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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德勒是弗洛伊德之后第一个从事精神分析活动的医生。卡汉纳则在精神病疗养院主持精神病治疗工作，但他的治疗方法仍然局限于电疗法。这两个学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最初的两个中坚分子。
卡汉纳在一九零一年向一位维也纳医生威廉·斯泰克尔提到弗洛伊德的名字。当时，斯泰克尔正患神经质疾病。他在一八九五年曾写过一篇论儿童性交的论文。当他得知弗洛伊德善于用精神治疗法医治精神病时，他就向弗洛伊德求助。从那以后，他认识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他的治疗取得了成功。一九零三年，斯泰克尔也开始从事精神分析活动。
除了以上三个人以外，最初追随弗洛伊德的人还有阿尔弗德·阿德勒。
一九零二年秋，弗洛伊德向卡汉纳、莱德勒、斯泰克尔和阿德勒四个人发出通知信，希望他们到他家来共同讨论精神分析工作。后来，斯泰克尔说，正是他，最先建议弗洛伊德召集讨论会。弗洛伊德自己也曾说，关于召集讨论会的建议是在“一位实际体验到精神疗法的疗效的同事的推动下”提出的。这就证实了斯泰克尔的说法。
从此以后，每逢星期三下午，他们四个人到弗洛伊德的候诊室，围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共同讨论精神分析的问题。这就是有名的“心理学星期三学会”，它是著名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前身。最初，斯泰克尔把每次讨论的情况写成一个书面报告，发表在《新维也纳日报》的星期日版上。
一九零八年春，这个讨论会开始有自己的小图书馆。四月十五日，这个讨论会的名称由原来的“心理学星期三学会”改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
这个学会从一开始成立就是充分自由的团体。参加学会的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权利，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自由参加活动。一九零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弗洛伊德从他的休假地罗马来信，强调学会成员有入会和退会的自由。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瑞士的苏黎世，从一九零四年起，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的主要助手容格，就开始全面地研究和应用弗洛伊德的学说。一九零六年，容格发表论述心理联结活动的诊断的著作。一九零七年，容格发表了著名的著作《早发性痴呆的心理学》。在这本书中，容格将弗洛伊德的学说应用于各种心理症的治疗和研究中。
从一九零六年四月起，容格与弗洛伊德之间开始了连续将近七年之久的通讯，其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之间表达了极其亲密的感情，而且相互交换了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
容格的首次访问，更引起弗洛伊德的激动。一九零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早晨十点，容格来到弗洛伊德的住所。容格向弗洛伊德请教许多问题，谈话进行了整整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给容格和弗洛伊德两人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容格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在这次会面后两个月，容格对弗洛伊德表示说：“凡是掌握精神分析学知识的人，无异于享受天堂的幸福生活！”
弗洛伊德为容格远道而来向他求教的行为感动，而且，也被容格的魅人的性格所吸引。弗洛伊德很快就在自己的心目中产生一个宿愿，希望容格能成为他的事业的继承人，他亲热地称容格为“儿子和继承人”。
容格访问弗洛伊德后不久，又有两个人远道而来访问弗洛伊德，他们是阿伯拉罕和费伦齐。
阿伯拉罕是容格的助手和同事，他是在一九零七年十二月拜访弗洛伊德的。阿伯拉罕后来也成了弗洛伊德的亲密朋友。
费伦齐是布达佩斯人，他早就试验过催眠疗法。一九零八年二月，他拜访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很喜欢费伦齐，所以，弗洛伊德邀请他在那年八月与弗洛伊德的全家人共进晚餐，而且不久又同他一起来伯尔德加登去旅行。从他们认识开始，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他们之间写了一千封信以上，他们的信件涉及许多精神分析学的重要问题。
由于弗洛伊德的支持者绝大多数集中在苏黎世，所以，很自然地，在那里逐步形成以容格为中心的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弗洛伊德小组”。
当时，钟斯向客格建议，最好能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问题。容格表示同意，初步决定于一九零八年四月到沙尔斯堡召开会议。容格说这次会议将被称为“弗洛伊德心理学会议”。
一九零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会议在沙尔斯堡的布利斯托尔饭店举行。会只开一天就结束了，参加者有四十二人，其中有一半是专业的精神分析工作者。会上宣读了九篇论文，其中有四篇来自奥地利，两篇未自瑞士，其它三篇分别来自英、德、匈。
弗洛伊德在会上宣读了《病症史》。
