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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那种让患者自己用言语表达幻觉的方法，布洛伊尔称之为“谈话治疗法”或“烟雾扫除法”，后来，布洛伊尔把这一方法简称为“涤清法”或“净化法”。布洛伊尔发现，在采用“谈话治疗法”时，病人会忽然忘记自己的祖国的语言——德语，而只能讲英语。这就说明，在催眠状态下，患者失去了自控能力，恢复了受到多种压抑的、难以在正常状态中表现出来的原始意识状态。在催眠状态下，她正常使用的因而也在正常情况下占据压倒优势的语言——德语，反而被压抑了；而原来被压抑的异邦语言——英语则反而上升为主要语言。这一例子说明，在人的正常精神状态背后，在意识的深层，存在一种原始的意识形式。
当布洛伊尔把安娜·奥病例告诉弗洛伊德的时候，他发生了兴趣。那是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事情。弗洛伊德听了这个病例以后，以极大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地同布洛伊尔讨论，弗洛伊德说：“那时我发觉对于精神病人的这种治疗方法，比起任何以前有过的观察法都来得有效些。”所以，当他在一八八五年到巴黎时，他就向沙考特谈起这件事，但是，沙考特没有产生更大的兴趣。
等到弗洛伊德从巴黎回到维也纳以后，他才进一步考虑同布洛伊尔一起研究安娜·奥病例。这时候，弗洛伊德已从沙考特那里学到有关治疗歇斯底里病症的方法。弗洛伊德回维也纳以后，表现出他既尊敬老师又不迷信权威的态度。沙考特对安娜·奥并不感兴趣，但弗洛伊德能应用沙考特的研究成果去研究沙考特所不感兴趣的对象。不仅对沙考特，对布洛伊尔也是如此。弗洛伊德深知布洛伊尔是第一个发现安娜·奥病例的人，也是第一个用催眠法治疗安娜·奥病例的医生。但弗洛伊德并不满足于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他在接受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探索其中隐含的问题，终于发现了催眠疗法的奥秘，揭示出催眠疗法的使用范围及其与人的内在精神状态的关系。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是这样论述自己对布洛伊尔的催眠疗法的认识过程的。他说：“在这个病例的催眠治疗的过程中，一直有一道晦涩暧昧的帷幕挂在那里，而布洛伊尔则一直没有把它揭开过。我想不通，为什么布洛伊尔不肯为科学进一步尽力，而把那些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发现瞒着我那么长时间。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布洛伊尔在一个病例上所发现的，到底能不能推而广之，普遍地应用到别的病人身上？在我看来，布洛伊尔的这些发现，既然具有那样重要的特性，如果真的在一个病例上应验过，我就不相信它对别的歇斯底里病人无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经验，于是我就在我自己的病人身上尝试应用布洛伊尔的方法。”（弗洛伊德《自传》）
弗洛伊德一向有这样的作风：他学习别人的成果时总是很谦逊；但他永远都把学习别人的长处当作迈入新征途的第一步。如果经过思考和观察以及实践，发现已有的成果的不完善性时，他马上又毫不犹豫地跨上骏马，再次奔向新的更高的目标。
他经过自己的治疗实践和研究，经过他的反复比较，发现了催眠术暗示作用的有限性。当时，最令他困惑的是两点：第一，他不能使催眠术百发百中，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催眠成功；第二，他无法把每一个病人催眠到他所期望的那种深度。
为了使催眠术更臻完善，一八八九年夏，弗洛伊德亲自到法国南锡，试图向多年应用催眠术的法国医生们求教。在那里，他亲眼看到年老的法国医生李饱特不辞劳苦地深入到工人及他们的家属当中进行治疗的感人场面。他还亲自看到另一位法国医生本汉对病人进行的令人惊异的实验。在观察这场实验时，弗洛伊德再次受到一次深刻的启示。他在《自传》中写道：“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得知在人类的意识后面，还可能隐藏着另一种极为强而有力的心智过程。”弗洛伊德发现这一方法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就说服一个病人，跟他一块到南锡去。就在这次治疗这位女病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同本汉的讨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即认为催眠疗法的作用是有限的。
