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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弗洛伊德逐渐对巴黎的实验室设备感到不满。一八八六年二月底，弗洛伊德完成了在巴黎的研究计划以后，终于离开巴黎回维也纳。
在返回维也纳的途中，弗洛伊德到柏林拜访了阿道夫·巴金斯基，巴金斯基是著名的小儿科专家。他拜访巴金斯基的原因，据说与奥地利的种族歧视有关。本来，按照弗洛伊德在神经科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他完全有资格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所属的“精神病和神经病诊疗所”担任要职；但是，他获悉由于种族歧视，他无望在那里就职；所以，他为自己的工作寻找别的出路。恰好在这个时候，儿科专家马克斯·卡索维奇答应弗洛伊德，准备让他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职务。正是为了适应未来的工作，他才决定在柏林停留几个星期，以便从巴金斯基那里学到关于小儿科疾病的更多知识。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正式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在那里，他工作了很多年。与此同时，他在维也纳正式开业行医。
自那以后五年内，弗洛伊德一方面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幸福气氛中，另一方面勤勤恳恳地从事本行工作。
从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佛洛伊德只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一八八八年，内容是对两个患偏盲症的儿童的观察和治疗的总结和分析。
弗洛伊德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并不满意。他在《自传》中说：
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之间，我几乎没有做过半点科学研究工作，或发表过半篇文章。我成天都在为建立自己的医业基础，以及为满足自己和日见增大的家庭的温饱而忙碌着。
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什么成果的话，就是他进行大量的临床治疗。尤其可贵的是，他所接触的病人大多数是神经病患者。这就使他遇到了各种类型的神经病病例，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且，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将自己自巴黎学习后的心得应用于实际治疗中。他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进一步深信电疗、浴疗、推拿疗法和催眠疗法对于治疗精神病的积极效用，这些疗法往往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从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开始，他更集中地使用催眠疗法。这些初步的成功，使他对治好精神病更加充满着信心。
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初步成果，并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他刚从巴黎回维也纳时，就遇到种族歧视，以致使他不能在精神病研究所工作，而不得不专治儿科的神经系统疾病。另一方面，旧有的、反科学的传统观念——即把歇斯底里症当成“妇女病”也阻碍他进一步发挥专长。那些医学权威们不承认歇斯底里病是神经系统疾病，不接受弗洛伊德关于“男性歇斯底里”病例和“暗示引起的歇斯底里麻痹”的研究成果。最后，甚至把弗洛伊德赶出脑解剖实验研究所的大门，使弗洛伊德根本找不到可发表讲稿和论文的刊物，也迫使他只能够在私人诊所推行自己的精神病治疗法。
弗洛伊德在实践中所采用的有效方法中，最突出的是催眠术。实际上，当时比较流行的是用电疗。弗洛伊德通过实践发现传统的电疗法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他认为，早先由德国最著名的神经病学权威耳伯（W·Erb）所倡导的电疗法，有很多毛病。他在电疗中发现了另一种有用的副产品，即“暗示法”（Suggestion）。他认为，在电疗过程中，如果有什么成功的例子的话，实际上应该归功于医生对病人的暗示作用。有了这种认识之后，他干脆把那套电疗用的电器束之高阁。
至于催眠术，那么，弗洛伊德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有所发现。他说：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曾参观过催眠术专家汉森的当众表演，亲眼看到一个被催眠的人全身僵硬，脸色苍白，一直到催眠术完全表演完毕才苏醒过来。由于这一事实，使我深信催眠现象的真实性。不久之后，海登汉就给催眠术提供了科学的根据。虽然如此，那些心理、精神病等的专家教授们，还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指责催眠术为欺诈，甚至把它说成具有危险性的方法，非常瞧不起催眠术。在巴黎就不同了，我见过催眠术被人自由地运用，去引诱症状的发作，然后又用它解除症状。此外，据最新的消息报道，法国的南锡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他们广泛而极为成功地应用暗示于治疗上面，有的就是借助于催眠。
奥地利医学界，在弗洛伊德以前，一直很少应用催眠术。就连著名的梅纳特教授也把催眠术在医疗上的应用看作是一种“不幸”。
