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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部门审核，不允许随意突破。这在宋子文看来无疑是天经地义的。
哪知蒋介石也和封建皇帝及当年的北洋军阀不无两样。对国民预算之类的东西毫不关心，“围剿”屡屡受挫使他心烦意乱。他不相信堂堂几十万国军且装备精良，给养充分，竟会屡次败在一直在山沟里土生土长的红军。因此他正在和将军们筹划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动员百万大军参加，这样一来必然耗费无度。于是蒋、宋矛盾由此引发了。
本来，国民政府并无专门的预算机构，是宋子文再三进谏蒋才勉强同意的。这次宋子文把1934年的年度预算反复核实，精心修改，怕蒋介石通不过，还故意为军费多增加了几个百分点。谁知送到蒋那里，被蒋划改得乱七八糟。最主要的是，蒋修改过的预算根本文理不通，牛头不对马嘴，因此也根本无法实行。因为蒋对这个预算的要求只有一条，必须保证第五次“围剿”。
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简直幼稚可笑。国民党当前最大的敌人是谁，主要的威胁在哪儿？是共产党，是工农红军。不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再严密科学的预算也没用。
而宋子文对蒋的反感此时也达到极点。他认为。连年的军阀混战，百姓民不聊生，急需发展生产，使人民休养生息。资金本来就不足，应用在最需扶持的项目和国家急需的交通、能源建设上。“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谁还会拥护共产党？！”
蒋介石和宋子文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预算，因制订的不同出发点，引发了他们的公开对抗。
宋子文主持制定的预算因久通不过，心中着急，就打电话向蒋介石询问，蒋便要宋到他的住处来。
宋子文到了蒋的住处，在客厅刚坐下，蒋介石便从书房走了出来。
蒋介石说：“子文，今天叫你来，是和你商量一下预算的事。”
宋子文见蒋介石态度诚恳，就开城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特别提出要减少军费、平衡预算、停止内战和积极抗日的问题。
哪知蒋介石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火了，指着宋子文大声吵道：“停战停战停止内战，你就知道停战。共产党要推翻我们，我们却要停战！”
“可现在国库空虚，我虽然是财政部长也没办法。”瞧蒋氏那副没教养的样子，宋子文只好无奈的说。
“没办法要你这个财政部长干什么？”
“干什么？我要对全国的财政预算负责。”宋子文忍不住顶了蒋介石一句。
“你负什么责，南京政府谁说了算，中央谁当家？你应该向我负责！”
“我是向你负责，更要对党国负责！”
“就是你们这些人不积极剿共，后方补给不足，才造成剿共的失利！”
“岂有此理！仗没打胜，你这个总司令没责任，倒怪起我们来了？！”
宋子文的这句话一下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介石满脸通红，“啪”地一声手掌拍到桌子上。
“娘希皮，你不想剿共，给我滚出去……”
“你骂人，你敢骂人广宋子文火气也被逼了上来，用手指着蒋介石的脸质问到。
“骂你，老子还要打人呢！”蒋介石怒不可遏，上前就是一巴掌，打在了宋子文的左脸上。
宋子文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当他反应过来正想发作时，侍从们已从两侧跑了进来。
当时蒋介石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
宋子文坐在沙发上，用手捂着脸气喘嘘嘘，半晌说不出话来。
据说宋子文挨打之后，宋美龄对蒋介石不依不饶，非要蒋对宋子文认错。其实，蒋介石也明白，他和宋子文已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炸，谁也离不开谁。也正因为如此，他更不能容忍宋子文公开对他的权威挑战。所以，蒋介石虽然把宋子文赶出了财政部，却并不想和他摊牌。在不久的一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虽然接受了宋子文的辞呈，但蒋却当着众人的面一再为宋子文评功摆好，说他为了国家作出了如何的贡献，并让他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等职。
在宋正式提出辞呈之前，蒋介石曾约孔祥熙密谈，实际上是对孔交底。当时蒋介石对孔祥熙说：“财政部长没有别的人选，非你莫属。你也不要推辞，早点进入情况作点准备，早点就职，以稳定大局。”
当下孔祥熙自然表面上谦虚一番，说自己“才疏学浅，怕不能胜任”之类的套话，心里却乐此不疲，恨不能马上就走马上任。
于是1933年11月，孔祥熙正式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开始走向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这一年，他刚好53岁。
不过另据资料透露，宋子文因“耳光风波”辞去财政部长后，南京政府内部立刻有人活动，想得到这个肥缺。宋蔼龄得知后，当即赶赴南京找蒋介石。由于当年的特殊沿革及其姻亲关系，宋蔼龄见蒋是不用客气的。她只一个“介兄”，便开门见山步人正题。当时，蒋介石尚火气未消，当着宋蔼龄仍指斥宋子文，甚至讲子文有私下搞武力欲谋不轨之举。当下宋蔼龄听了，不禁淡淡一笑说：“子文究竟是自己人，我想事情实在不实在，要留一着，人家离间计要留神。我看叫子文下来也很好，换哪一个要慎重一点。万一不听你的话，军费发生问题，后悔也来不及了。”
蒋介石闻听宋蔼龄如此一说，当时气也消了大半，并且也明白了宋蔼龄此来的意图，便问“庸之为什么没来？”
宋蔼龄忙答说：“明天来。”
蒋介石说：“庸之来了，请他谈谈。”
就这样，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的幕后交易达成了。由此可以说，这是夫人宋蔼龄设计老公仕途的又一精彩之笔。
