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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八国联军占了北京、天津，将要再向西进攻的时候，清廷恐惧万分，以为如果再攻山西，和议必不能成，国家就要全盘动摇了。当时，我接到潞河学院通知，复课在即，我便赶回北京，希望完成毕业考试。
“到京后，有英国的叶守贞大夫来询问其在山西太原所设立之医院情形……当他问到山西拳匪杀害教士教民的情形，我就特为解释，并述明晋省的拳匪暴乱，完全应由山西巡抚毓贤一人负责，与一般贫民无关。例如巡抚衙门门口200余外国男女老幼之屠杀，即为毓贤卫队以红布包头，伪装拳匪所为者。叶大夫听到我的报告以后，他又转知（告）了李提摩太先生……固自教案发生以来，议和大臣李鸿章在外交上十分困难，为了便利外交工作的进行，他就聘请李提摩太先生协助，代为折冲此案。
“当时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联军对山西进军一事，主张分歧。李鸿章的意思，希望借重李提摩太先生的关系，来设法阻止联军向山西进攻。倘使能将山西教案作一合理公平的解决，就使交涉上便利的多了。同时他还拨出库平银75万两，作为山西殉难教士的抚恤金，交付李氏处理。李提摩太先生由叶大夫处知悉我来京消息，次日即来访我，我们二人当天曾作了一次很深很长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先将教案之经过详细说明，其次将拳匪倡乱动机仔细剖解，结论指出，此案之发生，纯因人民无知所致……
“李鸿章虽身为议和大臣，而清廷却无人主政，办理交涉，颇费周章，尤以德法意三国力主向山西进军最感棘手。由我对叶。李两氏说明山西教案之真相，而英美乃坚定立场，决定由联军要求清廷惩办祸首毓贤等，不再进军扰民。于是联军人攻山西计划，就因外交之折冲而作罢。
“联军方面的放弃山西，连李鸿章都觉得有些奇怪，他摸不清联军的态度何以会由强硬转为缓和了，就向各方面打听其中的原故。……吴挚甫（汝给）知道联军态度转变，其中有一部分是我的作用，所以就把这始末根由向合肥（李鸿章）说了。
“合肥那时已经七十有八岁了，凭他几十年办理外交的经验，知道折冲是很难办的一回事，这个刚刚走出茅庐的后生晚辈，居然可以片言解纷，化干戈为玉帛，替国家在外交上解决了重大的困难，使他非常警异，凭着他那喜欢‘奖掖后进’的脾气，立刻命吴挚甫……来找我，约去谈话，并且想要邀我出来‘参办教案’，给我一个‘帮办洋务’的名义。但是我因前时曾发誓不与西太后主持下的政府合作，同时觉得要为国家做事非求新知不可，所以就谢绝了李合肥的好意。
“后来我想起山西那几位被害的传教士，有两位是美国人，曾经托我把他们的信送回家去，我借着这个机会，何不到美国去一趟，而且顺便在美国读书深造呢？我把这个意思间接和李鸿章说了，李鸿章很表同意，……发给了我一个赴美的护照，动身的时候，李鸿章还电我国驻美公使伍秋府关照。这种殊荣，简直就不是我始料所及的了。”
据说，当时孔祥熙在太谷冒险援助教士，并在北京进言洋教士促成山西教案的解决之事不胜而走，很快传遍了潞河书院，师生们引以为荣。事后当他返回学校时，校园内竟组织了自发的欢迎活动。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在太谷被孔祥熙救出的洋教士麦纳女医生，她是专来潞河学院搜集有关孔的资料的，并曾专程去过太谷考察孔氏家世。后来，麦纳以孔祥熙和与另一位也曾营救洋教士的潞河学生费起鹤的事情为题材，写成一部名为《华夏两英雄》的书在英国出版。
实际上，当时无论是孔祥熙与外国传教士的密秘接触，还是李鸿章与八国联军的公开议和，结果都是以牺牲中国人民利益为代价，来换得外国侵略者的满足和清朝反动统治的苟延残喘。同时，必然会出现这样一幅凄凉的画面：一方面是爱国志士被屠杀示众，另一方面则是传教士又卷土重来耀武扬威。此真所谓“反帝爱国有罪，侵略卖国有功”啊！
6．所谓“谋刺西太后”的一段小插曲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爱国反帝运动，就这样被卖国的清政府和穷凶极恶的八国联军镇压下去了。1901年9月7日，清政府特命奕勋和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同德、俄、英、法、美、意、日、奥共8个出兵人侵国家以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3个未直接出兵的国家共同签订了又一个极不平等的条约亦即《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其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中国清政府必须为这次各帝国主义列强人侵及其由此而遭受的所谓“损失”，付出一笔巨额的“战争赔款”。其数目经当时清朝卖国政府再三乞求最后降至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并在40年之内分期付清。如此再加上利息，最后本利高达九亿八千二百万两白银，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所谓“庚子赔款”。当时，这笔“赔款”相当于清政府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人。
其次在《辛丑条约》中，还规定清政府此后要切实负责严厉镇压中国民众中一切反对各帝国主义列强的组织和行动。凡是在此一方面督办不利的官员不论大小，清朝廷一定要予以严办。当时各列强帝国是想借此一条款，杜绝义和团运动的东山再起，同时也为防止原山东巡抚毓贤那样的清廷官员再度出现。