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是论述一个强迫性心理症病例的，这篇论文后来以《同老鼠在一起的人》为题发表出去。
在会议上，弗洛伊德从八点钟开始讲话，与会者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讲到十一点，他表示已经讲得太多，不打算再讲了。但大家都被他的发言的精彩内容所吸引，一再要求他继续讲下去，所以他才继续讲到中午一点钟左右。
当时，弗洛伊德五十二岁了。他梳着一头乌黑的、整齐的头发，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他仔细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
宣读论文后，决定出版一个会刊。名为《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这是在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指导下、由容格主编的刊物。这个刊物一直出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有了自己的杂志，可以有地方发表自己的著作了，而这也成为他同论敌进行论战的一个阵地。正如他在给容格的信中所说：“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敌人越多就越光荣。现在，当我们能够从事工作，发表我们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我希望能长久地这样下去。”
会议之后，布里尔和钟斯到维也纳去拜访弗洛伊德。当时，布里尔表示希望能把弗洛伊德的著作翻译成英语。弗洛伊德表示同意，但可惜布里尔的英语水平不高，所以他的英译本的质量不高。
一九零八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五篇论文：《文明化的性道德与现代精神病》、《诗人与幻想》、《幼儿关于性的想法》、《歇斯底里幻想及其两极性》和《性格与肛门爱》。
到此为止，弗洛伊德显然已经胜利地打破了被孤立状态，使自己的学说在国际上传播。这一切，乃是由他发起的国际性精神分析运动获得成功的新起点。
一九零二年，弗洛伊德被正式地委认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心理学副教授。这个副教授职位对他来说显然是同他的卓越的研究成果不相称的，表明了奥地利学术界的权威人士仍然顽固地执行种族歧视的政策。
可是，当弗洛伊德在国内和德国遭到冷遇的时候，他在英、美、瑞士各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
在一九零八年夏天访问英国后不久，弗洛伊德便在十二月受到了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校长史坦利·霍尔的邀请。克拉克大学准备庆祝建校二十周年纪念日，请弗洛伊德前往讲学。弗洛伊德请费伦齐陪他去，费伦齐非常激动，开始日夜训练自己的英文会话能力，并看了许多有关美国的书籍。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美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他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性格并不很了解。在这以前，弗洛伊德曾经从一本论述塞浦路斯古董的书中知道，这些古董中的一部分已经运往纽约陈列，因此，他很想找机会去纽约看看这些塞浦路斯古董。他接到邀请后说，他希望能有机会看看全美国，他特别想看看著名的尼加拉瀑布。临走前，他一直没有起草讲学稿子，他准备在大西洋的航程中写。
八月二十一日，弗洛伊德与费伦齐在德国不来梅港上船，乘着“乔治·华盛顿号”前往美国。这次到美国去，还有容格，容格是在六月份接到美国人的邀请的。弗洛伊德认为，邀请他们俩一块去美国讲学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在船上，弗洛伊德、费伦齐和容格三人各自分析自己的梦。据客格说，弗洛伊德的梦绝大多数表现了对未来的工作和家庭的关切。在船上，弗洛伊德偶然地发现了一件令他兴奋的事情——他的船舱管理员手中拿着《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并认真地阅读这本书。这件事无疑地鼓舞了弗洛伊德。他后来告诉钟斯说，当地看到这一情景时，他自信自己会闻名于世。
八月二十七日，他们抵达纽约。布里尔正在码头上等候，但他没有与他们一块乘车离开码头。
弗洛伊德到达后，报界的报道出了小差错。第二天早晨，报纸宣布“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教授”（原文如此）已经到达的消息。
第二天，弗洛伊德在纽约到处寻找内弟埃利·伯内斯和老朋友鲁斯加登。布里尔陪着他到处跑。他们先到纽约的中央公园，然后穿过唐人街和犹太人聚居区，中午到达康尼岛。
第三天早晨，弗洛伊德前往他朝思暮想要去的地方——纽约市大博物馆。在那里，他最感兴趣的是古希腊的历史文物；接着，布里尔陪他去哥伦比亚大学；然后，钟斯也一块陪弗洛伊德去游玩。他们在哈姆斯泰因屋顶公园共进午餐后，一块去看电影，这是最原始的电影。弗洛伊德和费伦齐都很感兴趣，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电影。
九月四日，弗洛伊德等人离开纽海文，前往波士顿和曼彻斯特。
弗洛伊德到达克拉克大学后，容格建议他讲梦的问题，而钟斯则主张讲一些一般性的精神分析问题。
钟斯的建议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因为在一九零八年，即弗洛伊德赴美的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