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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据说当时的某一天上午，孙中山先生在列车上邀见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端纳发现孙中山先生正在凝视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手里挥动着一支毛笔。孙中山先生在各个城市之间画上线，并把它们联结起来。端纳在一旁注视着。当端纳明白了这个人正在做什么的时候，他暗自思忖，“我确凿无疑地看到孙中山先生不仅发了疯，且疯得还较厉害。”
“我希望你帮我设计这幅铁路图。”孙中山对端纳说道，“我建议在10年之内筑20万里长的铁路。我正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你看见从一个省会伸向另一个省会的粗线吗？它们将是铁路干线。其它的是一些支线和次要的连结线。”
在后来的几天内，端纳每天上午7时就来到孙中山先生的车厢，看着他标画铁路线他涂掉画弯曲的线，将它们改成直线。最后当列车快要抵达一座预定要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大城市时，端纳讲话了：“我不想向记者展示您的铁路图，”端纳漫不经心地说，“您会打消您的这些特殊想法的。”
“我不。”孙中山先生不以为然地说，“我不在乎。我想让人们知道它们。我的铁路图将能拯救中国。”
“几天以前您说您将在10年之内修20万里，”端纳反驳说，“这恐怕是不可能的。首先，这需要大量的钱；其次我认为您在30年内也不会修出那么多的铁路。”
“这很简单，”孙中山先生答道，“我们将会得到我们想要的全部款项。我将用英国资金修一部分铁路，用美国资金修一部分，用德国资金修一部分，用日本资金再修一部分，等等。”
“您难道不知道满清也曾想这样做吗？他们企图将铁路收归国有，依靠外国资金来经营，结果招致一场铁路风潮。”
当孙中山先生听罢默默不语时，端纳指着地图上的西藏高原说：“孙先生，围绕西藏的那条铁路是永远也修不成的。您可以用毛笔和墨水来修它只此而已。您的铁路要经过的一些山口位于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原上。”
“那儿有道路，是不是？”孙中山先生巧辩说。
“没有道路，孙先生。只有崎岖羊肠小径，盘旋直上云天，非常陡峭，陡得连一头健壮的牦牛也很难爬上去。”
“哪儿有路，铁路就可以修到哪儿。”孙中山先生回答说，并就这样把这个问题丢开了。后来端纳记录了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梦想的私下反应：“他简直发疯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画了铁路图，因为只要有钱和充足的时间，他画的每一条线，甚至更多的线都可以建成，而是因为孙先生竟以为只要他画了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在5至10年内修成所有的铁路！”
孙中山于1912年9月18日抵达太原，寓于皇华馆。孔祥熙闻讯后立即赶赴太原迎接。19日上午和20日下午，孙中山先生分别在山西大学礼堂数千人欢迎大会上和文瀛湖北岸的二层小楼前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孔祥熙在场亲耳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亲切教诲。
孙中山先生首先赞扬了山西民众响应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他指出：“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迅疾告成也。”接下来孙中山先生又讲，“留学海外之学生，对于中国早具有一种理想，如能以各民族合而为一，则可称雄地球。故归国后即宣扬此说之真理。凡在旧政府所蕴之心理，处今时代，悉当屏除。革命非既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
当时，孙中山先生的这两次讲演，都给孔祥熙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随后他又在太原同孙中山先生作第二次会晤，并“有所密谈”。也就是从这时起，孔祥熙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并且，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密切的联系，孔祥熙正式开始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伟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3．亡命日本
还是在1913年夏，孙中山在南方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时，即曾写信给山西的孔祥熙，期盼他接信后即束装赴沪，以襄赞“二次革命”。孔祥熙当时接到信后，倒并没有踌躇，当即就把铭贤的校务交待一番，便匆忙上路了。从这一点来看，倒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年的孔祥熙确是真心投身革命，为了革命不惜抛家舍业。毕竟，当时的孔氏家族已非其幼时那般潦倒那般不值珍惜了。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待孔祥熙行色匆匆赶到上海时，“二次革命”已告失败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亦已逃亡日本，一时无从与之联系。只两月之间，局势即发生如此逆转，孔祥熙不免目瞪口呆，不知所向。当时又正逢袁世凯政府白色恐怖最严重之际，反动势力在上海大肆搜捕革命志士。面孔祥熙自辛亥以后又一直是北中国地区最活跃的革命党人，如在沪滞留下去，恐怕要难逃罗网。万般无奈之下，他也便只好横下决心：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孔祥熙决定东渡扶桑追随孙中山去了。
