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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一下我们的信仰当中的其他层面。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是个人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态度，那么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又当如何理解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呢？
摩尔的著作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区分作为精神属性的善和作为行为属性的公正。关于行为的一般法则，他也有所论述。他关于正确行为的可能性的理论对我来说尤为重要，我把我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于研究这一课题。我的写作受到了来自于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和罗素的《数学原理》两方面的影响。然而对于该书的绝大部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还没有注意此书在这方面的特点，也还没有对它尽量加以运用。我们沉醉于那些华而不实的礼物中，却还没有开始玩推断的游戏。我们生活在柏拉图的《对话集》中，还没有接近他的《理想国》，更不用说他的《法律篇》了。
这使我们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我们已把享乐主义抛出窗外，又放弃了摩尔那些很成问题的利益计算，从而回到了现实中来。社会行为本身即是目标，而不仅仅是在我们理想之外的悲哀的责任。不仅仅社会行为是如此，生活中的一切行为：权力、政治、成功、财富、野心都是如此，另外还有经济动机和经济标准，尽管这在我们的哲学中并不像那位做毫无意义的收藏的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看待得那样突出。因此，我们成了这一代人中最早，也许是唯一的摆脱了边沁传统的人。实际上，起码就我自己来说，我当然没有把外部世界抛到九霄云外。我只不过是在反思早些年里，我们认为思索和交流应当排斥其他一切目的的想法。在这篇回忆录中，我并不准备解释为什么摆脱了边沁传统就是一大进步。不过，我的确认为，正是边沁主义传统在蚕食着现代文明，它应当对现今的道德败坏负责。我们过去总是把基督徒看作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似乎就是传统、保守和欺骗的代表。实际上，是把经济标准奉为圭桌的边沁的功利主义计算在破坏着大众的理想。
不仅如此，正是从边沁传统的脱离，再加上我们始终不渝的个人主义哲学，使我们所有这些人都避免了从边沁主义矫枉过正到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我们没能保护我们的后辈们，也没能使他们满意，因为我们没有提出能与这种虚假的经济信仰相抗衡的东西。不过，我们自己——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说所有我们这些人——还都能免于这种病毒的侵害。我们有我们最后的避难所，正如罗马教皇有他的最后避难所一样。
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但摩尔不仅仅在第五章“关于行为的伦理学”中讨论了行为的义务，即应当通过因果联系在未来的数个年代中创造出最大可能的善（这部分的讨论充满了谬误），而且还指出了个人遵循普遍原则的义务。我们完全否认个人有遵循普遍原则的义务，我们主张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加以实事求是地分析。智慧、经验和自制力正可以胜任这一切。这是我们的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毫不动摇地维护着它，在外部世界看来，这正是我们最明显和最危险的特征。我们拒斥那些传统的道德、保守的观念和陈腐的智慧。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是不道德的人。考察其后果就应该考虑其价值所在。我们不承认有什么道德义务或内在约束，我们也不准备顺从或遵守什么。在天堂面前，我们自己对自己进行审判。我逐渐意识到，这也许更像是俄国式的特点，总之英国不是这样的。这产生出了一种虽然有所隐藏但却普遍存在的自我怀疑，怀疑我们的动机和行为。这种怀疑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存在，而且仍将继续存在下去。它笼罩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相关的生活。现在，我认为，这种怀疑是有正当理由的。然而，就我自己来说，已经无法改变了。我是，并将永远是，一个不道德的人。
然而，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惊世骇俗的。但是，即使当我们完全正确之时，也往往会令人震惊。其中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看法的基础是薄弱的，它建立在一种先验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而这一错误却是灾难性的。
