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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叫皮特森的美国人给我的，快20年了，我除了给贾兰坡看过外，从来没给别人看过。” 胡承志摇晃着一个陈旧的大信封说。
“这位皮特森有什么来头吗？”我问。
胡承志说：“皮特森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记者。美国军队当年办了一份报，叫《太平洋星条报》，皮特森就是这家报纸最有名的记者。他对“北京人”失踪一事很有兴趣，二战结束后，他一直在调查、寻找“北京人”，跑了很多地方，像美国华盛顿总部、美海军陆战队总部、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等地，他都去调查寻找过，不仅和当年盟军的许多调查官员熟悉，而且手上还掌握了大量有关“北京人”的资料和线索。有一次皮特森到德国去找一直研究爪哇人的大科学家孔尼华（G。H。R。von Koenigswald）。他向孔尼华谈起自己寻找“北京人”的事，孔尼华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了他。我与孔尼华是通过贾兰坡先生认识的，后来成了好朋友。皮特森从孔尼华那儿得到我的通讯地址后，先给我来了一封信，待双方建立联系并相互信任后，他就给我寄来了这张图。”
胡老说着，便将那张“秘密图”从信封里掏出来，在茶桌上缓缓展开。
这是看上去普通的草图，在一张十六开的纸上，画了十余处圆圈，圆圈之间，均有箭头所指。每个圆圈旁边，都标有英文。图的左边，依次用英文写着11个人的名字，有的英文名字后面，还注有中文名字。图纸还算清晰，只有个别字迹，很难辨认。凭直觉，我感到这的确是一张非同寻常、大有文章的秘密图。
胡老用放大镜看图纸，解释道：“皮特森来信告诉我说，这张图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调查官在北京查寻‘北京人’时，找到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队长，从这个日本队长那里得到了这张图。后来，这个美国调查官将此图带回了国内。再后来，皮特森好不容易从这个美国调查官手上得到了它的复印件。”
“皮特森为什么要将这张来之不易的图寄给您呢？”我问
胡承志想了片刻，道：“我这也是个复印件，皮特森之所以要将这张图寄给我，主要是希望我能根据此图为他提供一些新的情况，因为皮特森在信中说，尽管他对‘北京人’的寻找已有十年之久，且手中的材料也有两英尺厚，但有价值的线索却不多。另外，这张图上有两个地方都标有我的名字，而且在我名字的下面还画有两道红杠，你看——”说着将草图推移过来。
我随着胡老手指的地方看去，在图的左下方和右上角两处，果然标有“胡承志”三个字——既有英文，又有中文。而且，在两处写有“胡承志”三个字的下面，确实都重重地画了一道杠杠。
胡承志指着图上的那些圆圈、标记和英文，向我作了一番耐心的解释和分析之后，愚笨的我总算大体明白了这张图的意思。简单说来，这是当年日本宪兵队在北京搜查“北京人”时，经过研究分析之后，画出的一张推测“北京人”去向的示意图。
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2）
图的左边，首先列出了重点怀疑对象的名单，其排列顺序是：第一人，由于字迹不清，据胡承志反复辨认，应是协和医学院的人；第二人，是息式白；第三人，是德日进；第四人，是裴文中；第五人，是蓝玉田（管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库房的人）；第六人，何博礼（协和医学院教授，瑞士人，驻华领事）；第七人，博文；第八人，胡顿；第九人，由于个别字迹不清，据胡承志辨认，为一外国医学博士；第十人，马文昭；第十一人，松桥。此外，图的左下方还列出了三个重点人物：第一个是美国陆战队的哈斯特上校；第二个是中国的胡承志（下面画有一道红杠）；第三个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而图的右边，则是由各种圆圈和箭头标出的“北京人”装箱后可能流向的各个地点。这张图所表示的意思是：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首先送到协和医学院娄公楼地下室保险库，然后送到美军陆战队兵营，再后来可能有六个去处（从右至左）：或某兵器所；或丰台；或秦皇岛火车站；或某仓库，或天津巴斯德研究所；或直接到天津巴斯德研究所；或赫利孔山（由于字迹模糊，此处无法确认，不知是个什么地方）。
无疑，当年的日本宪兵队，就是根据这张秘密路线图，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搜查“北京人”的。
面对这张草图，我的脑海里当即冒出两个疑点：一是近60年来所有关注“北京人”的中外人士都说博文先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但这张图却表示得非常明确，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是从协和医学院直接送到美军陆战队兵营的，根本就没到过美国公使馆。二是这张图到底是谁画的？图上那些颇见功底的中英文字迹又是谁写的？从理论上说，图和图上的字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但问题是，一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或者队员将中英文同时写得如此不凡，可能吗？