一艘远洋客轮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颠簸前行，悬在半空中的太阳惨白惨白地将光芒洒落在已经发暗的海面上，仿佛在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船尾的海鸥惶恐地尖叫着，上下翻窜，一时找不到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归宿似的。天与地间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显着那般的无精打采，那般的惶惶不可终日。仿佛，所有这一切都衬托着站在船舷旁那位中年男子的黯淡心态。
这位男子便是正处天涯亡命之中的孔祥熙。
曾几何时，也是这天也是这海，同样也是这位孔祥熙，怀抱一腔科学救国的热情，不远万里飘零海外，赴美国求取救国的知识和本领。当时，他也是倚在这船舷旁极目远眺，心情是那样的兴奋，澎湃如眼前那汹涌的万顷碧波一样。然而时隔仅为数载，命运竟如此严酷地降临在孔祥熙头上，以至他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奔，只好这般子然一身孤零零地漂泊再漂泊，不知漂泊到什么时候，才能重返那熟悉可爱的故乡？
不知因为什么，此次出洋孔祥熙心情异常的沮丧，也异常地思念故乡。
当时导致孔祥熙情绪低落的原因，并不只是表面上革命的久未成功屡战屡败，这只能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且为一般局外人所不知的，却是孔祥熙内心中正忍受着刚刚丧偶的痛苦煎熬，所谓孔祥熙当年丧魂失魄的苦恼，相当大一部分即源于此。
如今一般世人都知道孔祥熙的夫人是宋蔼龄，却不知宋蔼龄并非孔的结发妻子。孔祥熙当年的结发妻子叫做韩玉梅。1908年孔祥熙留美返乡并创办了太谷铭贤学校之后，已过而立之年了。事业有成，当然就该到了成家的时候。经媒人介绍并且在老父亲的积极张罗下，当年秋天孔祥熙在家乡太谷与韩玉梅女士拜了天地。
那韩玉梅原本是个孤儿，是由太原的一所教会学校将她抚养成人的。姑娘生得端庄清秀，娇小纤弱且又性情温婉，知书达礼。由于同是受的教会学校的熏陶，夫妻二人倒是有着相同的志趣和共同的语言。结婚以后两人你敬我爱，夫唱妇随，生活非常的幸福和谐，且又不失年轻人的浪漫色彩。然而好景不长，自幼失去父母呵护且又长期生活在宗教礼仪压抑中的韩玉梅，长期以来身体瘦弱并患有肺病。在今天，肺病已经不是什么绝症，只要及时医治便能很快康复，但在当时我国对肺病尚无根治的药品，一旦染上便成不治之症。韩玉梅没等为孔家留下一儿半女，便于1912年撒手西归。
虽然仅仅作了3年多的夫妻，但是孔祥熙对韩玉梅却情深似海，他把爱妻安葬在先父孔繁慈墓的右侧。
韩玉梅的病故，对孔祥熙来说是个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一度陷于悲痛之中，情绪异常低沉。一时间爱妻的影子时常在眼前浮现，晃来晃去搅得他心神不定。但远大的救国理想和手头忙碌的工作又不容孔祥熙一味地沉浸于心中的悲伤。当时的两全之策，只有找机会换换环境，以冲淡心中那难以磨灭的记忆。
“呜”地一声汽笛长呜，将沉浸在回忆与思念中的孔祥熙唤回，举头前望，日本列岛已在眼前了。一想到马上就可以和自己敬重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党同志见面，孔祥熙一路阴郁的心清不禁好了许多。“二次革命”失败后，为避袁世凯政府的疯狂镇压，当时一大批国民党人如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以及宋耀如一家均逃往日本避难。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孔祥熙追求孙中山先生也来到了日本。
孔祥熙此次来日本，除政治上暂避锋芒之外，还有一个可说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当时有人推荐他来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简称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
在孔祥熙的一生中，他曾几次经历这种遇难呈祥、因祸得福的事情。比如童年时他因生那场大病而得以接触洋人并进教会学校；比如后来抗战胜利前夕，他在蒋介石那里过早失宠以至一气之下去了美国，才避免了后来国民党政权大陆崩坍之际随老蒋主子一块死一块埋了。这一次同样，假如不是因为“二次革命”过早失败以至他也仓惶之中亡命日本，恐怕基督教青年会这份美差也未必会轮到他的头上。
当时所谓的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是一个宗教性团体组织。它最初由英国青年商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在伦敦创设。1876年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其后在沿海和内地一些城市也陆续有了青年会组织。1910年各地青年会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确立上海为所属会的中心并设立了总部。总部名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其组织分成“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