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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说，真的是你，马龙！歌手被动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以假乱真的悲喜交集。我扎进歌手宽大的怀里，把眼泪蹭在他的衣服上，告诉他我是多么想他，五年了我一直想他。接着，我从他怀里挣出来，开始叱骂他，我说，马龙，你这个混蛋，狗娘养的，你涮了我！你说要跟我登记结婚，自己却跑掉了！你跑哪了？跑了干吗还要回来？你为什么不死在外边呢？最后，我抬起胳膊，扇了歌手两个耳光，我说，混蛋，你滚吧！
歌手最后看了我一眼，围着那条围巾，揣着那张银行卡，头也不回地走掉了。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消失了。我不知道他消失在哪里，是走进了地下通道，还是旁边的小街，还是隐入了午夜灿烂的南大街。他走后我低头看了看，我手里抓着我送给他的手机。我把它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时间之远
王秀梅
不得不先说说我的父亲。这个性格暴戾的男人对我的性格形成、进而从事文学影响深远，一方面，我痛恨他随时而至没头没脑的拳脚，另一方面，谁也不知道，我无比尊崇地爱戴着这个身高接近一米八、以村支部书记身份叱咤村里村外、各路朋友多得山呼海啸的男人。他是一个矛盾的魔鬼，用身边随手可取的工具作武器，对我进行频繁的施暴：用拳头打我的额头，用饭勺磕我的脸，还用粗粗的木棍捅我的肚子。有些责打伴随着极其牵强的理由，而多数责打毫无道理。后来据我分析，他在利用这种方式、通过我，达到自己的某些释放，因为也许他太累了，在我记忆里总是会有那么一些村民到家里来找他的茬，让他过得很不安生。而据我观察，他是一个难得的清廉的村官，在他执政十六年期间，只贪污过村里订的一些杂志，这些杂志还是负责收信的人主动送到家里去的，无疑那是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但是我父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这些本应放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杂志在我家里定居。
非常有必要交代一下这些杂志，它们有《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啄木鸟》、《鸭绿江》、《大众电影》、《大众电视》、《上影画报》、《故事会》，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其他杂七杂八的，包括一些影视剧本，时隔多年，我已经记不起来了。直到现在我都感到匪夷所思，勉强初中毕业的我的父亲，怎么会订这么一些很有品位的杂志。
除此之外，我家里还莫名其妙地存有《新儿女英雄传》、《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射雕英雄传》这样的“大书”。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情，我父亲用他的暴力统领着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性格：忧郁、敏感、彷徨、易惊，甚至厌世，而让我愤愤不平的是，他对我的其他三个姐妹都很好，同众多的农村父亲对子女的态度一样，他对他的四个女儿都疏于呵护，但至少她们从来不必担心挨他的拳脚。至于为什么他偏偏对我一个人动怒，我母亲的解释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很爱哭，没有道理的、没完没了的哭。难道这就是理由吗？我丝毫不这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我很孤独，我的三个姐妹很当然地被我疏远了，同时被我疏远的还包括我的母亲，那个看着我挨揍而不予理会的女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只能选择跟上述那些杂志为伍，用通俗的话说，它们转移了我很大部分的精力，使我用来沉默、发呆、反复咀嚼那些打骂和冷漠的时间相对少了许多。
在那个时期，我跟其他女同学一样拥有几件私人物品，它们都跟艺术有关：歌曲手抄本、影星剪贴本，稍微喜爱看些书的女同学还有一个本子专门用来抄书，内容无非是琼瑶的那些对白，层次再高一些的，抄录一些唐诗宋词。我当然也有这样一个本子，但抄的却是小说。举个例子可以证明我当时对抄录小说这件事情的痴迷：我甚至还抄过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当然是某些片段，描写景物的，还有心理的。当时那样的本子我拥有好几个，抄录的内容通通都能背诵下来。
OCTOBER因此必须得说，我很感谢我的父亲当了一个村官，并做了他执政十六年里唯一的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把那些书据为我们家所有。尽管他和我的母亲自以为是地把《红楼梦》和《金瓶梅》视为禁书予以掩藏，但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反叛，终于有一天我从母亲收拾得极不利索的衣柜里找到了《红楼梦》。可惜的是我当时对它不太感兴趣，一直读不下去，我喜欢读的是那些杂志上的当代小说。某一天我在一本不算文学刊物的杂志上读到了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那是个石破天惊的日子，我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强悍的力量所击中，同时，我感觉我的青春哗的一下就来了。