当我把自己的怀疑与思考提出后，胡老说：“送美国公使馆的事，没有一个中国人见到，我也是听裴文中说的。到底送了还是没送，我不清楚，恐怕裴文中也不清楚。”
当我向胡老请教第二个问题时，胡老重新拿起放大镜，把图上的字迹又反复看了看，然后说：“我也觉得奇怪，这图上的英文和中文看起来都不像是日本人写的。”
“那您看像哪个国家的人写的呢？”
“我看有点像中国人写的。”
“中国人？”我有些吃惊地抬头望着面前这位和善的老人。
胡老说：“我只是这样猜测，但没有根据，只是感觉。因为日本人写的字笔画大都很硬，而这上面的中文字写得很潇洒，很漂亮，英文字也写得不错，一般的日本人是写不出这么好的英文的。从英文的笔体来看，有点像搞财经之类的人写的。”
显然，如果这张图上的字不是日本人写的而是中国人写的，这个中国人绝非等闲之辈。此人当年若是没有参与日本宪兵队对“北京人”的搜查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画出这张草图的，更不可能准确地写出每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姓名。那么，画出这张秘密草图的中国人——如果真是一个中国人的话——又是谁呢？他或她当年在搜查“北京人”的过程中，扮演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张秘密搜查图出自日本著名侦探锭者之手。虽然并不知道锭者的中文写得如何，但他的英文却很不错，这是当时的中国科学界许多人知道的事实。
临走的时候，胡老表示可把此图送给我，或许以后还用得着。我怀着感激之情接过了胡老送来的充满了信任与期待的特殊礼物。
回到家后，在寂静的夜晚，我独自展开这张草图，再次进行仔细慎密地观察、分析。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胡承志将“北京人”装箱并交到博文手上后，博文并没有送到美国公使馆，而是直接送到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其理由和根据是：1．图上只有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到美军陆战队兵营的路线图，没有地下室到美国公使馆的路线图；2．日本宪兵队列出的14个追查人员名单中，也没有一个是美国公使馆的人；如果博文确实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的话，公使馆肯定会有具体的接收人，这个接收人也肯定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中。因此，半个多世纪来关于博文先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的说法，不攻自破。
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3）
为了验证这个推断，我再次打电话给胡承志，希望他就此事再查阅一下有关信件。第二天，胡老告诉我说，他仔细查阅了皮特森给他的所有信件，其中一封信中明确说，据那个美国调查官员讲，博文没有先将“北京人”送到美国公使馆，而是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直接送到了美军陆战队兵营。
至此，半个多世纪的谬传终于得以澄清，我为此长长出了一口气——后来的“北京人”搜寻者，可以不必为这一点再费尽心思而把精力用到别处了。
这张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草图，的确为“北京人”的去向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并解开了关键的一环，但遗憾的是仍不能由此推断出“北京人”的真正下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年日本宪兵队在北平搜查“北京人”的确下了一番苦功，而找到“北京人”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
那么，“北京人”是否真的在日本人手中呢？
难忘的长春之夜
当历史的脚步即将迈过20世纪门槛，新世纪的曙光已映照全球时，随着人类对自身历史回顾与探讨，人们对“北京人”的渴望与寻找，似乎比以往更加强烈。当年在周口店那个荒凉的山野深处，继裴文中之后于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3个“北京人”头盖骨的贾兰坡，更感到了时间的紧迫。
1998年，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土、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贾兰坡，已是91岁高龄。在人类的生命史上，这无疑是个少有的年纪。
同裴文中晚年一样，面对匆匆掠过的时光和自己日渐衰老的身体状况，“北京人”的下落问题，越来越令贾兰坡挂念并为此焦虑不安。这种情愫渐渐郁结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心中膨胀，使他经常为之彻夜不眠。有时在梦中突然看到“北京人”就在眼前的某个角落，而伸手索取时又神秘地消失于一片茫茫不可辨的混沌之中，为此，他常常半夜惊起。
不堪忍受这种心灵与精神折磨的贾兰坡，强撑着身体，于1998年夏季，与14位志同道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寻找“北京人”的倡议书，呼吁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