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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与蝗虫一块飞翔。但我不敢确信，我将不会宁愿与劳合·乔治混合，与德国的政治犹太人相比。
精英的聚会第六篇 两篇回忆录
第六篇 两篇回忆录
《两篇回忆录》序
这儿印出的两篇回忆录是凯恩斯勋爵晚年所写读给一小群老的和亲密的朋友的，我是其中之一。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们一年聚会两三次，在一个餐馆进餐，饭后通过听我们一伙中不同成员大声读一篇、更经常是两篇回忆录，来唤起我们对昔日生活的回忆。
此后的年月中，这种聚会经常地在凯恩斯勋爵的宅第里举行——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一个夏夜在蒂尔顿会面。非常经常地我们在戈登街第46号会面。
莉迪亚总是欢迎我们，引我们上楼到一个大房间，这房间是凯恩斯通过将46号和47号起居室打通为一而建设的。梅纳德常斜倚着躺在长沙发上以休息他的心脏，一盏读书灯在他旁边，他的头在阴影里，有时用他自己关于正在读的人谈到的事件或人物的记忆加进去。
这些回忆录的第一篇无需强调——其主题是具有巨大的历史重要性的。它提供了对停战信号发出后，继续在1919年对德国实行食品封锁达数月之久负有责任的人们的性格与生活的极其清晰的分析。在当时最优秀的评论家看来，那种政策在政治上看来是不明智的；他们的观点被这一事实所证实：封锁的持续被希特勒最有效地利用了，对于他通过宣传——对抗和约以及和约制定者们的宣传——加强他的地位是最有利的。
两篇回忆录都保持原貌印在这儿，带着它们被读向的小圈子里的人们能迅速领会的隐义和个人的诙谐。我没有全部予以注释，但我添上了那些名字的清单，因为它们未被完整地提到；以免误解或费解。但请这本书的读者记住，那是他的特权。这是仅为那些人的耳朵而写的：对他们而言，作者能毫无保留地说，他们永远不会弄错他的意思。许多人觉得，真实与智慧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优点，它们只有戴着得体的面纱，才应出现在公共场合。这儿没有面纱，但那时这些回忆录并非为发表而写，现在它们被发表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它们丰富的趣味或因为文字上的优点——尽管它们，我想，处在凯恩斯勋爵写过的东西中最佳者之列；它们被他的遗嘱执行人所发表，以满足他遗嘱中的一个明确愿望：这些文章，这些他未发表的单独的著作，应予以印行。
戴维·加尼特
精英的聚会第三十八章 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位被击败的敌人
第三十八章 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位被击败的敌人
在伦敦，与和平会议相联系的官员中，没有任何人知道会议何时开始。这符合首相的一贯方法。必须有足够的官员无所事事，以备他万一需要他们；但是，会议的真正事务将由他本人和其他两位（或者可能三位）亲信来处理。官员们对进行着的事情了解越少，他的双手就越自由。于是，在某个特定日子──事先不予宣布──首相会动身前往巴黎；但会议进程将以巨头们之间的非正式会谈为开端，官员们何时被需要，他们最终或当时将干什么，是非常不确定的。
这就把他们置于最尬尴的困境之中。早些启程前往伦敦，可能意味着：当他们抵达那里时，会无事可干；而在伦敦他们的办公室中，却有一大堆事务等着完成。另一方面，那些已经努力被选入会议工作人员之中的人，已使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很重要，没有他们，会议是根本无法开始的。此外，与其他人和工作相联系，每个人的位置很不确定，所以存在极大的风险：在现场的那些人有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上车”。最后，麦基斯蒂克饭店被认为无与伦比地壮丽，最后到达的人可能不幸失去入住机会。
面临这些问题，我决定采取折衷做法，把我的秘书杰佛里·佛赖伊送上旅途，去抢占房间；不过，对这个任务他没能显示出强大的胜任能力。我也把我的主要顾问达德利·沃德送上了旅途，去探知气氛、汇报小道信息、保护财政部的特权、并及时迅速地打电报以防患于未然。对所有这些任务，据我所知，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19年1月，上旬，当我终于到达巴黎时，情况正像我预料的那样，还没人知道会议正在讨论什么、或者它是否已经开始了。但那麦基斯蒂克饭店的特殊气氛和预演已形成和确立，打字员们在休息室喝着茶；餐厅服务员已使自己与餐馆服务员区别开来；从苏格兰大院来的安全官员焚烧着法国清洁女工觉得没用的废纸；那种可怕地方的发烧的、持久的和讨厌的闲谈客，已经充分发展出卑微、愤世嫉俗、藐视一切和惹人厌烦的兴奋的特殊味道，那种味道是永远不会淡化的。