在那个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影响深远：我的父亲有一天忽然写起了剧本。也许这件事情他觊觎已久，也许只是心血来潮，总之它的起因是一部名叫《咱们的牛百岁》的电影，我父亲得知写这个电影的居然是一个农民，他想他干吗不也写一个呢？他准备了很多纸质优良的稿纸，很像模像样地取了一个题目叫《喜变》，然后设计了一串剧中人物，开始了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创作。这个时候，无疑，他订的那些跟剧本有关的杂志派上了用场，他中规中矩地按照杂志里剧本的格式，一场一场地边编边写。这项工作是秘密进行的，我父亲可能生怕被别人知道了笑话，在我看来，他是出于对这个剧本最后是否会成功出炉的担忧，才对它进行了保密处理。我时常趁他不在家、我母亲又没有注意的时候，偷偷到抽屉里找到他的剧本，观察那东西的进展。不出我所料，很不幸，很多因素注定了这个剧本的不了了之，我父亲态度含糊地终止了起初引得他热血沸腾的这件事情，我的母亲和我都心照不宣地不再提及那个夭折的剧本。我的其他三个姐妹在我记忆里一直对这些事情或者说她们对我们的父亲不那么关注，理由当然是她们没有挨过他的揍，在她们眼里他是一个跟她们同学父亲没什么区别的父亲。
就是这样，某一天，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到家里造访我的父亲，他告诉他说，我的作文写得很不错，其他功课成绩也不错，而且性格坚韧要强（曾经有一次由于成绩不太理想，我对自己很不满，导致肝火旺盛口舌生疮），他认定我的前途不可限量。无疑，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给我下的评语极富权威性，它直接导致了我父亲对我态度的扭转，某一次他甚至吃掉了我从学校里带回来的剩咸菜，他嚼得咯吱有声，我却差点因为受宠若惊而掉下眼泪。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对作文的偏爱，是地处偏僻的农村中学里的一件大事。在他的授意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名叫“奋飞之鹰”的文学社，跟校长讨要到教师山墙上的一面黑板当阵地。我们开始利用周日时间，在那块黑板上抄自己写的小随笔和小诗歌，花花绿绿地弄上很多花边，除此之外，语文老师还自己掏腰包买信封邮票，把我们的作文向外邮寄。
我一直认为，初中结束后我固执地选择到天津去上一所中专学校，是因为要逃离让我胆战心惊的父亲，我太想到一个非常远非常远的地方去了——即便他后来对我态度好转，我也时时因为他对我流露出的那些好而备受惊吓，我总是担心这种好态度坚持不了太久。与其这样不如离开他，同时离开让我厌烦的家，这是我当时少年老成的想法。这直接导致了我从事小说创作之后时时而生的懊悔：如果我按照他的意思去读高中，假如说能考上一所大学，那我很有可能去念中文，无疑在一所大学里的中文系念上几年，比在一所理工学校里念上几年，之后再从事小说创作，有着不可同比的意味。念理工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写小说。学校里有些高年级的师哥师姐办了几份油印刊物，有那么一天我萌生了写篇东西给他们的念头，当天晚上自习课间隙，我拿着那张纸，在师哥教室外面徘徊了十分钟，最后把它撕掉了，扔在垃圾桶里。四年里，我一直在跟那些让我懵懂的测量仪器、工程制图、各种力学书较着劲，稍一疏忽就有考试不及格的危险，这更消亡了我写点东西的念头。
1994年我来到烟台，那几年我频繁光顾位于大海洋路的一家邮局，因为只有在那里我可以买到《小说月报》、《青年文学》之类的杂志。促使我对小说真正产生感觉的，除了王朔，还有张欣和刘索拉，后者正是拜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海洋路那家邮局所赐。我读到并记住的是张欣的《亲情六处》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欣娓娓的，毫不惊慌的，写了名叫余惟沉和简俐清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而又在生活里紧紧抱成一团的女孩，刘索拉则乖张地去写了一群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个乖戾的女人自此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做一个作家，躲在小说背后，被读者去尊崇，去猜想，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与此同时，一批70后作家已经风生水起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遥远的，遥远到我丝毫不知情。这到底是源于什么呢？源于这个城市对这个圈子的疏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这是主要的），还是源于我自己的浅陋、无知？总之，真正接触小说创作、发表、圈子里的人和事、某些花边新闻、某些潜规则，等等。这些，已经是2001年了。
2001年冬天之前，我仍然是一个对文学一头雾水的、但年龄已经接近30岁的女人了，无疑这样的年龄用近些年的创作“行情”来看，已经是有些老了。在那年之前，我仍然不敢有自己写小说的念头，当然，很多外因的限制也不得不考虑，比如我一直没有房子，结婚后租住在城乡接合部一间十平方米的厢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