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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不是要拿“江陵端午祭”申遗吗？我倒觉得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韩国精神—韩国精神中的刚强，韩国精神中自尊、知耻、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韩国精神中不向国家强权低头，对强权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继承吗？
袁盎：真理就是狗皮袜子
历史就是这样让人不可捉摸，论才气、口才、权术，晁错都在同时代的袁盎之后，更关键的是，二人关系一直非常僵化，更更关键的是，晁错被腰斩于市，就是袁盎的主意。然而，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后世的人气指数居然一直屈居晁错之下，匪夷所思啊。
袁盎和晁错年龄相差无几，只是两个人素不相能，以至到了互不理睬的地步。袁盎不喜欢晁错，只要有晁错在的地方，袁盎就离去；只要有袁盎在的地方，晁错也就离开。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谈过话。
吕后时期，袁盎曾经当过吕后侄吕禄的家臣。汉文帝时期，在哥哥的保荐之下，袁盎做了中郎。袁盎为汉文帝所看重始于这样一件事：
当朝丞相周勃很受皇帝敬重和礼遇，对此大家早已习惯和接受。有一次早朝之后，也许是尿急，周勃顾不上散朝不能疾走的礼节，急匆匆走出朝堂，显得十分踌躇满志。汉文帝是个厚道人，对此并没有放在心上，但袁盎却受不了，他话中有话地问汉文帝：“陛下对丞相有何评价？”皇上说：“他当然是国家的重臣。”袁盎想也没想就答道：“在我看来，丞相最多算是常说的功臣，根本称不上是国家的重臣。国家的重臣能与皇上生死与共。当年吕后的时候，诸吕掌权，擅自争相为王，以至使刘家的命运气若游丝。那个时候的周勃正做太尉，手握重兵，他却没有任何作为。等到吕后逝世，在大臣们共同发难，反对诸吕之时，周勃顺应形势，利用所掌握的兵权，最后才有功于朝廷，所以他只是功臣而已，离国家之重臣还有相当的距离。他连国家的重臣都算不上，可我在他的脸上经常可以察觉对皇上所流露出的骄傲和不屑，而陛下您却谦虚退让，我认为这样很不正常。”一席话说得恰如其分，刚上台的汉文帝正愁没机会给丞相以脸色，恰逢袁盎适时进谏，文帝也乐得从谏如流。从此，汉文帝渐渐端起了架子，丞相周勃也渐渐对皇上敬畏起来，袁盎也渐渐被汉文帝重视起来。
周勃终于失势，不久之后就被免除了丞相的职位，灰溜溜地回自己的封地去了，不久就因人告发，被皇帝下入大牢，在“世人皆曰杀”的氛围之下，只有袁盎力排众议，证明周勃无罪。周因此重获自由。
这一招更高明，袁盎的名声更加如日中天。
不久，袁盎又做了一件令皇帝刮目相看的事情。
淮南王刘长为人骄横，袁盎建议汉文帝应及时削减诸侯王封地，只是皇上没有听取。后来淮南王更加肆无忌惮，终因牵连到谋反的事情要被贬谪到蜀地。袁盎对此不以为然，劝谏说：“陛下向来娇纵淮南王，不稍稍加以限制，以至让他落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如今又突然贬谪他，万一淮南王承受不了打击，有个三长两短，大家就会认为这是您容不得自己的弟弟淮南王。”皇上不听，终于那样办了。
果不其然，淮南王到了雍地就病死了，消息传来，皇上表现得有些惭愧，甚至连饭也不愿意再吃，无人可以劝解。汉文帝如同祥林嫂一样，每天念叨着，“如果听从袁盎的意见，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需要的时候，袁盎再次出现。听，袁盎就是这样让汉文帝高兴起来的：“人死不能复生，我认为皇上无须再为此痛苦。在您的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面前，此事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皇上期待的目光之下，袁盎娓娓道来：“是谁，在太后患病的三年间，夜不能寐，和衣而眠？是谁，面对众臣的拥立，两次面向西辞让天子大位，面向南又三次辞让天子大位？那就是您啊！”皇上终于找到了台阶，屁颠屁颠地下来了。
袁盎又趁机建议皇上分封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于是，袁盎的名声如日中天。
花无百日红，汉文帝崩，汉景帝立，袁盎的死对头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就找了机会查找袁盎的腐败问题，很快就抓到了袁的把柄，汉景帝诏令将袁盎贬为平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袁盎与晁错虽然感情不合，但二人却又相同的政治见解，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应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以免地方威胁中央，所不同的是，袁盎的建议没有被汉文帝接受，晁错的建议却被汉景帝接受了。
