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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一般看法则又称，自军兴加饷以来，各地税收过高，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中央政府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全国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134县分文未缴。第二，即在各县之内，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忧免的特权。迄至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一数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价昂贵。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裸体穿甲，无内衣可言。兹后监察官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饱，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内地。
满洲人和造反之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改造帝国
对满洲人讲，1644年6月6日进占北京，开始了朝代的接替，为使清朝的权威下达民间永久有效，他们必须在组织期间提出一套办法。加上汉人的合作，他们可以如计划执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有心改造一个大帝国，使之复苏。所以以清代明，并非等闲。
当他们站住脚跟之后，他们即将八旗制度行于华北。一“旗”并非一个战斗单位，而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干军屯单位，在作战军需要兵员之际，各按预定之额数供应。公元1646年及1647年，华北地区被指定承担加此之组织．“圈地”开始之日，被圈入的人户强迫另迁他处，于是留下来的农地房舍，拔为来自东北的八旗人户之用。前朝所严重感觉到的兵员与军需等问题，至此大为和缓。旗兵以前蹂躏的中国边区，兹后反成为当地的保护人。
在南方作战，满清以明降人作先驱，压制了所有的抵抗。亡明的三个皇子，在这时候前后称帝，但都被各个击破。当大局抵定之日，满洲军驻扎在中部的省份，将部队集中于重要的城市。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与云南则划为三位明朝降将的防区，此三人之中吴三桂当然也不可少。
所以这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的原则。满洲人发祥之地东北原封不动，华北则以预备战斗人员盘据，占领军分置于长城流域的重要城镇。更南的地区，明朝遗民的力量依然存在，则以汉人对付之。这样的布置使满军不至过度地分散，也无各方受敌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即逼着三位明将造反而将他们讨平）之日，此部署维持了30多年。1683年清军又占领台湾，自此全中国才被全部占领。
在财政上讲，清胜于明的一个因素，乃是用银的输送至此改变方向，从此白银不向边区投散，而集中在内地周转。前朝的贡生、监生捐资免税的人物至此也失去特权，使地方政府松一口气，同时也开新朝鬻爵之门。将来这捐资免税的办法虽构成满清之累，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时满清的另一长处，乃是它有实力执行税收政策。公元1661年对长江下游欠税人的惩罚，列举了13，517个犯者，实际上也将同地区内缙绅阶级几乎一网打尽，内中甚至包括欠税额白银千分之一两的，所以看来其雷厉风行带有恐吓作用。明朝对铸造银元历来疏忽，清朝则殷勤将事，起初10年之内所铸钱数已超过前朝276年所铸造总和，于是民间得有廉价的货币流通。
民族主义在此时期的中国牵涉到报复杂的因素。在本能上讲，没有人会志愿拥戴异族为他们的主子，何况在他们入主之前10年，满洲人还迂回于内蒙古，越长城而入华北平原，攻略城市、蹂躏居民。在1644年以前，汉人之任职满洲者，大概为被俘之后被迫降清。当日的习惯法，俘虏若不称臣换主即罹杀戮，而本国惩罚降人则不仅严厉也及于家属，处在两者之间，实在没有自身作主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讲，满清人与华北汉人在容貌上很难区别，同时他们有心汉化。除了强迫执行外表上及仪礼上对新朝廷之臣服外，他们也不另外生事，构成种族间的轩轾。满汉通婚被禁止，但是两族没有法律上的不平等。满洲人以八旗军籍世袭，可是汉人和蒙古人也能在旗下入籍。当满洲人在1644年入北京时，他们命令所有明代官员全部在职，次年即继续举行科举取士。语言文字上由满人沾染华风，而不是由汉人接承满习。一般说来，满清的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更超过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
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满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17世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时的汉人反而一筹莫展。朱明王朝业已失去信用。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数度劝诱崇祯帝禅让，而由新朝廷给他封王，可是始终没有成功。如果诰天之明命，除旧布新，传到民变的首领头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诺，则事实显然；可是朱由检宁死而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里上有如致命武器，它给李自成的打击力量不亚于他自己投缳的绳索。他自杀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耻丧尽，良心有亏。
在实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财政上的改组，即已使帝国的府库充实，这也无非是严格执行明朝留下来的法律，有如张居正执政时。李自成既使称为贼，即很难不用暴力而能获得同样的成果。
这样一来，明朝亡国遗老就进退两难了。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可是依照当日习惯，消极的承受就是变节，于是也免不了内心的矛盾。很可能在如此紧张的心境里，名士吴梅村才写下了一首抒情诗，指出当日混淆的局面，咎在一个漂亮的女人。
有了这些复杂的穿插，反满情绪也不能一时平息。抗命于新朝的人士感觉到一生的名誉与对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区分。有些觉得做人的大节在此时受到考验，有些在故居本地举兵的，可能觉得保卫乡土事关自已的身家财产，这也与做烈士的动机有关。
在长江下游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发令。对男子的理发作规定，原来是中国的老传统，明代即规定头发挽辔，以针插在脑后；满洲人则将头发之前部及于脑顶剃去。1645年新朝代命令全国男子一律照办，限10天之内办毕，如不照办则是违抗天命。汉人越觉得薙发为一种被奴辱的处置，而满洲人执行命令的态度也越强硬，好像大帝国的出处全靠臣民遵命与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间全靠剃头刀作主宰。一位翰林学士私下里议论这政策，立即被判杀头罪，只因他与皇室接近沾恩以绞死执行。究竟有多少人决定宁死不愿在这命令之前屈服，无从什算，因为这薙发的问题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为一体。
满清另一个不荣誉的政策，为大兴文字狱。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谋反的嫌疑立即被官衙追究，通常并将情节奏呈御前。极少数例子，撰文者会直率地提出他们忠于朱明王朝，多数情形，只在文字之中提及史事，从侧面后面看来则似有对新朝廷不满的嫌疑，例如有讽刺性的诗句、被禁止的字体、非正规的辞语、谐音的文句等等。如果一项文件被认为有谋反的罪名，不仅作者和出资赞助者被惩罚，也连累到读者、刻板者、印刷者和售书者。在最严承的案情中，犯者被凌迟处死，家属被判死刑，或流放，或发放为奴。即犯者虽已身故也剖棺割尸。当皇帝震怒的，一件案件可以株连好几百人，可是也有不少案情被告判为无罪而开释。这类文字狱断断续续地执行到清镇的前半期间，直到18世纪末年才停止。
然则所有残酷生事的地方，抵不过各处近代史里提及的民族间的紧张。因着汉满两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们想到现在所谓的民族主义其实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上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利害，使每个人切身感到集体之间在对外态度上有其独特之处，如因外界的干预而使这些社会价值有剧烈的改变，必招致强烈的大规模反动。在17、18世纪时，满清无意将中国传统作大规模更动，汉人也未曾觉得他们的文物制度整个地被威胁，所以受激动的仍在全人口中占极少数。
清初盛世
对大多数的民众讲，这一个半世纪（大概自清朝入关迄至1800年）是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满清最初的4个皇帝因之享有盛名。
顺治（本名为福临，在位于1644年至1661年）幼年登极，初时由叔父多尔衮执政。顺治宗教思想浓厚，他既受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的影响，也对佛教极感兴趣。康熙（本名玄烨，在位于1662年至1722年）在各项标准上，符合了传统中国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