我说过，我们是最先摆脱边沁主义的人。但我们却是18世纪另一项异端邪说的坚定的继承者和拥护者。我们是最后的乌托邦论者，或者是人们有时称作的社会向善论者。我们相信，人类的道德水准将会不断进步，因为人类已经拥有了一批值得信赖的、理性的和正直的人们，他们在真理和客观标准的引导下，能够摆脱那些传统的、保守的观念和陈腐的行为准则，并且自此以后，形成他们自己的信念、纯洁的动机以及关于善的可以信赖的直觉。人是理性的这一观点在1903年之后就绵延不绝。它存在于自私自利——这被称为合理的自私——的伦理学之中，正像它存在于康德和边沁的指向普遍的善的一般伦理学中一样。正是由于自私自利是合理的，才可认为个人主义体系和利他主义体系在现实中的结果是相同的。
简言之，我们反对原罪说的各种版本，我们对人的内心存在罪恶之源的愚蠢说法嗤之以鼻。我们也并不认为文明是建立在个人和少数人意志之上的摇摇欲坠的大厦，而只能以苛条酷律和阴谋诡计来维持下去。我们对传统的智慧和习俗的桎梏心存大不敬。正如劳伦斯和路德维希所说，我们不尊敬任何事和任何人。我们也不准备尊重那些为制定生活秩序（正如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做出杰出贡献以及精心保护这一秩序的前辈们。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说道，最好的一套法律就是禁止年轻人询问法律的是非，而老年人却可以在年轻人不在场的时候把他们发现的法律中的缺陷通报给统治者或其他老年人。这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名言。作为我们的普遍的精神状态的原因和结果，我们大大地误解了人性，包括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性往往流于肤浅，不仅仅在判断上是这样，在情感上也同样如此。我们不仅仅在精神上是前弗洛伊德主义者，而且丧失了前人具有的某些东西。我现在仍然无可救药地相信别人的感情与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也相信自己）。有一个微小但却鲜明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正常”思想的荒谬性，那就是抗议的冲动——给《泰晤士报》写一封信，在吉尔德大厅召集一次会议，或者当我预想为“正常”的事情未能实现时捐助某个基金。我大喊大叫，就像真的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权威或标准一样，这可能是相信祈祷的功效的遗迹。
我曾说过，人是理性的这一虚假观点往往会使我们的判断和情感流于浅薄。在我看来，摩尔关于“理想”的那一章罗列了有价值的各种感情。人是理性的这一看法，不仅没有促进理性，反而破坏了理性。它忽视了某些强有力而有价值的情感源泉。人性中某些自发的、不理性的冲动往往具有某种价值，因而我们的完美的体系出现了缺口。甚至某些与罪恶相关的情感都有一定的价值。除了那些自发喷涌的、甚至是邪恶的冲动之外，还有一些不为我们所了解的有价值的思索与交流的对象。我们所了解的是仅限于那些从生活秩序或生活模式的一致性以及情感中激发出来的对象。我们一定还记得佩利的名言：“虽然我们常常谈及知觉存在的一致性，并把幸福、苦难、欲望、利益和情感都归结于此，但实际上，除了个体之外别无他物存在”。不过，我们使个人主义走得太远了。
当时间指向1914年的时候，我们的人性论的浅薄或者说是错误就愈加明显了，而这也正偏离了人性本善的论点。如今，一对情人的短暂相会与快乐完全纠缠在一起，而这正是曾经被拒绝的，生活的模式有时不过是一系列短暂而浅尝辄止的“私通”。我们对于生活和各种事务的评论是睿智而有趣的，但又是极易击破的——正像罗素、我和劳伦斯之间的谈话一样——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关于人的本性的确切诊断。伯蒂把各种根本不可能相容的观点兼收并蓄起来。他一方面认为人类事务的发展进程是不理性的，一方面又认为解决办法是既简单又容易的，因为我们只需遵循心中的理性就够了。讨论这方面的实际事务是件令人厌烦透顶的事。而如果把那些隐含的、暗藏的、无论是好是坏的情感抛开，讨论人的本性也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在时间过程中考察生活模式，并且不再把它看作是一系列独立的、不连续的闪烁，那么唯一起作用的就是人的精神状态，然而，精神状态体现价值的方式，以及其对象都是各种各样、丰富多彩，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我想起，在过去，我们处理这种经验的多样性的办法是不合理地扩大了审美经验的范围（比如说，在悲剧情绪这一名义下，我们会研究它的各种分支）。并且把那些人类经验归为审美经验，通过这种错误的归类来消灭多样性。
如果我就此忽略我们的优点——我们的魅力、智力、超凡脱俗和热情——我可以把我们看作水蜘蛛，它在水面上优雅地掠过，像空气一样轻盈适意，没有激起任何的漩涡，也没有触动水下的潜流。但在劳伦斯那无知、嫉妒、暴躁而恶意的眼光注视下，我们这些人的品质又是多么令人生厌啊：在薄薄的熔岩表面上跳跃的理性主义；对粗俗感情的存在与价值的忽视；既放荡不羁又大逆不道；与邦尼的朴实相比显得故作聪明；把奥特兰的高雅看作是糖衣的毒药。这些，对我们这群可怜又愚蠢、还满怀好意的人来说是多么不公平啊。但这就是当劳伦斯1914年说我们已经“不中用了”的时候还不无道理之处。
1938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