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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弗洛伊德也正处于受排斥的时候。他在科学上的发现被医学界视为“异端”；平时热情地支持他的布洛伊尔教授也开始与他疏远。在《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一书中，弗洛伊德对弗莱斯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你作我的听众。”
对弗洛伊德来说，弗莱斯是一位难能可贵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弗洛伊德对弗莱斯说道：“当我向你倾诉，又知道你也在想着有关我的某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我已开始了对某一事物的思索。……”
弗洛伊德和弗莱斯，互相分享着研究成果。他们在这一时期写的信件非常多。有时写信还不足以表达他们心里要说的话，于是他们偶而相会，面对面地叙说自己的感情和研究心得。他们自己还很幽默地说这种相会就是正式的“会议”。由于弗莱斯对于弗洛伊德在精神上的热烈支持，弗洛伊德曾把弗莱斯比作“一位魔术师”，比作能医治百病的“神医”。弗洛伊德对弗莱斯说：“只要有谁找到你治病，你就可以做到‘妙手回春’的功夫。”
显然，他们两人在这十多年间的密切联系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他们俩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遭遇也有相似之处。他们俩都是犹太血统的中年医学工作者，都处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当然，弗莱斯的处境比弗洛伊德稍微好些。他比弗洛伊德较容易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而且，他比弗洛伊德幸运，找到了一位经济上富有的妻室。正因为这样，在这段时期内，弗莱斯还成为弗洛伊德在财政上的支持者。当弗洛伊德经济上紧张的时候，他就可以从弗莱斯那里借到足够的钱。
他们俩都对广泛的人文科学问题感兴趣。在他们的信中经常讨论到莎士比亚、歌德的文学作品，也交换了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看法。在一次通信中，弗洛伊德推荐弗莱斯看青年作家吉普林的作品《消失了的光亮》，而弗莱斯则向弗洛伊德推荐瑞士作家康拉德·费尔迪南·迈雅的小说。在相互推荐时，弗洛伊德对这两位作家都进行了细致的评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活动绝不是单纯的心理现象；它是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的升华物和结晶。要真正地探索人类心理世界的秘密，不仅要深入研究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机制，研究人类心理的形成和活动规律，而且要广泛地研究社会生活，研究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宗教、文学、艺术、历史、经济学等等。因为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歧恰恰就是从各个角度和各个侧面反映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理世界的。值得指出的，弗洛伊德一直特别注重文学艺术和宗教。他认为，这两个部门的研究成果可以更生动、更细腻地反映人的心理世界，反映人的感情生活。
在研究梦和潜意识心理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没有忽视对原始文化的研究。他对儿童心理的重视是与他对原始文化、原始宗教、原始人心理的研究同时并进的。他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道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这就更有力地证实了自己的重要论断，即儿童心理具有着原始人心理的一切特点。在一八九八年致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表示，他的思考远远地超出了精神治疗法。“我的思想潜行于儿童问题与超心理学问题。”
他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超心理学”，涉及到“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被哲学家们争论不休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弗洛伊德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的见解集中地表现在他在同弗莱斯的通讯中所提出的“自我”和“超我”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在二十年代进一步完善起来。
弗洛伊德平均每月给弗莱斯一封信。在十五年中，弗洛伊德共给弗莱斯一百五十二封信。一九二八年弗莱斯逝世，弗莱斯夫人把这些宝贵的信件全部转寄给柏林的一位出版商莱因霍尔特·斯达尔。除信以外，还有许多由弗洛伊德写的关于其著作的注释。这些文献加在一起，共有二百八十四件邮包。可见弗莱斯所储藏的有关弗洛伊德的文献是相当丰富的。出版商斯达尔收到这些文献后，没有来得及加以编辑出版就出现了纳粹政权。为了保护这些文献，斯达尔飞往巴黎，把它们全部卖给玛丽·波拿巴特夫人，售价是一百英镑。波拿巴特夫人当时是弗洛伊德的研究生。她把这些文献全部带到维也纳，并告诉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知道后，为弗莱斯夫人出售这些文献而恼怒。弗洛伊德以犹太人特有的脾气对波拿巴特夫人说：“先把这些东西埋葬在地里一个礼拜，然后再把它挖出来。”“再以后又怎么办呢？”“再以后，你就把它扔掉！”
