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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我额上来的手，转身钻进人海和浮尘里。
中午一点半，当我一手高举着吊瓶，一手扶着程刚从厕所出来时，咪咪来电话了。医院要重新签一份合同，签字的人必须是病人的直系亲属；除了父母，程刚就只有一个妹妹。于是上午我打了电话给她。
“你进门向右转，再转左，一直向里走，看到传染科，就到了。”
“啊？你说……什么啊？”
“进门转右再转左，“传染科”516房。”
“传……传染科？我哥得了什么病啊？”
“急性黄胆肝炎。”
“急性黄胆肝炎？传染科？啊……我……我，那在哪签字啊？”
半小时后我收拾完快餐盒和废报纸，正要走出去扔掉，在门口迎面碰上缩着头的咪咪；她捂着厚厚的口罩，露出两只眼睛，机警地往里观望，像只小心翼翼地探路偷食的老鼠。
“干嘛呢，跟特务似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传染科啊，大小姐！”
我把椅子移到靠窗口通风的床沿边让她坐下。
“哥，你怎么会把这个病得上了呢？”
她一边说话一边拿眼在整个病房里滴溜溜地扫来扫去。
“我也不知道。”
程刚的脸如掩盖在枯叶下风干的橙皮，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浅浅地合上沉重的眼皮，病毒的侵蚀使一米八零个头一向身强体壮的他像一把收拢的黄油伞，骨架粗犷却内容缩散，形神萎靡。
“你别跟爸妈说啊，免得他们到处瞎折腾。”
“要住多久啊？住院很贵的；有的病人根本不严重，医生故意说得很可怕，其实是他们好赚钱呢。”
“咪咪，带你爸妈去检查一下吧。别说你哥有事啊，就说例行休检吧，免得他们担心。”
带咪咪签完字后我轻声说道；除了她和我，连程刚自己都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
“知道啦！看你体贴周到的，我哥找到你，真是福气！”她嬉笑着脸，却像躲避瘟疫一样快步逃走。
帮程刚洗澡，换衣服，挂蚊帐，扶他躺下，掖被单。他平静地躺在矮而窄的折叠床上，一脸内疚心疼又无助地望着我，吃力地抬起另一只手，轻抚我的脸和头发，很快又重重地垂了下去：
“辛苦你了。”
晾完衣服，我拖出下午新买的折叠床，一端靠近病房里对着程刚的床头，另一端伸出病房外的走廊，在病房里住下了。
由于健康的需要，院子里种植了很多绿色植物，增加了氧气，空气变得清新。秋夜的凉风不时地扫过我薄薄的身子，的确有些凉意；我没挂蚊帐，因为花草树木，秋天的蚊子更显殷勤，整晚嘤嘤嗡嗡的。
夜空挂着的那一轮满月，睁着单纯的眼睛，闪耀着生动的希望和璀璨的幻想；然而它却又深遂地窥视和漠然地放纵一切丑陋、毒辣和无奈；月光透过层层参差不齐的枝叶，明晃晃地斜落在窗口，和树叶一起交叉叠加，洒向折叠床上迷茫疲倦却神经紧绷的身体。
5
“加8号程刚抽血了啊。”
还不到六点钟，护士的叫喊又揪开了身心紧张不安的一天。我像初入伍的士兵，条件反射翻身下床，打着长长的呵欠，使劲揉了揉干涩的双眼：
“又要抽血？”
“嗒！”
电灯亮了，蜡白惨淡又锥心啄骨的光线刹时刺得双眼生疼；紧接着光线的是黑暗和黎明依赖又仇恨般的撞击声，以及陨石划过天空的碎裂声。
“抽半管吧，求你了。”清晨我的声音里已明显带着痛泣的沙哑。
比起白粥馒头，程刚每餐二十几颗形状颜色大小各异的药丸可算生动丰富得多；看着他一脸无奈却强忍着，我偶尔也故作轻松：
“来啦来啦，乖，就当花枝招展的美女吧，一口全吞下去了！”
那个政府官员出院后，程刚就转了正式病床，从加8号变成了12号。
那天一大早，医生领着一群实习学生，围在孙大爷病床前，指着他胸口的一团似梅花状的红癍，讲解着“蜘蛛痣”；学生们轮流走近去观看，老人就笑着和大家讨论；又脱下上衣，让他们拍照以作标本；然后又主动摊开手掌让他们看“朱沙掌”。
孙大爷的黄胆指数也很高，属于顽固型，二十多年了一直没降下来，由于那近乎发黑的脸色的遮盖，看不出任何发黄的症状；人却生龙活虎，一天到晚上窜下跳，谈笑风生，一点不像生病的样子。不是在这样一个特定场所，谁都不会知道他是个重病号。
后来我从陪护那里得知孙大爷坚持拿自己当标本，用日记来记录自己的病情变化和感受，说要留给医院做参考；并且立了遗嘱要捐献自己所有健康的器官。
