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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样难看？”雨晴被我吓愣了。
“快，快，快去打车，和我回家！”我忽地站起来，抓起电话拨打１２０……
雨晴把我扶到出租车上，哭着说，“姐，你要想开点儿，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瞒着你……”
夜幕薄得透明，月儿弯弯地挂在楼角，几颗稀疏的星星无力地窥视着苏城，只有马路两旁的路灯在闪烁，外面的风好像很大，它把一块破旧不堪的塑料袋高高地扬起，又把它狠狠地摔在地上。我闭着眼睛不忍再去看。
雨晴扶着我上楼，用我的钥匙打开我的家门，一股异样的气味扑入我的鼻，一行酸酸的液体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同时我听见我的心开始嘀嗒，嘀嗒地淌血。我没有脱鞋子，也没有脱披风，而是直接走进卧室。在沙发的后背上凌乱地放着云松脱下来的衣服。云松躺在床上盖着被子，眼睛，鼻子，嘴巴拧在一起。我走到他的身边，蹲下来，握住他的手。
警笛声划破宁静的夜，匆匆忙忙的医护人员掀开被子检查云松赤裸裸的身体并采取了急救措施，然后用被子把他裹起来，抬到担架上。
我让雨晴留下来，让她把那张床和床上所有的东西扔掉。
我一直握着云松的手，直到把他送进手术室，然后坐在手术室门外的椅子上等。
走廊里的灯光太强了，它刺痛我的神经，一阵的眩晕。我坐在一个开满丁香花的小巷里，风儿吹过，漫天的丁香花在空中飞舞，好像飘扬着的雨滴。我不禁伸手去接，粉红色的花瓣在我的手心中闪闪发光。忽然，丁香花瓣在我的瞳孔中迅速变大，变薄，变得透明，我看见一个可怜的女孩在地上抽搐，看见她美丽的脸孔被关在卫生间里落泪，听见她给我讲故事时咯咯的笑声，还有方才电话里嘤嘤的哭泣声，呼救声……
我痛苦地摇着头，大喊：“不——”
来自右肋的痛
楚荷子
将恩怨情仇细枝末节翻江倒海地数落了一遍又一遍后，我觉得自己想要说些什么，可不知道从哪开始说起；我想要把那些东西从体内全部掏空，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然后我便觉得自己想要哭泣，可却始终没有眼泪流出来，也找不到真正令我悲痛而动情痛哭的理由。
于是我开始翻箱倒柜，筋疲力尽后，我望着满屋子翻天覆地飘舞的飞絮，晕了。最后飘浮着的三张沉甸甸的纸，按照日期这样排列着：
一张九月二十三号全部合格的体检表；
一张十月十号德国领事馆签发的通行证；
一张十二月十五号的乙肝大三阳检验报告单……
1
三月，春光烂漫的好时日。
这是一座白天昏昏沉沉又安份沉静，夜晚藏龙卧虎的南方城市。
坐在早晨的公共汽车上的人，十有八九都在打瞌睡，东倒西歪地支撑着萎靡的头颅，仿佛前一晚的安眠药总是迟几个小时才发挥效力；而到了傍晚，城市便如幻灯片下的影像，明目张胆地故弄玄虚，人们也如海底暗礁上的水藻，暗自神伤却频频招摇。
沿着城东的方向，畅游过一段段扑朔迷离冠冕堂皇的大街小巷后，终于到了我要去的站点。
空气，已经有些热腾腾了。太阳孤傲地照耀着这座阳奉阴违的城市和左顾右盼的人群，街上匆匆过往的行人，姹紫嫣红的打扮已经俨然盛夏；花儿朵儿正伸展着腰肢，向着城市的各个角落绚烂；涌动着的各种气体，也趁着春日的灿烂气息和夏日的炽烈热情，游走在城市的表皮，无孔不入地穿梭，向着城市的躯体。
向里拐过几条没落的小巷后，迎面扑来丝丝久违却与环境不合理宜的清新和花香，两个相向而立的鲜花水果店，如世外桃园般孤傲，珍贵却道貌岸然；两扇名不见经传的大门里面，如坐落在城市的盲肠里的，便是那所铿锵有声却让人瑟瑟发抖的传染病医院了。
跨进破旧得像战争时期的狱所一样让人颤栗又充满祈求的铁栅门，主楼也就是门诊部有恃无恐地立在面前。与外面街市的疲倦怠慢状态完全相反，这里人群急拥，有着清明上河图般的沸腾景象；但是这里处处却流窜着一股紧张和凝重，还有无可奈何的失魂落魄，心有余悸的壮志未酬。
“发热专区”和“传染病区”的右转路标醒目地挂在主楼右侧的柱架上，向来人指示着方向，更明确地区分着被隔离的孤独和恐惧。
向右转过二十米，是一条幽长而茫然的小道，两旁立着不算高大但却强壮的树木，伸展着的绿色枝叶欲盖弥彰地闪着柔软而病态的光亮；中间是一座座分隔着的不同科室的住院部小院门；一直走到静静的小道底部，“传染科”三个黑漆大字才像带着毒素的飞标刺中了眼球，把个小得像囚笼一样的院门全然遮挡，使其黯然失色。
一座三层楼的门诊部，和一座六层楼的住院部相向而立，它们从结构和架式上都不输给门庭若市的主楼，那分威严壮观如同空中楼阁。
然而，这可是一个让人望而却步的地方，它汇集了各种让人生畏的传染疾病：痢疾，伤寒，霍乱，鼠疫，流行脑炎，肝炎，非典型肺炎，血吸虫病，肺结核，百日咳，狂犬病，艾滋病，淋病，梅毒等等。