弗洛伊德的可贵之处在于只服从真理，而不服从任何“传统”或“权威”。他追求真理，也善于发现真理，对于催眠术的研究和应用，正是体现了弗洛伊德的这种优良品质。
催眠术的应用不仅标志着精神病治疗法的一次革命，而且，也使弗洛伊德从对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这是他转向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关键。正是通过催眠术的应用，弗洛伊德发现在人的意识背后，还深藏着另一种极其有力的心智过程——“潜意识”。后来，他发掘这种潜意识，并加以分析，最后导致了他的精神分析学整个科学体系的建立。在他看来，所谓潜意识是被心理抑制和压迫着的领域，它栖息在内心阴暗的角落里，要经过外力的帮助、引诱和启发，经过某种分析的照明，除掉精神的压力，才能转化为“意识”。而这种“潜意识”在未发现以前是深不可测的；就其内容和倾向性而言，也有好有坏的；它有时甚至抑制为一种荒谬不经的“梦魇”。这种内心秘密，又好象是人在时间中漂流，如同一座冰山，大部分浸在无意识的海洋中，小部分“漂浮”在“意识”的层面上。正是这种关于“潜意识”的观念构成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基础。须知，恰恰是催眠疗法为“潜意识”的发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本身并非主观杜撰出来的臆想，而是在弗洛伊德及其同事们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而来的理论。
弗洛伊德的催眠疗法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就有必要简单地回顾弗洛伊德发现催眠疗法的过程。实际上，这一过程并不是从一八八五年秋至一八八六年二月的巴黎之行，而是从大学时代对催眠术的观察开始的。而从一八八二年起，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教授共同合作治疗一位叫安娜·奥的女歇斯底里患者，进一步掌握了催眠法的奥秘。
约瑟夫·布洛伊尔教授，同布吕克、沙考特教授一样，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这三个人，不论在科学研究成果、学风、研究态度方面，都为弗洛伊德树立了榜样。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偶然地突现出来。除了他们本人的努力以外，必须有充分的历史准备和成熟的客观条件。而在这些历史的和客观的因素中，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经验、优秀的老师的辅导和启示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是前人研究成果的产物，也是他的好老师向他传授前人经验的结果。
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不仅是维也纳的著名医生，而且也是卓越的科学家。弗洛伊德曾说，布洛伊尔是一位“富有多方面才能的人，他的兴趣远远超出他的职业活动的范围”。“他虽是一名家庭医生，但他也有过一段科学研究的生涯，而且写出了好几部关于呼吸器官和平衡器官的生理学著作，具有永久性的价值。他是一个才赋极高的人，年龄比我大十四岁。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亲密起来，而他也终于成为我的知友和我患难中的援助者，我们共同分享彼此在科学上的兴趣。当然在这种关系中，获益的首先是我，不过，后来由于精神分析的发展，使我失去了他的友谊。要我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实在令我为难，但为了真理，我终于不得不牺牲了他的友谊。”这指的是以后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在精神分析方面的分歧。但即使这样，弗洛伊德也始终高度评价了布洛伊尔对弗洛伊德本身的影响的价值。
布洛伊尔早在青年时代，就在埃瓦尔德·赫林教授的帮助下研究呼吸生理，发现了迷走神经的自动控制作用。接着他研究半规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八六八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当上荣誉讲师，一八七一年起就当私人医生，一八九四年，他当上了维也纳科学院的通讯院士，推选他的人是西格蒙特·埃格斯纳、赫林和马赫，他们都是举世闻名的学者。
布洛伊尔是赫尔姆霍兹的忠实信徒，也很崇拜歌德和费希纳这两位作家。
弗洛伊德是在七十年代末第一次与布洛伊尔相见的。当时，他们都在生理研究室。由于思想观点的一致，他们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弗洛伊德甚至用布洛伊尔的妻子的名字安娜给他的大女儿命名。
从一八八零年十二月到一八八二年六月，布洛伊尔就已经给一个女病人安娜·奥治疗歇斯底里症。后来，在医学史上，它成为了划时代的著名病例。这个女病人原名柏达·巴本哈因姆（1859—1936年）；她是布洛伊尔首创的“涤清法”的第一位受益者。她原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姑娘，她患病时才二十一岁，她的病是在她去服侍她衷心敬爱的父亲时开始发作的。布洛伊尔第一次接触这个女病人时，她的临床症状极为复杂错综，包括全身痉挛性麻痹、精神抑制和意识错乱等。在一次偶然的观察中，布洛伊尔发现，如果能使她用言语表达出她在病症发作时的那些笼罩着她的幻想和妄念，就能去除她的那种意识错乱状态。由于这一发现，布洛伊尔终于创造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依据这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