波拿巴特夫人深感惋惜。她取出信中的其中一段，并念给弗洛伊德听，表示这些信件所具有的科学价值。但弗洛伊德仍然坚持毁掉。幸运的是，波拿巴特夫人作出明智的独立决定，拒绝她的老师的建议，并把这些文献储藏起来。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她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储藏在维也纳洛兹西尔德银行的保险柜里，并打算在一九三九年离开维也纳回巴黎时进一步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
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纳粹军队入侵奥地利。作为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银行，洛兹西尔德银行有被纳粹烧毁的危险。好在当时波拿巴特夫人得以借助希腊和丹麦公主的身分，把这些文献从银行的保险柜里取出来，然后带到巴黎。一九四一年二月，当波拿巴特夫人要离开巴黎前往希腊的时候，她又把这些文献转移到丹麦驻法公使馆储藏。接着，这些文献又历经多重周拆，才终于被转移到英国伦敦。
如果弗洛伊德致弗莱斯的信没有经历保护性处置过程，我们今天就无从了解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许多重要活动。
在这些保存下来的信件中，弗洛伊德说到他分析自己的儿童时代的梦境的情景，遗憾地表示他写出的《梦的解析》遭到了冷遇。弗洛伊德还告诉弗莱斯，他同布洛伊尔的友谊令人惋惜地“终结”了。弗洛伊德在信中说，他在有生之年将不会期望看到他自己的理论会被公认，因为这些理论成果“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时代”。
在这些信中，弗洛伊德向弗莱斯倾诉了他在自我分析阶段所经历到的“精神上的苦恼”。弗洛伊德在信中说：“在这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你的出现对我来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的。”一九零零年三月，弗洛伊德写信给弗莱斯说，他虽然“深深陷人了无聊和贫穷之中，但我仍然有足够的勇气在空旷中重建我的理想”。确实，当时弗洛伊德通过梦的解析创造了“自由联想法”的精神治疗法，但除了弗莱斯一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能认识“自由联想法”的重要意义。
在通讯中，我们还看到，弗洛伊德已经越来越感受到进行自我分析的艰难，他亲身体会到精神治疗法会引起病人各种形式的“阻抗”，因此真正地应用精神治疗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于分析了自己的梦，进行自由联想，回忆童年生活，由于体会到以往生活经验对于目前思想、感情、抱负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致弗莱斯的信中表示他已经慢慢地了解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何以会经常自然地、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某些莫名其妙的焦虑和某些喜怒无常，何以会出现种种阻碍他深入思索和研究的思想障碍和心理故障。他在信中说，他的自我分析和他对病人的诊断同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助于揭示心理世界的奥秘。他还说，自我分析和对病人的诊治所得出的资料和分析结果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通过病人提供的病态心理资料，通过对病人的梦的分析，使他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的个性。反过来，通过对自己的分析，他也开始真正地懂得促使病人发作精神病的原因。
在致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还分析了其他许多病例，并在分析中概括地叙述了他的有关儿童性欲的理论、歇斯底里和神经质的病源理论等。
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一九零零年。关于他们之间的友谊的破裂原因，我们至今还不能很确切地弄清楚。很可能，破裂的原因起源于双方对重要问题的分歧意见。所有的一些具体分歧实际上是他们之间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的具体表现罢了。他们在性格和认识问题上毕竟有很大的差距。弗洛伊德在当时所以同弗莱斯保持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洛伊德处于孤立的地位，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倾诉自己的观点。
当然，弗洛伊德也确实很珍视同弗莱斯的友谊，所以，在一九零零年夏天同弗莱斯在阿成西见面之后，弗洛伊德在两年时间内仍然想挽回他们的友谊，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友谊及其通讯内容，标志着弗洛伊德个人生活及其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如果说，一八九五年《歇斯底里研究》的出版标志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建立了自己的牢固基础，那么，一九零零年《梦的解析》的发表以及在该书写作过程中同弗莱斯的通讯来往就标志着精神分析学完成了自己的主体部分。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获得国际公认的关键时期。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