汉景帝接受晁错削藩的建议不久，吴楚就公开叛乱。袁盎为防晁错陷害，立即赶往京城，要求面见皇帝，呈献解决危机的方案，得到了汉景帝的破例接见。通过一番深刻的分析，袁盎断定，吴王谋反的真实原因就在于晁错的削藩建议，因此，只有杀掉晁错，才能让吴军找不到继续反叛的理由。
于是，曾和袁盎一样持削藩见解的晁错被汉景帝诱骗到东市，腰斩示众。袁盎因献策有功，被任命为太常，成为长安城中官吏追捧的对象。据说，当时，跟随在袁盎驾车后面的粉丝官吏的公车每天都达几百辆。塞车，那是一定的！
【个性点评】
我们需要注意袁盎的出身：袁盎是楚地人，其父亲曾与强盗为伍，后来因劣迹斑斑，被强制搬迁到安陵。在黑暗的吕后时期，袁盎曾趋炎附势，做过吕后之侄吕禄的家臣。这些经历，说明袁盎和其家庭都一样没有操守。若与强盗为伍有利可图，袁盎的父亲不会拒绝；若为吕氏服务有利可图，袁盎同样也不会拒绝……这些人生经验是致命的，它直接让袁盎成为一个忠实的机会主义者、利己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利己主义者会最大限度地利用真理，但却不会坚持真理。真理在袁盎手里如同狗皮袜子一样没有所谓的反正，真理变成了他家的走狗，需要时放出咬人，不需要时关在家中。
因此，我们看到了袁盎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解释，对于同一个政治主张的不同使用。譬如，同样主张削藩，他却可以用这个理由将晁错杀掉，以保自己步步高升。
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袁盎最大的特点是不人云亦云，他习惯在所有问题上与所有人唱反调，以此显示自己的一贯正确。因为没有是非标准，所以他总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袁盎处理所有问题只从一点出发，那就是利益的最大化，有了这样的追求和前提，袁盎每天都仿佛口含天宪，滔滔不绝，八面玲珑，令人叹为观止。
大哉，袁盎！
优孟：倡优的歌声有些刺耳
倡优在古代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人，司马迁曾愤愤地抱怨自己的先人被当作倡优一类人“畜”养。一个“畜”字，几乎等同于家禽。而战国时期楚国的乐人优孟却是一个高智商的倡优。
优孟，优是身份，指倡优；孟是他的字。此人身高八尺，侍奉在楚庄王身边。楚庄王有一匹爱马，爱到什么程度呢？衣—给它穿上纹饰繁复的绣花衣服；食—吃的是蜜饯腌制的枣干；住—养在富丽堂皇的大屋子里，还专门做了一张没有帐幔的大床供它睡觉；行—根本就不让它走路，生怕碰着伤着了。如此养下来，这匹马居然因为过于肥胖而病死了！
楚庄王让大臣们成立了一个爱马治丧委员会，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拟订以大夫的高标准待遇，盛敛在棺材里厚葬。在讲究名分和等级制的古代，这可就了不得了，大臣们群起发对。楚庄王发话：“谁要敢再拿葬马这件事进谏，判处死刑！”
优孟听说后，跑到殿门外仰天大哭，像死了亲人一样。楚庄王惊问其故，优孟止住哭声，装模作样地说：“这可是大王您的爱马啊，楚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是大王您治下的盛世，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用大夫的礼节把它埋了，实在是对它太薄了，我建议用人君的礼节厚葬。”
楚庄王问：“那葬礼应该怎么举办呢？”
优孟回答说：“那就用雕刻着花纹的美玉做棺材，用质地精细的梓木做外面的大棺，用楩、枫、豫、樟这些名贵木料做护棺的木块，征发披甲的士兵给它挖掘墓穴，让老人小孩背土筑坟，让齐国和赵国的使节在前面陪祭，韩国和魏国的使节在后面卫护，给它建祠立庙，用牛、羊、猪三牲祭祀，再赐以万户的封邑来供奉它。这样的厚葬仪式，诸侯听说了之后，人人都知道大王您贱人而贵马了。”
楚庄王听了这一番话，仰天长叹：“难道我的过失竟然这么大吗？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优孟出主意说：“像对待畜牲那样把它埋了就行了。在地上堆个土堆当外面的大棺，拿个铜锅当棺材，把调味的姜枣和木兰这样的香料洒到它身上，用稻米作祭品，用火焰给它当衣服，把它厚葬到人们的肚腹之中。”
楚庄王听完，再也不提这件事了，悄悄地让宫中的膳食官儿把马抬走了。
优孟就这样兵不血刃地搅黄了楚庄王的“马大夫”葬礼。
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平时很看重优孟，两人私交甚好。孙叔敖快死的时候，把儿子叫到病床前，嘱咐他说：“我死了之后，你肯定会很穷，你去找优孟，就说你是我孙叔敖的儿子就行了。”过了几年，孙叔敖的儿子贫困至极，只好去卖柴火维持生计。有一次遇见了优孟，就对优孟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我爸死的时候，特意嘱咐我穷的时候就去找您。”
优孟听了说：“你不要远走，等我的信儿。”
于是优孟利用自己的模仿特长，开始了一桩耗时一年多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