这位女病人同安娜·奥一样是一个极有才华的歇斯底里患者，也是一个出身清白的女人。因为她的病一直很难治好，所以她才转到弗洛伊德那里。弗洛伊德采用了催眠疗法，在她身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使她能多多少少地、勉强地维持自己的生活，使她从极其痛苦的可怜状态中超渡出来。但是，催眠疗法却不能彻底根治她的病，她的症状不时地复发。起初，弗洛伊德以为，这是由于自己知识有限，不能使催眠达到使她梦游或记忆消失的境界。所以，这次把她带到南锡，同本汉一起研究和讨论，并让本汉亲自地对她实行催眠疗法。结果，才发现，催眠疗法确实不能使她达到那种境界。本汉坦率地承认，他用暗示法所获得的成功治疗，也只见于住院的病人，至于他私人诊所遇到的病人则一样没有得到成功。
为了介绍催眠法和暗示法，弗洛伊德在一八八八年就已把本汉的有关暗示及其治疗效果的两大本巨著的第一卷翻译成德文。弗洛伊德还写了详细的序文。本汉的这本书叫做《催眠法、暗示与精神病治疗法》。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在《维也纳医学周刊》上发表了该书的详细摘要。弗洛伊德在该书第一卷序文中，还详细探讨了南锡学派（以本汉、李饱特为代表）与沙尔彼得里哀尔学派（以沙考特为代表）之间的分歧意见。弗洛伊德认为，沙考特等人的意见是比较正确的。他认为催眠法主要是心理方面的，而不是生理方面的，尽管其中包含着神经与肌肉的过度兴奋状态。
一八九一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论失语症》一书，这本书是献给布洛伊尔的。这本书详细地总结了当时被公认的维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学说的不足之处和缺点，在失语症的研究方面开创了新生面。这个学说假设大脑前额叶和颞颥叶的交叉部位是产生失语症的兴奋中心，弗洛伊德认为失语症是功能性疾病。在评论过程中，弗洛伊德列举了大量的病例，指出维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学说本身的矛盾性。他还指出，人的观念和记忆根本不是当时庸俗的“学者”们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特殊的大脑细胞的造型”。
在同一年内，弗洛伊德还同他的朋友、同事奥斯卡·李合著有关儿童脑麻痹症的书籍，书中详细地列举了三十五个病例，这是迄今为止仍然是很有价值的临床实践总结。另外，弗洛伊德还为诺斯纳格编写的《医学百科全书》撰写论述小儿麻痹的文章。他的这些成就虽然是片断性的，但已显露出他的突出的创造精神。
几年的观察和研究，使弗洛伊德发现布洛伊尔的临床所见都可以在那些对这种治疗有效的歇斯底里病人身上找到。在弗洛伊德本人搜集了大量的类似资料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建议布洛伊尔与他共同合著一本书。布洛伊尔起先竭力反对，不过后来同意了。一八九三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发表了《论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机制》。
过了两年，即一八九五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出版了。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研究歇斯底里病症的成果。这本书的出版，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弗洛伊德说，这本书的重点并不是描述歇斯底里病症的特性和各种现象，而是探索和寻求发生歇斯底里症状的最深刻的“源头”。弗洛伊德说，该书“只是把曙光投射在症状的源头上去，所以它特别强调情感生活的意义，以及分辨下意识的、意识的和能意识的精神活动的重要性。它假设症状起于某一个感触的压抑，从而提出了一个动力因素的概念。此外，它又认定同一症状是同一能量的产物或等价物；这同一能量若不产生这样的症状，也必然会用到其他方面去而产生相应的症状（后面所说的这个过程，就是它的所谓‘转换’）。这也就是所谓经济因素的概念。布洛伊尔把我们的方法称为涤清法。他解释说，这种涤清法的治疗目标，是要把走错了路线而造成症状的积累情绪，导引到一条能找到出路的正常道路上去。涤清法的临床效果相当良好，直到后来才知道它的缺点和各种各样的催眠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