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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想跟你上床——你这样，早晚把人吓跑了，我的建议——”大庆把一杯扎啤咣地一声顿在桌上，手一挥，“去他妈的，操一次是一次，别的什么都甭想，想也没用。”
说这话时，我与他坐在西四附近的一个空荡荡的酒吧里，此时正是晚上五点整，下班的人流就从酒吧外面经过。
“吴莉好吗？”
“没信儿，放我那儿的东西也不拿，人就不见了，不知去哪儿了。”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没什么原因呀——”
“这一段吵过架？”
“没有——我天天在外面，她工作忙，回来就睡觉。”
“她说过什么？”
“没说什么——完蛋了。”
大庆性格内向，自己的事儿往往不愿对人多说，这一点，朋友们都清楚，他谈论别人的时候，往往把事情的发生和结果讲一遍，然后加上原因及自己的分析，但对自己的事往往守口如瓶，如果他不想告诉你，你就别想知道。
我们默默无言，又喝了两瓶啤酒以后，大庆说：“我接了一活儿，一连续剧，在上海，剧组在上海建，演职员都是上海人，后天走——你——混吧。”
于是，我们就在酒吧门前分手，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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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走了，这一走，一去不回，听说上影厂导演室正巧要招几名年轻导演，大庆便留在了上海，又过了两年，大庆回北京拍摄一部纪录片，老朋友相聚，说到吴莉，大庆说吴莉当时给他留了一个小条后便搬到另一个城市，结了婚，生了小孩，用吴莉的话讲，叫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大庆也在上海找到自己喜欢的一切，爱尔兰咖啡，洋气的建筑，上海本帮菜，当然，还有皮肤细腻、身材细长、会说吴侬软语的上海小妞。
也许，在某个夜晚，大庆还会记起北京的一干人，还会记起他的年轻时代的生活，也许，大庆仍在坚持找寻诸如生活意义之类问题的答案——但，走在深夜北京的街道的行人当中，委实缺少了大庆的矮胖身体，连同他的声音也不见了，朋友们有时聚会，偶尔会提到他，散场后，在某个路灯昏暗的街道边，歪歪扭扭走在洒着水的柏油路面上的建成，会指着一个在街头小便的醉鬼对我们大叫：“瞧，那不是大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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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自由职业以来，有个感觉时常浮上心头，那就是生活的不完整感，大庆就是一个例子，今天你与他志同道合，一起吃饭，一起苦闷，明天他就能远走高飞，忽然不知去向，朋友是这样，别的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具体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在前面，没有一个东西把生活统一起来，我时常感到自己如同一块漂浮于河面的垃圾，随波逐流，两岸景色依次缓缓从身边经过，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到三十岁，我仍如以前一样，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什么东西又需要我，就这样晃晃悠悠地度过时光，远离一切具体的事物，伸手可及的永远是周围泛起的泡沫，是的，是泡沫，我内心不安，诚惶诚恐，总想抓住些什么，但是，当我伸出手去，捞起的总是泡沫，那些泡沫看起来仿佛是某种实在之物，待到抓起，才知什么也不是。起初，我还有些诸如焦虑希望之类的念头浮上心头，天长日久，终于麻木，看到身边希罕物件，连手也懒得伸一伸。于是，支离破碎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是的，我的生活支离破碎，纷纷扬扬，就如同一片凌空飘扬的纸屑，没有痛苦，没有感觉，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然而，在认识陈小露的时候，我还不是这样，我为她的一举一动而魂牵梦萦，而且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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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走后，我失去一个平时没事儿也可以打打电话说说闲话的朋友，因此愈显孤单，于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陈小露身上，我说过，我曾以为她会是我的救命稻草，让我看到新的生活，或者和我一起去建立新的生活，虽然那种生活是副什么模样我到现在也无从想象，但当时我却抱着一种幻想似的热望，我以为我们可以各自挣脱出身边的一切，我以为我们可以改变点什么，即使没有变好也不要紧，变坏也无所谓，至少，我认为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于是，我用三天时间写完手头的提纲，然后打电话给陈小露，告诉她，我的工作暂告一段落，打电话前，我甚至准备一篇长篇大论，用来讨论我们的将来，可惜，陈小露告诉我，她很忙，最近两天有一门课程结业考试，说等考完了再说，于是我只好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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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世上最叫人不堪忍受的东西便是等待——等待叫人不思茶饭，望眼欲穿，等待叫人灰心丧气，心神不宁，其中最折磨人的便是等待时的希望，希望，希望——但愿以后再不要提起它，每当我想到希望二字都不禁为之深深摇头，这两个字所表达的东西实在可怕，它是一种愿望，一种要求，一种叫人受尽侮辱之后仍不自觉的幻想，只要一想到它——希望，人们便能投入到更深的侮辱之中——一方面，等待唤起人的希望，另一方面，人却得忍耐，忍耐来自希望可能破灭的预感，等待就是在这两种自相矛盾的情感中一分一秒地度过的，而不幸的是，最常见的，人们等到的仅仅是破灭而已，而且，由于希望破灭，使得原来的悲哀更加深重。