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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滥发公债外，他还利用中央银行的垄断地位对他人进行盘剥。他把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为此，他让中央银行享有许多特权，如控制垄断政府收支，有权发放金融债券并可做为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银行成为国库的代现机构。1934年10月，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他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要别的银行出口白银上税，而他自己所主管的中央银行却趁机大做白银出口生意，当然是不上税的。仅这一项，就赚了几千万。正由于有这样的特权，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迅速发展，成为最能获利的机构。后来有人统计，1934年它的资产只占中国银行界的N％，但它的利润却占中国银行界的37．4％。
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表面上孔祥熙为人谦和，态度温顺，提倡中庸。但在商战中，他绝对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豺狼；他对财富的追逐如同政客对权力的追逐一样，表现一种永无止境的贪婪。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取得了中国银行界的统治地位之后，又把攫取的下一个目标盯在了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上。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上海两家老牌银行，美英法等国在这两家银行中都有大宗存款。这两家银行占有的资金约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三分之一。因此，这两家银行当时也成了孔祥熙的眼中钉、肉中刺。
孔祥熙为了筹集内战经费大发公债时，中国银行就进行过抵制。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嘉敖说，共产党就那么一点点人，怎么会对党国构成威胁？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军队不去打日本人，却在“剿共”作战中用去那么多钱。当时他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债券，还暗自联络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为孔祥熙和中央银行提供资金。
孔祥熙不止一次在宋蔼龄面前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让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敖滚蛋！”
孔祥熙虽然早有此心，但在具体行动时却十分慎重。他知道，对手也非等闲之辈，更主要的是一旦矛盾公开，弄不好会影响全国的金融形势甚至会危害自身。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阴险又重要的目的呢？
他不得不请教求助于他的主子、在玩弄阴谋和手腕上比他更高一筹的蒋介石。
1935年2月28日，孔祥熙邀蒋介石、宋子文（蒋介石此时又需要宋子文并许愿以高官；宋为了宋家的利益也希望和蒋、孔联手，于是他们又走到一起来了）来到汉口英租界的一栋别墅秘密会谈。在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采取行动上达成了共识，并研究了如何迫使两家银行就范的具体步骤和策略。当时，蒋介石引用一句成语把这个策略称为“欲擒故纵。”
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对宋蔼龄感慨万千地说，以前只知道委员长精于计算，今天才算口服心服了。
宋蔼龄听后亦半是讥讽半是认真地说，那你就好好拜老蒋为师吧。
待孔祥熙把他们在汉口的计划告诉了宋蔼龄后，宋蔼龄也禁不住连声说：“妙，真是一盘好棋，一出好戏，一个连环套。”
当时受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的经济也不景气，资本短缺，银根奇紧，大量现金都被用于发动内战，工商界人士怨声载道。孔祥熙立即召开了一个工商界座谈会，题为如何振兴民族工业。在会上，他含沙射影地说，“据我所知困扰各位的问题都是银行家们造成的。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和手工业主得不到贷款？银根为什么这么紧？利率为什么这么高？根子在银行，左右是银行家们在底下捣鬼……”
宋蔼龄则和他一唱一合，晚间在高级宾馆大摆酒宴招待他们，使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受庞若惊。
宋蔼龄对他们说：“祥熙很想帮助你们，可你们都知道中央银行是空架子。真正的财神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你们应该向他们要……”
为了搞垮中国、交通这两大银行，孔祥熙还找到了青帮头子杜月笙。孔祥熙和杜月笙早有交往。孔担任财政部长时，杜月笙送了一份礼表示祝贺。当时，杜看中了孔掌的权，孔则看中了杜的钱和他在上海的影响。
杜月笙答应了为孔祥熙帮忙，孔祥熙则答应在搞垮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后分一杯羹给社，二人开始沆瀣一气。
于是杜月笙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会议，请孔祥熙做报告。孔讲：“如果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能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就能使我们的民族经济来一次振兴。”
