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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孔祥熙等人决不是那种爱国忧民的君子，即使他顺应历史潮流时做了一些适应经济发展的决策，也绝没有忘记对他人进行盘剥，并怀着阴暗的心态为自己敛财。
孔祥熙为了取得在金融界的霸主地位，在吞并了中国、交通。农民三大银行之后，通过法币改革又开始扫荡一些中小银行。在币制改革前，市场上还流通着十二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法币改革后，使得货币的发行权完全集中在孔祥熙之手，其他银行的发行权被无条件取消。所有银行储蓄的白银一律要移交到有关银行。这样一来，一般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的中心银行。于是，孔祥熙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可以利用法币来直接间接地控制一般的商业银行。所以法币的实行不仅确立了国民党政府对金融业的最终控制权，还为孔祥熙等人盘剥中小银行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实在法币改革的同时，孔祥熙就已经向人民下手了。比如法币发行时，孔祥熙规定所有民间白银必须向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集中，并规定各地银行、商店、公共国库及个人，凡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都必须在三个月内到兑换部门换成法币。由于在商品交换中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将手中的白银换成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只能换到1元法币，而法币在1936年及1937年两年内就贬值了三分之一。农民兑换到的法币等于随即开始贬值，即损失三分之一。1937年9月前，孔祥熙所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共收到白银3亿元。孔祥熙由此暴发，而人民则在不知不觉中便被剥了一层皮。
不过，在国际上，法币改革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但因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未受威胁，因此改革得到英美的大力支持。在法币与英磅的外汇比价上，英国政府率先做出姿态，支持由中英双方确立的比价，美国紧随其后。英美之所以这样，也是为了操纵中国的货币，加强对中国金融和货币的影响和控制，从而有利于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在孔祥熙大力推行法币改革时，英美和孔祥熙做了一大笔白银生意。他们大量收购中国的白银，孔祥熙从中大发横财，英美也获其利，并通过此举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
孔祥熙是个惯于操纵投机市场的老手；在币制改革中，大发横财，剥削面之广，受损人之多，他获财之巨均实属罕见。然而，他也遇到过麻烦，比如后来和杜月笙的矛盾，就是一例。
本来，他为了更好地控制上海的金融界，硬着头皮把杜月笙拉进了“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但看到杜月笙春风得意，对他表面恭敬背后讥嘲的样子，他又恨恨不平。这种情绪在公开场合当然不宜外露，回到家中就难免不对宋蔼龄说出。
宋蔼龄见丈夫有了委屈，自然要进行安慰。而且，她早就对杜月笙之流没什么好感，认为他们不过是穿上西装体面一些的高级流氓。于是，宋蔼龄便心生一计。
法币改革后，法币和英镑等西方主要货币的汇价是金融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杜月笙也不例外，曾几次打电话找孔祥熙、宋蔼龄探听。有一次宴会后宋蔼龄“无意”中透露，说是孔本来没告诉她，是孔和英国代表李兹罗斯密谈时她偷偷听到的，法币和英镑的比价又要变动，让杜月笙赶快去投机。
杜月笙信以为真，立刻行动，将手中的现金全部抛出。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但一分钱没赚着，还赔了整整5万英镑。
当杜月笙发现受骗后，立即打电话找孔祥熙和宋蔼龄。宋蔼龄狡辩说当时她说得没错，是杜月笙喝得醉醉的把话听错了。杜月笙哪里会吃这一套，就说不管是怎么错了，这5万镑你要给赚回来。
孔祥熙一听也不高兴了，说你做生意赔了钱，我凭什么给你赚回来。
当时两个人闹得很僵。
那是一天中午，孔祥熙回绝了杜月笙的要求小憩了一会儿，下午去参加一个会，天黑了才回来。不料车开到自家住宅的大门前，发现一个黑乎乎的长方形木箱摆在那里。下车一看，才看清是一口大棺材，棺材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杜字。
孔祥熙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什么都明白了。杜月笙这个流氓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当晚他没把棺材的事对宋蔼龄讲，但第二天就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银行董事会的特别会议。会议前，他和几个心腹打了招呼，所以会议开得很顺利，一致同意把银行要建的一幢大楼的工程让杜月笙下属的一个公司承包。孔祥熙心里早盘算好了，这个工程下来，杜月笙赚的钱足以抵销那5万英镑。