即使是希望成真，人们的喜悦也不会太久，因为激情已经在等待中消耗殆尽了。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那些将死的人们，想到了那些处于疾病之中却苦捱苦熬的人们，想到了那些向股市中投注股票的人们，想到了那些望着满城灯火而在其中寻找自己家园的人们，想到了那些终日坐在办公室里，面对永无尽头的琐碎工作悄悄叹气的人们，那些分期付款购得小小安宁的人们，那些被命令、被呵斥、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我想到他们的等待及希望，那些凌云壮志，那些以为一切可以改变的英雄梦想，还有那些微末的小小的希望，那些幼稚的天真幻想，那些漂浮在北京上空的可怜的精灵——所有这些未能插上翅膀的小鸟，它们都在哪里难过，在哪里哭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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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陈小露的三天时间内，我上街购物四次，买回大量至少一年以后才会使到的东西。
做饭六次，每次至少做出三菜一汤。
收拾屋子三次，程度甚至于把书架上的每本书都擦过一次。
吸烟八盒，喝掉红白葡萄酒各一瓶。
睡眠四十小时。
读小报二十份，内容纷杂。
连平时从来不看的新闻联播也当作笑话集锦看过一两次。
读正经书两本，一本安德里亚所著《基督城》，另一本意大利人康帕内拉所著《太阳城》，
两本书的共同点是，全是胡言乱语，不着边际，外国人的有意思在于，他们竟有闲心把世上绝不可能出现的可怕情况罗列出来，结集成书。
看录像两盘，分别是特吕弗所拍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以及《朱尔和吉姆》，这两个片子的女一号的区别是，前者只想让一个男人操，后者只想让两个男人操，共同点是原因相同，当然是爱情。
听了施纳贝尔所弹的八张一套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一遍，贝多芬在奏鸣曲里表现的痛苦啊抗争啊意志啊之类曾折腾了他一辈子，我不幸也被其感动，在听的时候，脑子里也曾转出过离开陈小露的念头，但音乐过去，念头立即无影无踪。
瓦尔特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威斯敏斯特合唱团担任合唱的莫扎特的《安魂曲》听了十一遍。其中的很多唱段竟叫我听出了街头流行歌曲的味道。
即使这样，三天中，我也没能改掉每隔一会儿便检查一下电话是否挂好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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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站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校门前，而对面陈小露正背着小包，手拿两本教科书向我姗姗走来，一瞬间，我竟疑心自己是否站在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商学院门口，等待一个高不可攀的哈佛校花。我迎上前去，满心欢喜，走近一看，陈小露却显得心事重重，顿时，一种古怪的不舒服的感觉涌上心头，连我的脚步都放慢了。
“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也不知能不能过。”陈小露没精打彩地说。
突然之间，我居然感到两人之间无话可说。
我陪着她走了十几米，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烟盒，抽出一支，放在嘴里，站住，点烟，深吸一口。我一抬头，陈小露也停住脚步，站在我旁边，看着我。
“你去哪儿？”我听到她这么问我。
“我？”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上午我接到她电话，说要我到学校门口接她，但接她以后怎么样却没提，她这样一问，我更摸不着头脑了。
“你今天有事吗？”她又问。
“没有。”
“你陪我去友谊擦车吧。”
我点点头，未说一声，我们一前一后，走向路边她的汽车。
“我总是在友谊擦车。”她说。
我们上了汽车，开到友谊宾馆里面的一个停车场，有工人上来擦车，我站在一旁，正是下午四点半钟，停车场上没什么人，阳光充足，陈小露与我站在一起，看着工人们用接着水龙头的皮管子把车冲洗干净，又用肥皂水擦了一遍，又用水冲去肥皂，又拉开车门，把仪表板、方向盘擦干净，拖出脚垫子，在空中抖净尘土，最后是玻璃，里里外外、一块块用拧得干干的麂皮擦得透亮，这中间的半个小时，我们几乎没有说话。
“你有事吗？”玻璃擦完，我问她。
“我有一朋友约我找她，她开一个广告公司，就在蓟门桥，我们好长时间没见了，我要去看看她。”
我点点头。
“我还要去一个地方找一个人，去拿一封邀请信用来办护照，下个月我要去一趟泰国，我——我老公要我去的。”陈小露总把她的台湾人称做老公。
我再次点点头。
“给我一支烟。”她说。
我把烟递到她手里，她就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