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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正常；另一方面，还有了新发展，一五计划，各项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主要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作，陈云获得了很高声望。象王桂五（检查学专家、体改委理事）这样的，直接把陈云捧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种程度。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作用，应该是一种精神与形式上的领导，具体操作基本没管。毛泽东本人1958年2 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如下：“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这说明陈云当时的经济权力是比较独立的，各项计划操作也与毛泽东关系不大，以至于只是形式上尊重毛泽东的领导权。毛泽东这个阶段主要是全面领导，经济上干涉得很少。我怀疑陈云、周恩来等人私下认为毛泽东对具体经济不在行，干脆架空了事。
毛泽东对这种与他无关的经济建设领导局面很不满，从1957年“反反冒进”开始，主动插手具体经济政策。
1956年6 月20日人民日报的“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应该说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有意见，批示是“不看了”，暗含不满。一年多以后，1957年9 月20日至10月9 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经过几年的发展，就此酿成大祸。
1958年1 月17日，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就在前面提到的1958年2 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陈云不得不就“反冒进”作了检查。毛泽东的话放得很重，他明显要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由于他的权威，别人只能配合。
因为对具体经济不懂，他第一次出手就是一个荒唐的“1962年3000万吨钢计划”。由于1957年只有535 万吨钢，这是个无可辩解的外行目标。因为1962年要3000万吨，1958年怎么也得增长多些，就定了个1070万吨的翻倍目标。具体执行的人为大炼钢铁使出各种荒唐招数，只完成800 万吨，又胡搞出200 多万吨不能使用的废钢，人民日报就此吹说已经完成。
1958年底毛泽东看到1958年计划“完成了”，进一步显出对经济完全外行，他要求1959年就完成3000万吨钢！这一下搞具体经济工作的人终于受不了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陈云都明确表示完成不了，毛泽东这时也意识到这个指标太过分了，讨价还价之后，降到了1800万吨。实际上这也是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因为1958年的1100万吨本来就是非常虚的。中央全会的公报如下，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大跃进”目标。
“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１１００万吨左右增加到１８００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７５００亿斤左右增加到１０５００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６７００万担左右，增加到１亿担左右。”！经过陈云的劝说，毛泽东终于冷静下来一段时间，1959年5 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了最新的调整目标：1300万吨。最后，1959年钢产量的公布数字是1387万吨，掺了很多水份后勉强算是完成了。
这是毛泽东不懂具体经济的最好证明，拼死都只能完成1300万，他却要搞到3000万去！陈云就估算得非常准，确实只能完成1300万。
1959年5 月，陈云得冠心病，长期休养，把工作交给了李富春，和腿受伤的邓小平一样，没参加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完全是中国政治经济工作的大败仗。毛泽东出于各种心理因素，一意孤行，本来是反左的搞成反右，接下来几年彻底把中国经济搞成了一锅粥。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几年都是负增长，直到1964年才恢复1959年水平。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年就白干了，而是造成了很大混乱。要知道负增长对中国这样基数很低的国家来说是不得了的经济灾难，现在要是经济增长只有6％了，那都是极大的经济困难。毛泽东连搞了几年负增长出来，饿死人虽然3000万的数字肯定是夸大，但百万以上肯定是有的。这不可以用情况复杂，左右为难，选择错了，经济工作失误来解释。实际上情况并不复杂，完全就是因为不懂具体经济，左倾狂热造成极大经济灾难。而且内部人也大部分知道问题所在，只是无法对抗毛泽东的个人行为。
最后乱子闹大了，毛泽东只好回头收拾局面。他直接承认了失败，承认了不懂具体经济。1962年1 月11日至2 月7 日，北京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说：“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为收拾局面，毛泽东让别人接手搞调整。刘少奇说，“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 右‘一下吧”。作为经济专家，陈云很快分析清楚了局面，拿出了办法，作出了指导性贡献。可惜的是，因为“包产到户”问题，陈云与毛泽东意见不合，1962年9 月就受到了不点名批评。从此陈云受到冷遇，从经济工作战线消失长达11年，直到1973年才重新出来工作。所以，文革前的经济调整工作，主要是刘少奇在抓，也取得了不小成就。
以上这些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毛泽东对于经济的具体操作是不懂的，连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不懂又乱来，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灾难，这是无可推诿的。下面也有些人跟着闹腾，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但是主要责任只能是毛泽东的。
关于一些经济建设原则，如自力更生，一定要造出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可以算是贡献。但这些经济原则上的贡献并不象他领导军队与党的组织建设、指挥作战、社会改造这些有极高的独创性，也不是非他不可的。实际上当时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地有这样的指导原则，拉美就是“进口替代”，也是要工业化自力更生造东西。中国取得更高成就，主要是社会改造比较成功，有强力政府土改搞掉地主，普及教育，又有苏联大规模技术转移，推进工业化自然会取得较大成就。
这也正如改革开放中国取得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奇妙的经济政策比发展中国家高出一筹，而是因为政府执行操作能力强它们太多，操作上不出现重大失误，肯定会比它们强很多。当初说开放，说改革，其实到底怎么搞并不清楚，就这么试着过来了。说邓小平搞经济厉害，让他到印度去搞肯定完蛋。
再比如说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要靠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要有技术，要知道怎么造东西，要现代化，要知识经济。受过教育的发展中国家民众都知道这些东西。但真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难处就很多很多，连俄罗斯都去卖原材料了。这就是操作水平的问题。
综合以上因素，就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搞经济的声誉远不如他在其他方面得到的评价那样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干预，放手让他的战友们搞经济，他去抓社会改造方面，成就会高得多。实际上他的战友们抓得相当不错，历史证明是个相当能战斗的团体，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抓经济都有不错的表现。
至于说毛泽东有什么远比搞经济目光远大的崇高目标，要改造全球，这也是可能的。但这不是为不懂具体经济造成大祸辩护的理由，不能说因此就情有可原了。
五）官办经济——中国苏联经济模式进阶分析毛同志的经济失误影响深远。某种意义上，老毛得算是计划经济的破坏者。老毛经常性地或者直接提出荒唐的经济指示，或者发动政治动运冲击经济计划。对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样做具体工作的好手，老毛天马行空式的指示与打着老毛旗号的政治冲击，对他们的计划如同噩梦一般。周恩来曾经长期陷于各种保护打捞手下重要工作人员的事务中，一些重要工程与科研项目经常性地需要“上头”的强力干涉才能正常运转（这种强力干涉往往还被当作以前的好体制“重视”科技的证据）。邓小平与陈云就干脆长期靠边站了。
毛同志去世以后，中国领导们终于可以开始考虑一些高层次的经济问题了。首先，结束政治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然的。全国人民包括各级政府对政治运动基本都疲了，还想搞的四人帮都住在号子里。怎么搞经济，需要停下来好好想想，认真选择。国际环境，还算有利，没有现实的危机，西方阵营想拉中国对抗苏联，苏联也想改善关系，算是比较顺心的一段时间。这种局面，有点类似于古罗马立国之初派官员去考察希腊民主制的时候。
中国政府官员们其实知道计划经济的厉害之处。由于一五计划算得上十分成功，后面也建成了不少项目，官员们对有组织有计划地搞经济并不排斥，只要没有老毛式的经常冲击与胡乱指示，这样并非不可行。所以说，计划经济是有很多支持者的，陈云是核心（奇怪的是，现在左派连陈云也骂），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的，是少数。另一方面，二战后西方国家阵营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其成就如果不考虑对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