不过，我抵达以后也发现，达德利己打听到一件事情；虽然它与会议无关，却有些意思和重要性。1918年11月11日，当一项停战协定已与德国订立时，它仅曾被视为海军和陆军当局的事，没有非军方权威人物出面或被商及。这类可能需要与敌人在陆地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将是陆军的事情；那就是说，将由福什、并且仅仅由福什来处理它，而没有其他协约国的任何军事代表相陪伴。英国海军在海上同样拥有的那些无可非议的特权，由海军上将布朗宁代表，那人是一头最乖戾与无知的海豹——有一只真正的大爪子而非手，具备极强的航海传统；他的头脑中没有什么主意，有的只是对一个屈辱的失败之敌的灭绝和进一步的羞辱。当这些安排初次达成时，设想的可能是停战将只持续几星期，下列问题却被忘记了：封锁的持续，对敌方国土的占领，以及许多其他方面，必将导致无穷的金融和经济问题，而这正是非军事部门的事情。法国人迅速抓住了形势中可能的机会。
那时，达德利·沃德所发现的是，在福什所管辖的整个事务进程的掩盖下，法国人已经任命了一位财政代表；他未与其他协约国协商，正在同德国人进行直接的财政谈判——就在海军上将布朗宁的鼻子和瞎眼睛底下。谈判的事项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一向非常怀疑、生怕自已被晾在后面的美国人，首先发现了这件事。沃德就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这个消息。因此，美国财政部代表诺曼·戴维斯与我商定：如果我们于一两天后登上马歇尔的列车前往特里尔——他将在那儿会见埃茨贝格尔和其他德国人，以讨论或指示目前事务——这会是极为有趣和可能有益的。我向洛德·哈德格发了一个通知，并给财政大臣发了电报，书情就这样安排好了。时间一到，我们就踏上了马歇尔的列车。显然，这令他感到讨厌，但他对我们无可奈何。
我不记得曾见过关于马歇尔·福什的详细报道。他的照片是尽人皆知的。但在空洞的外表之外，对他的普遍想象是怎样的呢？这位马歇尔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和他粗壮的妻子在生活方式上，是一对非常资产阶级化的夫妇——这些，人们已听过多次，它是很有趣的。在印沃雷兹和特里尔，我形成了关于他的下述概念：
福什属于一种法国小农的类型，相当矮，是明显无疑的罗圈腿；他的小胡子蓄得很糟糕，他总是用力扯它；在印沃雷兹他的办公室里，吸着烟斗；在听令他厌烦的平民讲话时，他有个非常典型的怪癖：大概通过舌头对着假牙的运动而使下唇耷拉下来，并使它在风中轻轻摆动。他早早起床、早早吃饭并早早休息。他无自我意识，也不自高自大。他具有一种权威风度。这些品质，赋予他一种仪容和一种相当可观的尊严。如果不知道他是谁，你不会注意到他。但当你被告知那就是伟大的马歇尔时，你也不会完全失望。我怀疑他是否太雄心勃勃。
在严格意义上说，根据他狭隘的思想看，他是一位军国主义者。他相信，在军方事务和民方事务之间，存在绝对的、清楚的区别。前者自有其重要性，平民对此管闲事是不可容忍的。关于民方与民方事务，他是完全无知并声称如此。他以一种礼貌的蔑视来看待它。正如牧师们和耶稣会会员们有其特定事务、他们公正地厌恶门外汉们的干涉一样，军方事务也应被免予干涉。
我可以肯定，福什的思想和性格属于极为简单的那种——属于一种近乎中世纪式的简单。他是诚实的，无畏而不懈。但人类事务的十分之九，被他从视野中抹掉了，他的头脑不能容许对它们有所注意。因而，在适宜的环境中，就像其他那些狭隘与自以为是的头脑加上虽有力的简单个性的人们已显示的那样，他有能力对人类福利构成危险。但是，你千万不要因此而高估他的重要性。尽管他是个真正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小农。
我丝毫不了解，马歇尔是否亲自写他的报告。但他通过口头语言的自我表达能力是孱弱的。在委员会中，他倾向于默默地坐着，长时间面无表情，直到被问及他的意见；他整天都以这种态度，毫不妥协、不可说服地表达他的意见。有时，魏格德将军，侍从他的精灵，会基于马歇尔的利益而发言。这位马歇尔毫无辩论艺术，也毫无劝说艺术。除非在他能通过军事权威赢得一天时，作为主席他是不胜任的。因此，对于如何应付外国政府文职代表们的一次会议，他几乎没什么概念；不过，在总的方面，他保持着好脾气。我见到福什的第一次场合，是在一片普遍的人声嘈杂中，他无力地摇响一个小铃；但对于文官们的无序，他似乎更多地感到轻视，而不是恼怒或惊讶。
在和会期间，特里尔之旅是我唯一打桥牌较多的时期。在火车上碰巧有四个人：诺曼·戴维斯，这位美