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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那相府（ 在金鱼胡同） 和恭王府（ 在什刹海西街） 等几个大四合院， 廊庑庭院， 风格极为壮丽优美， 是北京最典型的建筑。
会 馆
吴哲征
会馆在北京大批兴建是明清之际的事
在北京南城的胡同里， 坐落着各省在京的地方住宅， 这就是旧北京的会馆。
早在汉唐时即在京城内建立有郡国公邸，供进京朝觐的地方官员居住， 可谓最早的会馆。然而， 会馆在北京大批地兴建，则是明清以后的事， 这与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隋唐以来各封建王朝均设科考选拔官吏， 明清时尤盛。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会试， 各省的举人皆可应考。会试录取的贡士， 还要参加皇帝亲自策问的考试（ 即殿试）。所以早在宋元时民间已有状元店，是专门接待举子的客店。明清时北京的一些民户也出租单间客房， 以供来京考试的举子食宿， 称作状元吉寓。这些店寓房金昂贵， 一般贫寒的秀才是租不起的。所以举子们迫切盼望能够有一个初次来京即能找到的、凭借乡谊能相互照应的同乡住处， 于是会馆即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
明嘉靖、隆庆至万历仅仅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内， 京师五方已建有各省会馆。清入关后， 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 进京应试的秀才每次都有上万人， 而康熙、乾隆两朝大事修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均是此时问世。来京修书文人亦随之增多， 因此乾隆、嘉庆两朝是北京会馆发展最快的时期， 至光绪年间已发展到四百余所。据乾嘉时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载：数十年来， 各省争建会馆， 甚至大县亦建一馆， 以至外城房屋基地价值昂贵。又据近人徐珂《清稗类抄》记载：或省设一所， 或府设一所， 或县设一所， 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 大小凡四百余所。直到民国时候， 北京还有新的会馆修建， 不过已与科举制度无关。据统计， 民国时期北京尚存的会馆有： 直隶（ 今河北省） 十二所， 山东八所， 山西三十五所， 河南十三所， 江苏二十六所， 安徽三十四所， 江西六十五所， 浙江三十四所，福建二十三所， 湖北二十四所， 湖南十八所， 陕甘二十六所， 四川十四所， 广东三十二所， 广西七所， 云南九所， 贵州七所， 绥远二所， 奉天一所， 吉林二所， 新疆一所， 另有台湾一所， 商人会馆八所， 共计四百零二所。因清政府有满人居内城、汉人居外城和内城禁喧嚣等规定， 所以清朝时代遗留在内城的会馆逐渐废除， 而南城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一带的商业繁华区则成为会馆最集中的地方。
兴建会馆， 一般都由本乡有名望的民吏发起， 联络在朝的文武官员、在京的地方士绅和商号， 共同捐款集资建造，如湖广会馆是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长沙刘云房相国、黄冈李秉和少宰， 创议公建于虎坊桥。也有一些会馆是买下原有的建筑加以整修而成， 如湖南会馆是光绪十三年（1887 年）购得烂缦胡同中间路西的一处房产（ 房主姓朱） 而建立的； 安徽会馆是同治八年（1869 年），合肥李鸿章兄弟提倡， 淮军诸将响应出资， 购得孙公园李氏故宅一所（ 其中一部分包括戏台， 为明末清初史学家孙承泽的住宅）， 廓而新之， 筑堂建阁， 耗资二万八千余两白银。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推行学校教育， 科举制度废除， 但一些学生来京投学还是住在本乡的会馆里。民国成立后， 乡间的政客和失业者来京投靠北洋政府， 也有住会馆的。北伐之后， 国都南迁， 北平不再是首善之区， 投奔而来的人逐渐减少， 学生住进学校， 于是会馆人少房多。至沦陷时期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 会馆中个别同乡将房屋高价出租。国民党统治时期会馆已变成大杂院， 同乡中占房者便是房主， 谁管会馆谁便从中渔利。会馆无力修房， 任其倒塌，渐渐失掉昔日的景象了。
会馆是一个地区同乡的公产带有社团的性质
会馆分为县馆、州（ 府） 馆、省馆三级。省馆不住人， 专供在京的同乡中的上层人士集会酬酢之用。本省同乡也可租用办理婚丧喜寿的宴会。有时亦在此接待来京的本省达官显宦。旅京同乡一般都与省馆保持一定联系， 省馆从某种意义上成为旅京同乡的总联络点。省馆经费不足时， 本省各会馆要负担部分经费。