这里汇集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蜂拥而至的传染病患者，不分职业贵贱，身份尊微，地位高低，地区远近，辈份长幼，他们因为各种不同的病痛来到这里，只为了生命健康这同一个目标。
他们的姿态各异：躺着，坐着，歪着，站着；他们的眼睛各不相同：睁着，闭着，呆着，闪着；神情也各不一样：激昂，颓废，期待，麻木。
他们和亲朋好友或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在这里直接或间接地演绎着人情冷暖，生死浮沉和悲欢离合。
手里握着一张凝重又单薄的纸，我不由自主又百无聊赖地走进了这里，麻木又习惯性地向五楼走去。一切都是老样子：幽静暗淡充满药味的楼道，血腥恐怖又真实的宣传画，赤裸刺目又科学的教育栏，忙里偷闲的医务人员，敞开或紧闭的病房。
我貌合神离却有板有眼地走着，走过一个个病房，走过意气风发的撒手人寰，走过无动于衷的屈从等待；走过百折不挠的竭力奋斗，最后无所适从地走向那个熟悉又陌生，欣然又憎恨的516号房。
站在门口，我迟疑了一下，关切地伸头向里望了望，一个上了些年纪的老人紧闭双眼躺在床上，右手腕上挂着针；一个脸色黄得泛绿的青年男子，耷拉着头斜靠在墙上；还有一个躺在床上，被一个值班护士挡住了。
我蹭了蹭生硬的脚，向里观望，正在犹豫着进去是否打扰了人家时，那个青年男子扫了我一眼，甩出一句话来：
“瞄什么瞄？找人吗？进来啊！死不了！”有气无力却字字强劲，语气中明显带着备受岐视的敏锐伤感和满腹哀怨。
“咦？你怎么又来了？”值班护士已转过身来。
“我……我到这附近办点事……过来看看，孙大爷呢？”
“孙大爷……没了。”在这个特定场所看惯了生老病死的护士表情平缓，但掩饰不了遗憾：
“唉，那么乐观开朗的一个老人，说没就没了。”
我怔住了，一口气在胸口堵得慌，呆若木鸡，忘了问孙大爷什么时候没的，护士被一个病人家属叫去换药瓶了。
我飘浮着迟缓的脚步一路喘息下了楼。孙大爷疼痛的哀叫在耳边回荡起来，那声音冲破整栋住院楼，漫向院落，升腾向天空。太阳已经直端端地在头顶上泛着白光了，接着那豪叫声变成了朗朗有力的欢笑声，在整个传染科院子里穿梭回荡。
我一身冷汗，奔出了那个院落的小门，那张融着崭新期待又让人窒息绝望的化验单早已在手里揉乱湿透；医袋里五颜六色的药丸，如万寿节夜晚跳跃着的各路妖魔鬼怪。
我漫不经心地迈着脚步，出了医院，不知不觉地，又走到了那条细窄而杂乱的胡同：两旁立起的八九层楼房，是城市早期开发已跟不上潮流的老式建筑；走过一辆汽车后只能再勉强穿过一辆自行车的小街道。人们在市场经济的号召下都滋生出了生财有道的良方：将楼房底层的墙全部打通拆掉，安装了玻璃或拉闸门，向着马路开起了各种小小的门面，有小百货，五金店，食杂店，以及修补鞋子和自行车的小摊点。
我伫立在胡同边的槐树下，滞滞地，顺着这条狭窄街道的另一头望去；那望不见的尽头将我带入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想象。穿过这条一公里的街道，就连着欣欣向荣又伤痕累累的现代都市文明了；而交叉口正对着那个令多少人望洋兴叹又光彩夺目的出入境办证大厅。
这就是城市。
从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只需要轻松地抬起头睁开眼望过去；从街道的一端到另一端，只需抬起腿迈着脚走过去；可从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的生活，或者从街道一端到另一端的生活，却是一段看不见摸不着的历程。
生命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的生活戏剧般地改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这条小街道的一端到另一端，半年前的一个星期一的中午。
2
去年重阳节后的星期一，我在领事馆一楼大厅里等程刚，怀里揣着体检合格表和申请材料以及刚拿到的德国签证，没有如获至宝的激动，没有妙趣横生的幻想，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安然。
“拿到了？”
三十分钟后，一脸疲惫的程刚无精打采地出现在我面前。才五天没见，他看上去憔悴了很多，但语言出奇地平静，丝毫没有一丁点即将订婚的兴奋和激动，也没有分别的哀伤和离愁。
“嗯，还没呢，再等一个星期吧。”
我担心他的憔悴和情绪低落是受我出国影响，所以隐瞒了他；默默挽着他的右臂，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