条约并且规定，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划出一个外国使馆区，帝国主义各国都有权用他们的军队来“保护”其使馆，于是使馆区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清政府必须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全部炮台，并且不能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扎中国军队。而帝国主义列强则有权驻扎军队，以保证从北京到沿海的通道。这就使清政府承认了列强军队驻扎在从北京到天津到山海关沿铁路的12个地方的既成事实。并且在北京城内也有外国军队驻扎。实际上，当时的清政府已完全处于列强刺刀监护之下。
而清朝廷对于《辛丑条约》的态度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说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给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各国”，使它们感到这个朝廷是值得加以“保全”的。
投降派代表李鸿章在签署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两个月就死了，从而结束了他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和走卒的罪恶一生。
不管清政府如何腐败无能，卖国投降，人民的意愿仍是不可违的。正像仁人志士呐喊的那样：“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此时的孔祥熙已返回潞河学院，听到《辛丑条约》的签订，心灵又一次被深深地震动了。当时他和李进芳多次商量，认为西太后慈禧不除，中国将永无宁日。何况文友会当初就立的是“铲除慈禧，恢复光绪的皇位”的宗旨。
再说那慈禧太后，原本是清朝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的生母，乃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个人物。她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满洲镶黄旗人，姓叶赫那拉。咸丰元年（1851年）例选秀女，16岁的那拉氏被选中，次年5月入宫。她入宫后，深受咸丰帝奕泞的宠爱，被封为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年）晋封为懿嫔。咸丰六年（185年）她生了载淳（即同治帝，咸丰的独子），“母以子贵”，于是又晋封为懿妃。翌年，更晋封为懿贵妃。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死前遗诏立年仅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7月18日，那拉氏以嗣皇帝生母的身份与咸丰的皇后钮枯禄氏同被尊为皇太后，钮枯禄氏称“母后皇太后”，那拉氏称“圣母皇太后”，合称“两宫皇太后”。9月，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钮枯禄氏为“慈安皇太后”，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此后人们习惯称那拉氏为“慈禧太后”。由于她曾住在紫禁城内西宫，因而俗称“西太后”。
慈禧在咸丰死后，利用嗣皇帝幼冲的有利时机，诱胁慈安太后并勾结恭亲王奕诉等人，发动宫廷政变从诸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夺取朝政大权，慈禧一跃成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她曾总揽同治、光绪两朝的军国政要，主宰一切。其统治时间长达48年之久，是仅次于康熙、乾隆而位居第三的满清王朝统治者，也是大清帝国空前绝后的大独裁者。西太后慈禧在位的48年中，做下了大量祸国殃民的坏事，可以说是罪行累累馨竹难书。
1894年11月，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并且局势发发可危之际，慈禧太后却全无心肝地要在北京城举办她“60整寿”的万寿庆典。从这次极度奢侈糜费的所谓“六旬庆典”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大清帝国已是多么的荒淫无道。此正应了当年坊间的一句民谚：“大清国不亡，天理不容哇！”
当时，为了筹办慈禧的这次“生日庆典”，清政府早在两年以前就开始大肆铺张地进行准备。后来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究其原因其中一条就是装备不行。岂不知，当年装备北洋海军所拨的巨额军费，就全给慈禧挪用修了颐和园了。所以当年在北京某城门口就曾贴出了这样一副对联：
“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甚至还有人更加尖锐地讽刺道：
“一人庆有，万寿疆无！”
由此反映出当时人民对统治者不顾国难当头而大办“万寿庆典”的无比愤慨。
当时为了举办这次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万寿庆典”，需要大量的经费开支。这笔数目巨大的“庆典用款”，一部分由“部库提拨”，一部分由“京外统筹”。部库提拔之款，从“筹备购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100万两，从铁路经费中“腾挪”200万两，“共筹备银300万两，专供庆典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