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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有时也像罪恶一样残酷。”女作家说。他回过脸，看见那条背对铅色铁门的干净的身影，心里突然生出一股浓烈的羡慕：她离罪恶多么远！
门响着闭上了。再响着打开时，他停下笔。整整一夜，他以无伤痛的左臂写满他仅得到的四页纸。他还有话，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余的纸了。
少尉见两名警卫走近，他本能地往后躲一下，同时意识到这一躲是多么蠢。他没说什么“别架我，让我自己走”之类的话，因为他对自己能否站立行走全无把握。他的腿抖得厉害，只好随它们抖去了。他还知道自己又是那样让人嫌恶地半张着嘴，并有根冰冷的口涎挂在两齿之间，但他控制不了它了。
刑车前，八名全副武装的警卫等候在那里。女作家居然也等在那里。她紧抿嘴，一眼也不朝他看。警卫们七手八脚将他塞上车，然后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坐在车两侧的长椅上。他面向车尾跪在两排脚之间。一个兵伸手去拉女作家，女作家纵几次身子，却没上来。然后她说：“我不去现场了，你们走吧。”
少尉这时抬起头。她也在看他，眼被两泡泪胀大了。少尉不敢肯定自己看清了她眼里有泪；为怜惜他或为他不平而生的泪。那泪也许只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平等地说声：“别了。”
少尉被不成形状地搁置在一块土坪上。他弄不清自己是跪还是坐，或仅仅是往那儿一堆。送他来的刑车和警卫在将他卸下后很快离去，随即到达的是一辆被厚帆布蒙得严严实实的军用卡车，从里面跳出一大窝披军雨衣、戴雨帽，脸被大口罩捂得只剩一对黑眼的人。他明白，每件军雨衣里，都藏有一枝枪。
在他背后，他们窃窃私语地传达着口令。
“还差五分钟到四点。”一个声音说。
少尉睁开眼，以自己五分钟的生命再看一眼天和地。地与天之间有一点粉红。再上面一点是颗黄色的启明星；再往上，是很薄一片月亮，就像母亲说着“再别回来”时他看见的那片。
这时一声巨响。少尉觉得这响并非来自外部，而是轰鸣于他体内。在这响的同时，他感到自己被放大了一下。再一声响的同时，他看见天和地一下子被溅满巨大的血滴。
少尉看见了自己的死，就像看天、地、星和月，他自己血光四溅的死原来是可以被他自己看见的。
许久后，他还看见一个女性身影慢慢向埋着他骨灰的土坪走来。是馍馍。再近些，他却发现他看错了：她更像那个女作家。然而还不是。最后他确定，她是他的母亲。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母亲，那时她年轻，刚生下他，把他作为一捧希望生到这个世界上。
他以草叶吹了悠长、暗哑的一声，像他童年那样地吹。他想她是听见了，因为她忽然开始远近地顾盼。然后她说：“再别回来，再别回来。”她将声音压得很低，因为那只是说给他听，只需他一人听见就够了。
女作家把自己关了多日，出来对人说她什么也没写出来，因为她一点也搞不清那个被判死刑的少尉的心理活动。
“他真年轻，太年轻了。我只记得他那哭的样子。当他听说自己被判处死刑时，他爆发性地哭起来，哭得完全像个孩子。”她吃力地忆着说着：“他从头到尾都很安静，是一种愚昧的，逆来顺受的安静。对了，他还没写完给他父母的信，执行时间就到了。他在信笺的最后一格点了三个点，点不下了，又在另起一行的头一格里点了三个点，完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省略号，像小学里，老师要求的那样。”
关于她心里无法形容的不适以及她见车载他赴刑场时，她突然的落泪，她都未提及。
女作家平平淡淡一摊手：“有什么可写呢？写出来无非是个顶通俗、顶简单的故事，连点惊险曲折都没有。”
《小顾艳传》
引子
还得从楼的形状说起。
若不是因为它的奇特形状，穗子不会看见许多她不该看见的事物，比如女人打男人，男人搂保姆，狗吃油画颜料，等等。然而下面这个故事和上面介绍的三种景观并不搭界，只不过也是穗子和她的同龄伙伴借楼的形状看来的。
楼是“凹”字形，四层，南面十二个窗子和北面的十二个窗子对称，东边，也就是凹字的底座，每层楼都是装有镂花铁栏杆的长廊，沿着长廊的十二间屋，门扉也全朝着凹字中间的天井。像是一座监狱的建筑设计，便于所有人交叉监视，天井留给警卫巡逻。楼建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九九年拆的时候，还能看见楼檐下一圈剥蚀了的“三面红旗”浮雕，当时全省（也包括外省）的作家、画家、音乐家陆续迁入弥漫着新漆和鲜石膏味的楼内，都觉得这楼的设计有点不妙，但没人说穿，其实它多像一座艺术家的集中营。新政权在那时已发现这些人太不省事，以这方式可以圈起他们来统一管理。当然，这都是穗子在九九年看看那个凹字形废墟悟到的。