当时，孔祥熙、宋蔼龄的这一系列阴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并渐渐取得了效果。工商实业界的资本家对这个外表忠厚谦和的财政部长颇有好感，对他讲的话虽不是言听计从也几乎是句句当真。如果他们那时就知道德国有个戈培尔，知道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话，他们还会对孔如此相信吗？渐渐地，这些工商界的实业家们在孔祥熙的煽动下行动起来了。首先，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向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大银行提出申请，要求增加500万元的紧急贷款，无担保地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以振兴经济、繁荣市场。他们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鱼儿上钩了，工商企业家的这些要求马上被孔祥熙利用起来做为向银行界施加压力的工具。那些日子，孔祥熙频繁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脚步匆匆，面容严肃，俨然一场大战将临，而他就是这场大战的总司令一样。
在上海，他召开了一系列由大小银行家组成的会议，专门“商讨、研究”如何筹措资金向工商实业界贷款问题，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为了国计民生呀，什么为了抵御外海呀，什么银行界必须精诚团结为民谋利呀等等。
下有工商实业界的呼吁，上有孔祥熙的呐喊，当时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界不得不认真考虑了。虽然他们此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蒋介石、孔祥熙的真正目的，但贷款一事确实形成了气候，如不放点血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他们开始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发放了一些贷款，并在贷款中增加了一些条件，以求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么小规模的贷款当然不能满足实业界的需要，于是更大的不满如潮水般涌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对他们说应该找孔祥熙控制的中央、农民银行要贷款，而中央、农民银行称是中国和交通银行操纵着金融界，使其无款可贷。孔祥熙还利用上海的新闻媒体大造这种舆论，把实业界的怨恨都引向中国和交通银行，他则坐山观虎斗。
豺狼的本质终于暴露了，孔祥熙觉得时机成熟了，在请示蒋介石获得赞许之后，他终于对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下手了。
1935年3月28日，在事前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照以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名义突然宣布：现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必须由中央政府接管，两行都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当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职员们一下都懵了。这对他们如同晴天霹雳，好生生的私人银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政府的呢？这和大街上强盗公开抢劫有何不同？无非大街上抢劫的都是小流氓，抢劫的也不过数十数百元的小钱，而这次抢劫的主角是政府，抢劫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财富。中国、交通银行的总裁们这才明白了几个月因贷款风波引发的一切，但为时晚矣。
更加阴损的是，孔祥熙规定的政府必须控制两行的半数以上的股份全是空头支票。
由孔祥熙签署的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2500万元，内官股500万元，应再增官股2500万元。随文发给24年金融公债500万元预约券5张，仰即填具2500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孔祥熙给交通银行签发的命令也大同小异。也就是说，孔祥熙是用他发行的2500万元的债券，做为这两家银行50％的官股（而且是强行人股）。这样，他凭借手中职权，不费一分一毫就控制并掌握了他原来的宿敌：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
紧接着，孔祥熙自恃有蒋介石撑腰，又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傲、董事长李铭双双被免职，由宋子文接替这两个职务；为了给公众一个大度团结的印象，他还任命了张嘉傲为中央银行的“第二副总裁”。当时中央银行的总裁是孔祥熙，第一副总裁是陈行。那么，这个第二副总裁还能管多少事呢？纯粹形同虚设。
张嘉敖此时已认清了孔祥熙的嘴脸，便以“身体不佳恐怕难以胜任”为理由，要求不担任此职。孔祥熙正好顺水推舟，张嘉敖从此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匿生活，从上海金融界消失了。
挤掉了张嘉敖，孔祥熙面前的大路就是一马平川。他亲自为中国、交通银行的股东们重新办理了手续，并选出了新的理事会。原来和这两大银行一点不沾边、甚至为这两大银行竞争对手的宋子文、宋子良还有杜月笙等人都堂而皇之地成了理事会的成员。当然，孔祥熙也没忘记安插了自己不少的亲信和死党。
在夺取了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银行，即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银行突然发现他们的“信誉”垮了。他们莫名其妙地发现面对无数前来要求提款的人，而他们却无法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