孔祥熙上台时，全国的经济形势是极为严峻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强占了我国东北，东北四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与此同时，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掠夺。1929年至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输出资本，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和工业交通，使中国的殖民化经济更加深了。
当时，中国的农业情况也不容乐观。蒋介石上台后，维护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占不到10％人口的地主富农拥有了70％到80％的土地。他们垄断了土地，采取分散出租给农民的办法，以榨取高额地租。贫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不但要对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据当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14个地区1934－1935年的调查，当时农村自耕农、半伯农和佃农负债的百分率高达71％，佃农高达78％，其中安徽平均高达80％。广东等地农民的借贷率增长了9％。
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举步维艰。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官僚买办的从中盘剥，民族工业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濒临破产半破产的边缘。如在工业和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传统手工业，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进一步衰落了。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对进口商品设置关税壁垒，使中国向外国出口的手工业品销量锐减；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使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加上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商品市场缩小，以及官僚垄断资本的盘剥，这就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手工业的衰败。如我国著名土布产地河北高阳，1929年有平面织布机2．5万架开工，提花机4300架开工；而到1932年，平面机减少到2万架，提花机减少到l100多架；到1933年平面机开工的只有700多架，提花机只剩下200多架，土布产量更急剧下跌。传统手工业走向破产，使我国手工业产品出口量锐减，产值比重在国民经济占比重逐年下降。1926年手工业产品出口值为银27911万两，到1934年则仅有11298万两。
殖民化经济的加深，农民的贫困化和传统手工业逐步走向破产半破产，使原本就不稳定的经济生活更加动荡和恶化，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朝不保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进行一次调查，被调查的1001县中，农民逃荒在外的达2000万人。1934年，四川省合川县60余万人口中，生活无着者达40余万。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军事摇役和对农民的压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仅为内战修公路一项，蒋介石就下令征集湖北、浙江、江西三省民1550万人。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不得不承认农民的惨状，该报在一篇报道安徽农民的惨状的文章中说：“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阖户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四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仍下决心打内战并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1933年11月，孔祥熙上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伊始，蒋介石就宣布了对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动员令。
为了吸取宋子文的教训，孔祥熙在蒋介石发布的命令的第二天，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支持“剿共”是他施政的第一方针。当时他煞有介事地表白：“保证最大努力筹集所需经费；平衡预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战的胜利比保持平衡预算更重要。”说这话，正讨蒋介石的喜欢。”其后蒋介石不无得意地对宋美龄说，孔祥熙就是孔祥熙呀！
其实，孔祥熙也并没什么灵丹妙药。前面讲过，他在宋子文出访美国时，就用滥发公债，用高利率夺走生产用资金的办法为蒋介石的“剿共”筹款，其后果只能是加速国民经济的退化和使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
除滥发公债外，他还利用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