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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印钱搞产业，没有任何风险。外国人在中国入WTO 时讨价还价，盯的就是这些产业，要中国开放这些产业，的确是有肥厚的利润。中国答应的是“开放”，不是说就把产业白送人，而是说让外国人来竞争了，这样，垄断程度就不是100％了（也还是高度垄断），外国人如果想出办法来竞争了（中国这边电信联通中银什幺的已经全国布好点占了地利），能捞到不少，中国政府和外国人合资各占50％ 一起捞，大把利润肯定还是有保障的，是不是比自己独吞多就要看竞争提高效率多少了。郎咸平指着这种垄断公司说国企效率高，遭到了一致的批评，是他的一个大硬伤。
另一种是搞新型国企。从股本结构来看（中国所有公司从名义上都转成了股份制），国有股法人股是绝对大头，所以实质是国营公司。也不垄断，还是参与社会竞争的。经营机制上，就依靠历史机遇或者有“能人”整了几把的因素，占了一定的市场，有了一定的本钱，也有一定竞争实力，虽然有国企的缺点，也不是说就活不下去了。这种国企一般都是地方上的宝贝，地方上明里暗里会有一些资源支持，是官办经济里的一分子。它们比从前进步了很多，通过改制成了比较纯粹的企业，不是过去那种一个企业一个社会，知道去跑市场了，也有一些有远见的去搞技朮，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多缺陷，是官办经济的大缺陷之一。中国上市公司不少都是这种新型国企。
如果这两种法子行不通，这国企问题就要了命。中国政府说“抓大放小”，就等于是说，除了前面两种法子，其它救国企的办法都失败了。如果社会问题严重，可能“放小”的步子就慢点，但最终政府是不会去救那些失败国企的，从心里都放弃了。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卖”。这是实践的选择，有时连卖都卖不出去。不实践干国企，可以说怎幺怎幺救，怎幺说都行，说把外资全赶跑的都有。但中国是官办经济，各地政府是经济人，不是理论家，看着烂国企一年年没效益还得往里投钱维持，那心里能烦死，也就是没人买，或者工人要上街，不然早扔了。种种“高明”的理论实践中根本不济事，没人听的。这也不是说政府官员“短视”造成的，政府官员整了许多年官办经济一般还有点子实践经验，有一些事务上目光短浅肯定是有的，但种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全国没有一个官员会有兴趣的。也不是说光左派的主意没人听，右派彻底自由化的法子也没人听，管用的是中国政府实践出来的一些土法子。
国企就是以上三个结局，垄断肥得流油，新型国企抓住机遇占据市场先机也还能混，剩下的等着破产卖光，我确信不会有变了。从数量上来说，原来38万家国企，可能就数千家能活下来。中央抓住利润最肥的一二百家大型央企，国资委还在地方企业占股。地方上各有若干骨干国企当宝一样，并不是某些人说的仇恨国企非要私有化。剩下的爱怎幺的怎幺的，反正怎幺整都那回事。总量上，国企还是炒肥了。国资委发了，手头企业利润一年就是6000亿元，理论上都是中央的，分不分红另说，挣钱是实在的。垄断利润不是你市场经济幸幸苦苦挣钱能比的。因此，其它烂国企纯粹就是包袱，全不要了也不会影响中央发大财。
那些烂国企，是官办经济的牺牲品。从整个经济结构上来说，是不断被私企民企外企等其它成分的企业代替，所以也没有造成多大动荡。厂子破产了，工人下岗了骂骂娘闹一会儿，领了遣散费大部分还是到私企民企外企混去了。真闹起来的，是困难地区找不着工作吃低保的。政府弄些镇暴武警，再安排点子钱不让人饿死，也就对付过去了，不跟你讲啥子良心。政府是经济人，你不闹得它生产干不下去没法捞钱了，它凭什幺管你？官办经济只讲利益，不讲良心的，和“官”讲“道理”肯定是被当成SB。 现实就是如此，接不接受都没法改变，搞经济不是干革命，理想主义靠边站。不要看现在好象中国乱得很，到处都是犯罪分子一样，其实是超级稳定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对手，可能世界上其它国家执政党都换一圈了，中国还是共产党政府千年不死一样地混着。美国人搞和平演变都不知如何下手，中国政府好象混身是破绽但就是和资本主义一样“垂而不死”。
老朱整了十年，付出很大代价且不提，中国企业的效率是实实在在的整上去了。国企都有很大进步，民企私企更不是吃干饭的。地方上又搞了一些创新，如“块状经济”，就是自发形成的产业聚集，外资也来扎堆转移产业搞出产业聚集，这很重要，但是与老朱关系不大。至于一些贬低中国经济的内外人士提的“不要环保”，“随便开除工人”，“工人劳动条件差时间长”，这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黑心企业的竞争力，但不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我自己就知道一些企业，从事媒体上所称“血汗工厂”干的行业，但其实对工人待遇不算差，住宿餐饮福利都好，工资也不算少，但竞争力并不差，并没有被“血汗工厂”给挤垮了。中国的效率提升的原因主要是我上面分析的几大头，“血汗工厂”并非关键。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也不少，一些纺织企业就如此，但是技朮等综合条件实在差中国太远，效率根本不行，还是会被中国企业挤垮。