四层楼顶上，有个凹字形状的大平台，艺术家们在这里做煤饼，晾被单，晒红薯干或高粱米或蛀虫的挂面。孩子们在这里“跳房”，“攻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们最享受的娱乐是在天黑之后爬上平台的水泥护栏，观看每个窗子里上映的戏剧。平台护栏高一米六，只有两个巴掌的宽度，爬上去再悬着两腿坐在四层楼高的天井边沿上，必得足够野蛮，足够亡命。当然，上映的戏剧都是极短的片断，有时只是惊鸿一瞥。将它们连缀成连续剧，还得靠想象、推理。最主要的，要靠幕后的跟踪考察。也就是说，穗子和伙伴们冒着坠楼危险看到的，仅仅是端倪，不管画面有多触目惊心。
故事开始了
艺术家协会大院里的人都记得小顾嫁进来那天。那是六一年的秋天，穿一身粉红的小顾从杨麦的自行车货架上跳下来，手里抱一只面口袋。人们已经在这场后来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中磨尖了目光，一看就知道小顾面口袋里装的是花生仁，并且颗粒肥壮，珠圆玉润，绝不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按定量付高价买的走油的或干瘪的。小顾脸蛋也是粉红的，这在一群饿得发绿的艺术家看，她简直就是从鲁本斯画里走下来的。当晚小顾和杨麦举行婚礼，三十多斤炒得黑乎乎的花生米摊在会议室长条桌上。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吃成一张花脸两只黑手。公共厕所一连几天都是花生油气味。大家都说杨麦走运，几幅年画就换来一个百货大楼的小顾。
所有人都看出其实是小顾玩了命换来了杨麦。杨麦三十岁，画的年画已经家喻户晓。除了画画，杨麦还会写打油诗，写独幕剧，小提琴也会拉几下。假如不是营养不良，杨麦也有杨麦的俊气，眉是眉，眼是眼，就是胡子长得不好，该毛的地方一律秃，喉结周围却是一丛曲卷的黑须。婚礼上小顾照实介绍了两人的恋爱过程。小顾老实，说是她先爱上杨麦的。她在柜台上跟人争吵，杨麦向着她，那人威胁要告小顾的状，杨麦愿意作证，留了姓名、地址。小顾一见杨麦的名字，就开始用功夫了。小顾说一句，脸转向杨麦，一大朵牡丹花笑容朝杨麦盛开，杨麦眉心微微一窜，喉结上的黑须一抖，但眼睛还是甜蜜的。
后来人们发现，只要小顾当众说话，杨麦的眉心总要窜一下，黑茸茸的大喉结提上去却不落下来了。眼里的甜蜜在新婚不久就淡下去。
小顾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杨麦的变化。在食堂或公共水房，她提醒自己不说蠢话，往往发现自己又被人逗得蠢话连篇。而没人逗她，她又心慌，站在打饭的队伍里故意大声说：“哎呀头脑子疼，昨晚看书看晚了。”问她看什么书，她说：“托尔斯泰的《高老头》啊。”人们就快活死了。食堂一共三种菜，吃起来一个味，加一块也不如小顾下饭。
“小顾，托尔斯泰是哪里人？”小顾知道大家又开始不安好心。不过她想，我又不是一年前才嫁过来的小顾，书读不懂书名还能读得懂吧？她下巴绕个一百二十度。意思是，你考谁呢？！小顾的下巴、肩膀、腰肢、屁股特别生动，会反驳、提问、嗔怒。杨麦常常想，假如她是个哑巴就美好多了。
“托尔斯泰不就是苏联人吗？”小顾答道。
那些逗她的作家或画家的妻子们便你捅捅我我推推你。她们起先妒嫉过小顾的青春美貌，丈夫们看小顾时的眼神和看其她女人完全不一样。那发绿的眼神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刹那间降到最本质最纯粹的位置。这些妻子们看着长眉秀目的笑柄小顾，心想她在男人们那里只剩下一个价值，就是上床。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小顾那一项价值相当伟大。
小顾对这些妻子们总有几分怕，也有几分崇拜。她们多数是文化馆、图书馆、电影资料馆的，剩下的是话剧团和京剧团的，还有两个是地方戏剧院的，因为口音重显得不入流。小顾毫不知道这些女人们暗中是你死我活的，拼杀的武器是她们的丈夫。丈夫的名气、级别、稿酬数目决定武器的精良度。小顾怎能料到，这些女人连穿一件新衣，戴一款新首饰，心里都是恶狠狠的，想着如何不露痕迹地将丈夫新获的知名度和版税透露出去。小顾只是苦苦模仿着她们穿戴谈吐，做着她们永远的底限：水平再低还能低过小顾？
一天晚上，小顾把两只脚丫泡在洗脚盆里，黯然神伤地搓。杨麦看着这一对长在成年女人身上的婴儿脚丫，既想爱怜她又想弄痛她。小顾却肩膀一拧，推开了杨麦。杨麦觉得那肩与腰肢表达的委屈简直让他肠根子作痒，让他把难得动用的卧房密语也动用了。他直接把小顾从洗脚盆上抱起，嘴里“肉肉长、肉肉短”。没等到床边，小顾突然眼泪汪汪起来。问她怎么不妥，她说：“你比渥伦茨基还坏。”
“谁？”杨麦问，手一撒，小顾落在了床上。
“安娜的情人，渥伦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