会馆的规模大小不一， 大的有三四层院落， 其中有供奉魁星的魁星楼（ 传说魁星专司人间考试）， 有纪念祖先的乡贤祠， 有吟诗作赋的文聚堂， 有迎客宴宾的思敬堂， 还有进行喜庆活动的大戏台，以及花园、山石、水池、亭榭等； 而小的会馆只有一个四合院。省馆的规模一般富丽堂皇， 戏楼、花厅皆具， 有的还有花园、回廊等。会馆不仅房屋讲究（ 如有雕花落地罩等）， 有的还配有硬木家具。
会馆本身的房产叫主产， 其余的房产称为附产。附产主要是用中试的新贵们筹募的资金购置的； 也有一些暮年归里的京官， 临行前将自己的房产托管于本乡会馆， 久而久之变成了会馆的附产。民国前会馆规定， 同级住主产不付房金；非同乡不得住主产； 而住附产者不论是否是同乡， 一律付租金。旧时住会馆不许带家眷，20 世纪30 年代以后这条规矩才不那么严了。
会馆是一个地区的同乡共同集资兴建的， 因此它属于本地乡土的公产， 任何人无权私自处理。会馆带有社团的性质，经营管理由旅京同乡共同负责， 但管理大权实际由同乡中在京居官地位高、有声望的人掌握， 如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推举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吴家驹（ 湘潭人）， 为湖广会馆董事长。辛亥革命前， 会馆的管理为值年制（ 由住在该会馆的头面人物轮流执掌会馆经济管理大权， 每人一年， 叫值年， 值年为义务职）。民国以后成立同乡会则改为会长制， 后又改为馆长制、董事制。董事一般任期三年，下设文牍、会计、庶务三部， 只雇用长班一至数人。长班就是工友，专司会馆的传达、勤杂、打更之责，更要为住会馆的头面人物服务。他们工资菲薄， 全仗赏钱和小费贴补生活。
民国以后， 他们还义务给住会馆的学生服务。会馆凡遇重大事情， 必须开同乡职员联合会共同决定之。会馆的日常经费， 主要来自同乡会， 如广东中山会馆每年由家乡中山县寄来三百元； 另一来源，即靠捐助和附产资金的收入。这些钱主要用于日常开支和修缮房屋。每年年初，乘同乡团拜之机， 由值年向同乡报告全年经济收支情况， 并移交给下届值年。
会馆是为来京应试的举子而设的。所以开科考试期间异常热闹， 等放榜已毕， 人员便陆续离去， 房屋空出很多。这些空房子渐渐被旅京的同乡所利用。占住会馆房屋的同乡， 概括地说可以分为两类人： 一是中试后留在京城做事的京官， 他们不但有资格住用会馆的空房，而且有资格参与管理会馆的事务， 因此非考期间， 会馆成了同乡中京官的公馆。另一类是在京同乡中的困难者，会馆为他们提供住处。按照会馆成规，非考期间乡人占用的空房， 每届考期临近， 必须腾让出来， 以满足举子住用；考期一过， 举子离馆后， 乡人们仍可继续占用。由此可见， 会馆除招待应试的本乡举子之外， 还兼有联络旅京同乡的作用。
会馆里经常举办一些同乡的活动，如： 逢年过节举行团拜活动， 祭神明、祀乡贤， 聚餐唱戏。乡人有高中三鼎甲（ 即状元、榜眼、探花） 的， 要在会馆里设宴庆贺， 还要在会馆门上或厅内悬挂一块匾额， 以示炫耀。有的会馆有宰相、状元、榜眼、探花、翰林、进士、大学士、大司马、大司徒、太师、总督等大小匾牌数十块之多。新贵出任之后， 自然不忘会馆情谊， 于是要对会馆做出相应的惠施， 因之使会馆逐渐得以扩建。所以出现了一种现象： 哪个会馆悬挂的鼎甲匾额越多， 那个会馆的建筑面积即越大。
另外会馆还举行结婚、做寿、宴请宾客等活动。戊戌变法以后， 会馆亦与政治活动、革命活动发生了联系。
一些大的会馆还设有学校、幼稚园、义地等附产， 举办教育等公益事业， 办理同乡的殡葬， 补助还乡旅费， 并救济贫苦同乡的生活。
会馆曾住过不少名人志士
鲁迅先生民国初年（1912 年）来北京时住在浙江绍兴县馆， 有七年半之久。开始住在藤花馆， 有三间正房， 东西各三间厢房， 在房东边还有架藤花。没住多久就迁到西边的补树书屋。那时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 下班后回到屋里便抄写古书和碑文。有时在星期日到琉璃厂旧书店去， 搜集些古书和古碑拓本。在老朋友钱玄同的促劝下， 鲁迅终于拿起了笔， 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狂人日记》， 之后又写成了《孔乙己》和《药》。鲁迅在北京时还去过江西会馆、安庆会馆、吴兴会馆、
南通州馆等地， 参加婚礼、祝寿、听戏。
秋瑾烈士的战友徐锡麟烈士来京筹备武装， 准备皖浙两省起义时， 也曾住在绍兴县馆（ 当时叫山会邑馆）， 他曾为修缮会馆捐过钱， 他的名字镌刻在会馆墙上的石碑中。
五四时期进步青年组织少年中国学会， 曾在盆儿胡同浙江鄞县会馆，召开学会成立筹备会和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 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张申府等出席。
广东省会馆是出名人最多的地方。上斜街的广东番禺会馆曾是爱国诗人龚自珍的故居。清初学者牛彝尊曾在海北寺街广东顺德会馆的古藤书屋编写《日下旧闻》。上斜街东莞新馆曾是清初名将年羹尧的故居。韩家潭的广东会馆是康熙时钱塘李笠翁住过的地方， 还是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