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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他可以直接把这笔款子交给四川代表，但想到孔祥熙对自己的种种关照，便想来个一箭双雕，既还了四川的情，又买了孔祥熙的好。于是杜月笙给孔祥熙打电话，说四川来上海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又说只要孔祥熙出面他愿意代办。
孔祥熙当时已在政治上失意，一看杜月笙还这么给他面子，当然乐此不疲。随即安排四川代表向传义、何北衡到家中赴宴。
四川两位代表来到孔府后，见杜月笙也在座，也就明白了几分。这时孔祥熙请他们一同入席。就听孔祥熙说：“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抗战8年，四川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四川有难，孔祥熙我义不容辞。”
然后指着杜月笙，孔祥熙又说：“这件事我已经关照杜月笙帮忙具体筹划，一定会对得起四川老乡。”
杜月笙当时也像演戏似的站了起来，对孔祥熙说：“既然孔院长信得过我杜某，我一定效犬马之劳。”
熟悉内幕的人都知道，在抗战期间，孔祥熙和杜月笙的关系最好。因为他们一个走黄道、一个走黑道，基本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像宋子文，虽然下野但时刻可能复出。因此孔祥熙总把他当做一个隐患、一个心腹大患。而杜月笙则不同。孔祥熙把他这种“外交策略”归结为远交近攻。
为了进一步巩固孔、杜两家的关系，他们不仅频繁往来，而且相互结为干亲。如杜月笙最庞爱他的三姨太姚玉兰，因为常到孔府家搓麻，宋蔼龄三弄两弄就变成了姚玉兰的干妈，而姚玉兰成了宋蔼龄的义女。杜月笙有哮喘病，吃了多少中药不也见好，一到冬天就犯。宋蔼龄就利用到美国出访的机会为杜月笙买药，然后带回国给杜送去。杜月笙的儿子社维藩、杜维屏和孔令侃、孔令仪都是最要好的朋友。孔令侃当了扬子公司总经理后开始走私欧美名车，赚了点钱就买了一辆最新式的美国轿车送给杜月笙，令杜月笙感激涕零。
孔祥熙最初和杜月笙交好，根本原因还在于蒋介石。虽然孔很早就听说过蒋介石早年混迹于上海，曾在黄金荣手下做过事，和杜月笙有过私交的传闻。但却不愿相信那些传闻，尽管可能是真的。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后，得到了英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孔祥熙也发现只有蒋介石能成为国民党的真正领袖。因此当他决心跟随蒋介石走的那一天起，他就为自己的言行定下了一个原则，以蒋介石的好恶为好恶、以蒋介石的原则为原则，想蒋介石之所想，急蒋介石之所急。于是，当孔祥熙发现蒋介石真的和杜月笙有一种默契后，他便也开始对杜月笙另眼相看了。
当然，杜月笙的顶峰是在抗战以前，随着日军占领上海，青帮的势力便开始流向内地和香港。日本投降后，虽在上海还颇具影响，但也是令非昔比了。
后来杜月笙的下场比孔祥熙还惨。蒋介石逃离上海前，曾在复兴岛最后一次召见杜月笙，劝杜随他去台湾。但杜明白，他如果随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也绝没有什么好下场。看看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哪一个能跟得久。孔祥熙算是久的人，十几年高官厚禄，但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将孔卖了出去。他太明白蒋介石的为人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联络那个算计这个，表面上亲亲热热，背地里就能下毒手。可是，如果不去台湾，到哪里去呢？留在大陆，等着共产党吗？
当时黄炎培、章士钊来做他的工作，说共产党希望他留下来，协助维持上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并说只要他真心拥护共产党，将功折罪，就不计前嫌。话是那样说，但谁能保证一定会是那种结果呢，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四·一二”大屠杀像钉子一样，将杜月笙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害怕呀！
想来想去，他决定去香港。台湾不去，也不留在上海。国民党不得罪，共产党也不得罪，都保持着联系。这年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年前还稳稳当当的蒋家王朝转瞬间就土崩瓦解，来日会怎样谁又能想得到呢。
1949年4月27日晚，上海郊区已响起了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就在这天晚上，杜月笙乘上了一艘荷兰客轮“宝树号”，和妻子、子女及随从数十人匆匆离开上海，而此时的孔祥熙正在美国看蒋介石的“好戏”。
杜月笙逃到香港后不久，大陆就被解放。1950年台湾当局趁朝鲜战争爆发的机会也有了喘息之机。这时共产党又开始抓紧做流落香港的知名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着联系，并派金山、章士钊赴港劝说杜月笙回上海。
老谋深算的杜月笙一面暗地里和台湾保持着联系，一西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心表示感谢。但他又表示因身体欠佳暂时不能回大陆，可以尽自己所能为人民服务，在香港绝不从事反共活动，也绝不去台湾。并找人带去口信，要留在大陆的弟子和门生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报效国家。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频频派人赴港，说服杜月笙赴台，结果亦被杜婉言拒绝。