这是一个肝病泛滥的地域，通过母婴传播，性传播，血液传播，还有体液汗液唾液传播，肝病感染率很高，据统计每十个人中就有三个人有肝炎；而且这是一种容易慢性化的疾病：一般的病人由于急性肝炎时没有得到很好的康复和根治，还有一部分没有发病症状，但在体检时才发现，慢慢积累成了肝硬化，肝腹水，甚至肝癌。
同病房的另一个五十来岁，肝腹水，腹部鼓起，从肝部往外牵出一根一米多长的软塑细管，另一端连着一个透明塑料袋，像冬天的暖手袋，挂在裤腰上，肝脏的积水就源源不断地往外渗，几个小时就满满一袋，呈酱油色却光鲜清澈，然后他就跑去厕所倒掉。
从这一天起，医生还增开了中草药；我只有给医院代煎，十块钱一剂；说好两个小时，可到了晚上九点时，才有个老妇人慢腾腾地挪着碎步过来；打开罐子一看，清淡的浅黄色。
“那么多人，哪会给你小火慢慢熬啊？时间短色泽清药汁淡，药力根本没出来嘛。”孙大爷已深知煎中药的要害。
无奈之下，我又拔通了咪咪的手机。
“我把药拿回家？那不让我爸妈知道了？”
我问她能不能想办法去别的地方煎。
“别的地方？去哪啊？有谁愿意把药罐子往自己家里拎？多晦气啊！不行不行！”说完她就匆匆挂线了。
一个人闷坐在楼道口发愁，突然黄医生从值班室出来了，一脸兴奋地对我说：
“资料显示指标上升明显减慢了，再坚持两三天应该基本稳定了；要是有所降低，一切就有望了！”
他的话毫无疑问地让我自入院以来第一次从内心感觉到了希望。每天早晨称体重后，虽然我也和程刚一样瘦了几公斤，但是如果可以交换，真的希望我的体重下降，能抑制他的病毒上升。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欣喜地道谢。
“不用客气，做医生的，只有看到病人好起来，自己才舒坦啊。”
在医院里，每次他都会叮嘱我别太累了，注意休息，身体健康要紧；黄医生总让人觉得亲切安慰，让人心里踏实。
“咦，该喝中药了吧？家里多远？药好煎吗？”
“嗯……还好……”一想到这个我就为难了，答非所问。
“要是不方便，就拿到我家去煎吧，就在后面的家属楼。”
“不，不用了，怎么好麻烦您呢？再说这些药罐药渣的。”我想起咪咪的话。
“没关系，我们不迷信那个，人一生谁没个病痛的？就这样，把药给我吧。”
6
第二天午饭时，滴着白蛋白的孙大爷正在讲述前一天爬山的感受，一股浓浓的药味伴着清香飘进来，接着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进来了，我接过其中一个贴着“516程刚”的罐子。
“饭后半小时喝，别怕苦啊。年轻人，吸收快，很快就没事了。”
阿姨慈祥地看着床上的程刚嘱咐；又将另一罐药装好，一边同孙大爷说笑：
“老孙啊，前两天不见你，又溜回花果山去啦？水帘洞修整好了？”
“观音菩萨不在，没人念紧箍咒啦！” 孙大爷坐起来打趣，“哎，这把老骨头，再不活动都生锈啦。不比年轻人，来日方长，大好前途啊。”说着，孙大爷把头转向因为肝炎反胃恶心难受发出呻吟的程刚。
“还没有哪个病房的人没喝过千手观音煎的药呢！”孙大爷又说。
“女儿今天没送饭来啊，老甘？”观音娘娘问向里侧躺着只留积水袋在床沿的老甘，他除了发出自暴自弃的唉叹声，没有了昨天城里人的尊贵派头和吆三喝四指手划脚的神勇。
昨天下午，大肚子的独身女儿一来就坐在门边的椅子上；老甘这就活现了，要上厕所，女儿挥手一指那个跟在身后朴素腼腆的老妇人：
“你扶我爸去厕所，药瓶举高点啊。”
这是老甘的亲家，丢下乡里的农活，来照料即将生养的城里媳妇。
女婿堆着笑脸站在女儿身后，一手握着女人的手，一手扶着女人的肩，唯唯喏喏地对老丈人献媚。
老妇人费劲地将药瓶举过头顶，仿佛立于一堆枯黄的高梁杆下；她将药瓶挂好后关上门在外等，完了又举着药瓶将老甘扶上床；早已“自力更生”的老甘这时又眼巴巴地望着女儿。
“你去洗手，记得消毒啊，再把苹果洗干净，给我爸吃。”
于是老甘“父以女贵”的地位和尊严陡生，俨然一位功高盖世的威严元老：
“把那毛巾也洗了给我擦手。”
吃完东西后，隔三岔五才来一趟的女儿不热不冷地看一两眼躺在床上枯瘦的老爸后，就端上“老佛爷”的尊容在“小李子”的扶持下走了；也没几句热心话，老甘也习惯了。
据说十年前他爱人因肝癌去世了；得知他也感染了肝炎，女儿从此就不再和他一起吃住。长年久月的住院，明明是单位的医保，女儿嫌他浪费钱，非说在耗她妈留下的遗产。他对一切都无所谓，平常有人和他说话也愣着脸，懒得搭理；有时挨不过孙大爷的情面，才有气没力地回应：
“我呀，有什么好说的，早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