,“乒”的一声,玻璃掉在了地上。她对警卫说:“我是玛格丽特 · 杜拉斯。去参加约克郡战争。”她只去过爱丽舍宫两次。
记者:密特朗跟她谈过她的书吗?
扬:没有。她知道密特朗喜欢读书。这样说吧,他是个传统的读者。他喜欢《抵御太平洋的堤坝》、《塔吉尼亚的小马群》。他们的感情是在她丈夫罗贝尔 · 昂泰尔姆身边建立起来的。密特朗、马斯科罗、博尚和杜拉斯把他从德国人的集中营里救了出来。杜拉斯在《痛苦》中讲述了这场营救。杜拉斯和昂泰尔姆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尽管他们生活不和。她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有人为此指责她。对她来说,这太痛苦了。昂泰尔姆是惟一一个她总向我赞不绝口的人。对她来说,他是她生活中的榜样。
记者:为什么?
扬:因为他善良。玛格丽特 · 杜拉斯也差不多同样善良。但她忍不住要反抗、痛苦、让人痛苦。迪奥尼斯 · 马斯科罗(她跟他生有一个孩子,她惟一的孩子,名叫让)成了昂泰尔姆最好的朋友。玛格丽特是这些男人之间的链。她让马斯科罗、昂泰尔姆、布朗肖和其他熟悉或陌生的人在她圣伯努瓦路的厨房里吃饭。她给布朗肖买干酪,因为布朗肖总是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而干酪能给他以安慰。今天,这些人都去世了,除了他。
记者:她最后一次见密特朗时您也在场吗?
扬:是的。我们当时在公爵饭店吃饭。突然,我看见密特朗走了进来。我什么话都没说,我想让她静静地吃饭。吃完饭后,皮埃尔 · 贝尔特走过来对她说:“总统想跟您打个招呼。”“让他过来。”密特朗过来坐在她的对面。她抓住他的手,一言不发。突然,她说:“弗朗索瓦,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玛格丽特,我在听呢!”她十分严肃地说:“弗朗索瓦,你知道,我现在在世界上比你出名得多。”席间一阵沉默。密特朗回答说:“没错,玛格丽特,我知道得很清楚……”玛格丽特说:“除此以外,一切都好吗,弗朗索瓦?”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遇。一年半后,他们都去世了。他在1月,她在3月。其实,她的意思是,文学比政治更重要。是玛格丽特告诉弗朗索瓦作品、犹太人和书籍的重要性……弗朗索瓦过了十五秒才完全听懂。
记者:据接近她的人说,她常常心血来潮,和她一起生活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惊讶和神奇,这是真的吗?
扬:我从来没有像跟她在一起时笑得那么多。快乐极了。一旦条件允许,灾难便随时来临。她吃呀,笑呀,日常生活中节约到了极点。为了不死掉,为了活着。
记者:您还记得起那些狂笑吗?
访谈录(二)(2)
扬:我可以写上十本书。凌晨三点,她把我弄醒。我比她累得多。我从来没见过她休息。她半夜三更对我说:“咱们去奥利机场看飞机吧!”她好像只有十八岁。她从来不问我想去哪儿。她对我说:“右拐,左拐……慢点……”
记者:她对您做了些什么?拐了您?
扬:1980年8月28日,我们约好一点钟在特鲁维尔见面。她在为《解放报》写专栏。从六十年代末起,她什么人都见,却生活在巨大的孤独之中。我们说了一会儿话,后来她对我说:“睡那里吧,你不用付旅馆费。你没有钱。”她关上门,我就再也没有出去。
记者:她在《扬 · 安德烈亚 · 斯坦纳》一书中说,她是跟您一起才重新开始喝酒的。
扬:她对我说:“带瓶波尔多来。”我那时不知道她已戒酒。我们喝了又喝。
记者:1982年,她接受了长时间的戒酒治疗。您利用那段时间写了您惟一的而且挺美的一本书《玛 · 杜》。
扬:她在治疗过程中说胡话。我把她说的话记下来,让她看看。康复后,她读了这些记录:“啊,我说得挺好的嘛。(笑)扬,你得把它们写成一本书。”
记者:二人世界的生活在继续,但您的伴侣老让您吃惊……
扬:玛格丽特更吃惊。这场必要而偶然的巧遇使她大为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