1951年4月上旬，台湾方面突然派人来找杜月笙，告之上海人民政府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公审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并且黄金荣、杨虎将当场被枪决。中央大陆政权还将押杜月笙回上海接受宣判，这时如不乘机到台湾，性命难保。
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着实吓得几夜没睡一个安稳觉，但对去台湾他仍心有余悸。只是，一旦大陆真的派人到香港来抓他，他又当如何？直到后来，从多方得到消息证实台湾的传话是无稽之谈，他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台湾方面想诱骗杜月笙的阴谋终究没有得逞。
由于杜月笙在香港心情苦闷，经济拮据，不愿去台湾又不敢回大陆，终日彷徨，终于抑郁成病，于1951年夏天中风并随即下肢瘫痪。
没过多久，一代枭雄杜月笙在香港一命西归。据说，杜氏死后，还因为他的真假遣嘱闹了一通。
杜月笙死前确立下遗嘱，即将自己所有财产依次分给妻妾及子女。但这时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以探望杜月笙为由，节外生枝，带了一份由台湾国民党当局炮制的所谓“杜月笙遗嘱”。内容是：“杜月笙跟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未能亲见台湾复兴，死不瞑目云云。”
杜家当时对洪兰友的这一招真有点不知所措。杜月笙虽是弥留之际，但真遗嘱墨迹未干，要公然废真立假，不仅违背良心且与情与理都说不过去。但若不从，又怕得罪不起这位“钦差大臣”。最后还是杜月笙的秘书胡叙玉技高一筹。他表面上接过了洪兰友的“遗嘱”，并表示同意假遗嘱公开披露报端。
当即洪兰友满意而归。但日后港台各报纸登出的杜月笙“遗嘱”既不是杜月笙真正留下的遗嘱，也和洪兰友带来的那份有很大出入。原来胡叙玉表面上答应了洪兰友不过是缓兵之计，他实在不愿做这旷古未闻的罪人。于是无奈中采取了偷梁换柱之法，将洪兰友的“遗嘱”删改一遍，凡涉及政治的统统删去，再重新添笔润色，整整忙了一夜。
杜月笙病逝的消息传到上海后，杜留在上海的亲属希望能在上海的报纸上登出讣告，上海市人民政府予以批准。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上海，几家报纸都出现这样几行简短但却引人注目的讣告：“杜月笙老先生于1951年8月16日下午5时在香港坚化台18号寓所寿终谨此报闻。”
4．马寅初当面痛斥孔祥熙
孔祥熙在抗战时期集数权于一身，成为国民党金融财政的化身。又靠着蒋介石的庇护，得意于一时，致使当时众多的阿谀奉承承、溜须拍马之徒也纷至沓来。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不畏权势，敢于舍身取义的。因此没过多久，“春风得意”的孔祥熙不仅受到了党派争斗之煎熬，而且也遭受到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的公开批评和抨击。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当时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当面痛斥孔祥熙。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本来马寅初完全可以留在美国，过一种舒适安逸的学者生活，因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他毅然返回了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所以对孔祥熙制订出台的一系列有损国家利益和主权的法案、政策，马寅初先生当时特别痛恨并7再仗义直言，而且即使是在有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亲自出席的会议上，他也毫不留情。
孔祥熙曾对他的秘书说，他还从来没见过像马寅初这样敢于在大会上公开顶撞他的学者。
1939年春，马寅初到重庆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一片混乱。而孔祥熙。宋子文等豪门却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当时，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扬，法币逐渐贬值，市场上出现了黄金、白银和美钞黑市。而在此时，孔祥熙突然命令财政部宣布将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这等于无形中承认法币贬值一倍。一时间人心动荡，物价如脱缰的野马直线上升，市场一片混乱。对此孔祥熙不但不想办法，反而事前利用职权购进换进大量美元和黄金。一时间上行下效，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官员们也借了大量法币抢购黄金和美元，法币一宣布贬值，他们即可用一半美金偿还借款，自己净得一半。
马寅初目睹了这一切后，不禁痛心疾首。当即他便借召开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的机会，邀请孔祥熙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