国际经济环境里就是这样，企业有管用的综合效率了，世界市场那么大，挣钱不成问题。老朱抓住了企业效率这个纲，中国政府真的富了。当然，官办经济的主体是政府，富的是政府，不是人民。
（二十一）穷政府政府搞改革开放的初衷，或者说推动力，的确有相当程度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现在一些人称为“改革黄金时代”的80年代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确实有实际性的提高，这是得到一致公认的，是改革开放前期矛盾较少的主因。这一段时期政府的财力，却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在国际上没有钱。外汇储备到90年代早期也不过一二百亿美元。和美国结伙对抗苏联时，美国人说你出个把亿美元，我干脆帮你把战斗机的电子系统全改造了。但那时就觉得美国人黑，要钱太多。其实现在来看这点钱真不算啥，买个预警机都不够，就是那时没钱不大敢花。另一方面，国内也没钱。到处都要花钱，预算做起来是捉襟见肘。老邓出头把国防科研等经费砍了很多，先顾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在有人一边骂邓小平压国防，一边又说老毛有钱留给老邓改善生活。其实就是二难选择，钱就那么多，无论怎幺做都是压这个保那个。那时还是计划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非象宣传说的那样弄些“好政策”就做得到。除了靠纠正过去对谁都没好处的极端政策（如让农民搞副业），还得靠真金白银地预算倾斜。因为穷，想弄点钱搞改革，印了一些钱，就“剧烈”通货膨胀了（其实不算啥，老百姓没见识过，买一澡盆肥皂放家里），是动乱的原因之一。那时候贪污犯想弄点钱都不容易，到处都是计划里的钱，不好弄。我印象中确实觉得城市建设很慢，跟后来没法比，这都是因为没钱。
为什幺国际国内都没有钱？国际上没钱，道理很简单，一是卖原材料弄不到多少钱，二是没有按比较优势挣外汇。中国到是肯卖原材料，原油木材煤都卖过。但是中国资源不多，这样做弄不到多少钱，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十个大庆”梦想破灭了。这第二个，就很值得说一说了。按比较优势挣外汇，就是你生产的东西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就能有来钱的路数。一些国家卖原材料可以算是比较优势，但中国肯定不能把卖原材料当比较优势。中国也还是有比较优势的，十亿人，还有一定工程技朮实力，这劳动力配上工程师一定有不少类别的商品生产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但以前就是因为封闭，没怎幺去做。香港这么小个地方按比较优势发展起来了，开始也不过做一些低档的加工业。你有从长计议的宏伟计划，不能全国都按比较优势干，但分很少一部分人去用比较优势去国际上挣钱，总没有太多困难，挣来外汇了还可以帮助全国干大事。1973年代陈云又出来工作，建议搞些手工艺品出口，就是这个思路。但以前就是管得太死了，农村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掉，根本就是太政治化。其实美苏封锁也不是说就完全封锁，搞些优势产品出口还是有门的，后来外交破局完全可以搞出规模了，但自己没想到。最后搞得靠卖原材料换外汇进口技朮设备，也弄不到多少钱，后来外汇不够都不敢进口了。好几亿农民在田里混工分，香港农民比深圳农民收入高一百倍，都是一样的中国人，这还怎幺让人相信社会主义？你说要忍耐等全国建成四个现代化，好多深圳农民已经忍耐不住逃到香港去了。社会主义国家忍耐不住基本和平演变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无可推诿的失误，哪怕分出一千万农民来国际市场抢活都要好得多。难道还少这一千万农民干四化？那段时间，世界经济发展很快，周边国家与中国内地明显拉开了差距，城市外观也好，居民收入也好都进步很大。所以说中国错过了一次经济机会，指的就是这个。说句实话，如果那时中国去与四小龙抢国际经济机会，哪有后来港台商人到内地欺男霸女的事？当然这是马后炮，中国在政治运动，没人去想这种事，就是想到了，谁提这个不被打死才怪。
有些人幻想搞技朮搞着搞着一步登天忽然就发达了。这都经不起实践检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日本韩国都是从把简单的东西卖到国际市场上做起，后来才技朮进步走向发达的。把话说明白一些，从简单做起一步步接受国际国内市场检验更容易形成技朮开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