事后，孔祥熙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在电话里闭口不谈棺材的事，只是一个劲地表示感谢，好像以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当年的孔祥熙和杜月笙，就是这样一对又勾结又争斗的朋友和对头。在后来，他们多次联手或权钱交易、或共同合作、或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坑国害民的勾当。
随着孔祥熙对全国金融界的控制、垄断和法币改革的成功，孔祥熙在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1935年11月，孔祥熙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加上已担任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使孔祥熙迈进了南京政府的最高层，成为在蒋介石身边的核心层少数几个决策者之一。
4．“哈哈孔”其人
据有人解析孔祥熙的名字，说“祥”自然是当“吉利”讲，“熙”则有“光明、和乐或兴盛”的意思。如此从字面上讲，这个名字倒也算得上喜气洋洋了。再把这个名字和孔祥熙的相貌外表尤其是他那个浑圆元方的富态劲儿联系起来，倒难怪当年有人不无揶揄的说孔祥熙“名如其人，字如其人”。恰巧孔祥熙又有个英文名字叫做“n．n．xong”，以致人们常常在私下里干脆就称他“哈哈孔”了。
“哈哈孔”其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曾一度背负骂名，晚节不保。即便在当年整个“四大家族”中，孔氏也多被人们认为是庸庸碌碌，哼哼哈哈，整日里大腹便便地昏聩无能；就知道自己搂钱，就知道效忠蒋介石或者唯太太宋蔼龄之命是从，以至于混到最后口碑极差，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般。不过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当年人们对“哈哈孔”的评说往往是多看了表面或者字面，将其简单化了。尽管孔祥熙字庸之，的的确确沾了“庸”字，并且这个“庸”字里面，也确多庸俗、庸碌的一面。只是，正如常言所谓“人不可貌相”一样，我们今天看孔祥熙亦不能只看他的表面。正如当年孔祥熙身边的一些亲随人员所说：
“孔祥熙与宋子文比较，一般人都以为宋精明而孔庸碌，其实并不如此。孔有时装胡涂，都为应付一时环境，他的精明厉害处比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子文一派欧美作风，孔祥熙却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施。特别是对蒋的逢迎献媚，既有内线更借外力，所以蒋宋迭起风波，蒋孔则始终如一。”
讲上面这番话的人，是当年曾任孔祥熙官邸秘书以及中央银行秘书处处长的谭光。此人长期跟随孔祥熙左右，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孔的身边机密之事，因而对孔祥熙的其人本性应该有比较透彻的了解。
另有一位也是长期跟随孔祥熙左右的人，即当年中央银行的人事处长潘益民则还认为，孔祥熙性格的一个核心就是那个“庸”宇。
孔祥熙本人倒也常常自诩他那个“庸”宇，就是中庸之道的那个“庸”。可以说此一点上孔祥熙倒确有自知之明。纵观孔氏大半生在官场上混事的经历，此人待人处事的确分寸把握慎重，尽力做到适可而止，留有余地而不走极端’。当年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孔祥熙“用人是善善而不能用，或虽用而仍故掣其肘，不尽其才；恶恶而不能去，或虽去而仍藕断丝连，不种仇恨。”此即所谓孔祥熙的处世哲学，圆滑，世故，外圆内方。而孔祥熙所以能将自己修炼得如此炉火纯青一般深诸世故，自然也和他很早就投身商界磨炼，尤其脐身政界以来阅世渐深有关。
从当年紧随孔氏左右的谭光和潘益民来看，他们倒一致认为孔祥熙的精明只在人情世故方面，在才识能力方面，“哈哈孔”确是一个庸碌昏聩之辈。
而且当年就便在蒋介石看来，他相中孔祥熙的恐怕也是个“庸”字。因为老蒋深知“哈哈孔”的分量，充其量也不过是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材料。但当年蒋介石矮人开店，也真就需要孔祥熙这种没棱没角肯于听命的人。何况老蒋也知道，孔祥熙背后已有个身手不凡的夫人宋蔼龄。有那么能干的一个“贤内助”做孔祥熙的坚强后盾，那么孔氏即便能力弱些，蒋介石也就不担心了。事实上，自孔祥熙荣任财政部长等要职以来，其财政金融方面的许多绝妙好主意，专利都在孔夫人宋蔼龄那里。
所以当年人们都知道孔祥熙办公事时常讲的一句口头语就是：“让我问问太太怎么说？”并且孔祥熙对此“妻管严”的形象还不觉难堪，以致常常当着客人或同事的面，就抄起桌上办公电话打至家里，向夫宋蔼龄请示某事如何如何，毫无顾忌。一次正巧赶上新闻记者在场，于是“哈哈孔”唯夫人命令是从的秘密便给传扬出去，一时传为笑谈。尽管如此，孔祥熙仍一如既往，凡事与他幕后策划人宋蔼龄请示机宜，并且言听计从。
不过，从孔氏夫妇二人的性格来看，孔祥熙如此行为倒也不足为奇。因为他的性格历来缠绵，常常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决心。本来不很复杂的事情到了孔祥熙手里，他也经常地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最后斟酌不下时只好找太太请示。偏赶上夫人宋蔼龄又确实是办事精明强干，快刀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